一种印迹符号，让我记住了三个春节
文/周大策
不算今年的春节，我已经过了81个新年，而我记得住的只有3个，因为这三个春节有一个相同的印迹符号: “ 贫困”！因此记忆深刻，终生不忘。
辛丑年春节即将來到，不由得我再次打开记忆的簿册，轻轻地翻阅着由灰暗的色彩勾勒出的那三个春节的凄苦画面一一
建国前的1946年春节
那时我7岁。我家仅有几亩地，一头毛驴，生活很贫困。
爷爷是山东人，一直沿续着老家的传统文化习俗。每到过年时，都要“挂家谱”，摆供桌，请先祖回家过年。
摆供品，馒头是不可缺少的。那年家里买多少面粉，我不知道，只听妈妈说留出年三十午夜和正月初一早晨包两顿饺子的面，剩下的面就不够蒸上供馒头的了！
大约在腊月二十九前后的一天，不知妈妈从谁家借了一盆白玉米面粉，回到家里急忙烧水烫面，分别把玉米面和白面发酵上了。两种面发好后，妈妈先把白玉米面作成馒头状，然后把白面擀成薄片，包在玉米面“镘头” 上，蒸出一锅掺假的馒头。从外表看，谁都看不出破绽！
三年困难期的1961年春节
当时，全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质十分奇缺，大东北虽然比关内稍好一点，但也是家家缺粮，天天“瓜菜代”，人人喊饥饿。
那时，农村走集体化道路，村民的生活全依靠生产队。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规定，不允许家庭养猪养家禽、种蔬菜，这些生活必需物品，全由生产队解决。逢年遇节，生产队杀猪大家分肉。
不知怎么搞的，这个春节我家生产队没有育肥大猪可宰，因而家家没有过年的猪肉。农村各地没有卖肉的，只有县城里有卖肉的，但那是凭票供应市民的，乡下人有钱也买不到。
我是公立小学教师，属于供应户。过春节，凭票供应每口人四两猪肉。我家就我一人吃国家商品粮。腊月二十九上午，我到公社粮店买回这四两肉。
我家老小九口人，用四两肉包饺子，肉实在少得可怜。肉少那就多加蔬菜补缺吧！可又没有什么菜。秋天，生产队分给社员的过冬菜数量不多，吃了半冬所剩无几，家家既缺米又缺菜。
所幸，年三十上午，妈妈从仓房的角落里，找到一个老角瓜，冻得棒棒硬，把它拿屋里缓一缓，我妻子扒去角瓜外面的老壳，露出被冻成丝瓜样的瓜肉來，用开水焯一下，剁成饺子馅，数量太少，又掺进点咸白菜，勉强包出一簾饺子。
吃年夜饭时，把煮好的饺子，先捞出几个上供，剩下的，分别盛在9个小碗里，每碗5个饺子，每人一碗，余出几个给爸爸和3岁的小弟弟了，全家人像征性地吃了一顿过年饺子。
这顿过年饺子，无论从数量上说，还是从质量上讲，至今想起来，我心里还是酸酸的！
文革期间的1968年春节
1965年8月，我从农村小学校调到县广播站工作。第二年冬，妻子和儿子也来到县城。
那时候，我月工资36.50元，三口人在县城里生活，日子过的挺紧巴。房漏偏遇连雨天，那时父母身体都不咋好，两位老人轮番来县城看病。生产队分值很低，社员们辛辛苦苦干一年，也分不到几个钱，有的人家连口粮钱都挣不出来。五个弟弟妹妹，都没成年，靠父母挣工分，扣出领口粮的钱，也就没多少钱了。所以父母治病吃药用钱都得靠我，我的日子更加吃紧。
春节放假，每天的广播照常。值班播音员家在外地，只得由我替她顶岗值班，所以，这个春节我们三口人就没回农村同父母过年。
腊月二十八，我购买完春节供应的物品后，手里就没有钱了。这时我想到一个问题，正月初几万一农村有人来串门，得买酒菜招待呀！可我兜里没有钱，怎么办呀？借钱解燃眉之急，可新正大月的也不好意思。那时借钱，还不如在年前借！可又向谁借呢？我们单位二十几个人，家家都不宽余，尤其到年跟前了，都缺钱，急得我团团转。
正当我一筹莫展时，幸好腊月二十九上午八点多钟，我在街上遇上了单位王站长的妻子。王站长是老干部，工资比较高，他妻子在县针织厂上班，相对经济条件好一些。我想今天就得向她求借了！可到张口时，又不好意思了。俗话说“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 犹豫再三，最后只好硬着头皮，面带窘色地低声问道: “嫂子，你有钱没有？” 王嫂是个侃快人，马上反问一句“你用多少？”我一听，有门！心里挺高兴。我伸出巴掌说:“五块。”王嫂二话没说，从兜里拿出五块钱递给我。
我兴奋地揣起这五块钱，顿时觉得“我有钱了”。那时凭票供应商品，一斤猪肉八毛多，一斤散装白酒也八毛多，一斤冻鱼四五毛钱，五块钱能酒和菜，能招待几个客人。我揣着5元钱，心里有底儿了。因而这个年，我过的很踏实、很轻松！
说一说这些陈年旧事，我觉得挺好的！虽然都没离开“贫困”这个主旋律，但回忆却是甜的。我认为只有记着昔日之困苦，方倍觉今日之甘甜。看看今天的中国，全国人民的日子，丰衣足食，蒸蒸日上，生活在人间天堂，比过去强百倍。所以，我一回忆这些往事，心中就油然而生发一种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快乐感！
作者简介：周大策，现年81岁，从机关退休。喜爱文字，曾写过大量的新闻稿件及一些文学作品。自2020年初开始步入诗词之校门，成为一名老龄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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