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同学和朋友都叫我写回忆录，这是真办不到。因为太平淡，无事可写，也无可看性。但写军旅生涯中难忘的几件事，几个人，对自己有帮助，有教益，还是可以做的。过了元宵了，不再有什么忌讳了。我首先写一写我们都认识的一个同学。他虽走了四十多年，但我是真忘不了他，写这篇文章，用鲁迅的话说，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我想对你说

每每在老家战友聚会时，我就会想起一个永远来不了的战友。他就是我的小学、初中同班同学，自小的邻居，同期入伍的战友陈法荣。虽然他离开我们四十多年了，但是他仍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

一九七二年，我在师组织科任干事。保卫科的人告诉我，四团二连的一个战士是你老乡，精神有问题，扬言只找你谈。于是，他们要求我接触一下陈法荣。如有什么出格言论，随时报告，他们会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出格言论扩散。我一听大为震惊。法荣，我还不了解吗？平时性格内向，胆小怕事，沉默寡言，说他会有什么出格言论，打死我都不信。由组织安排，我们单独会了面。一见面，他就神神叨叨说，“荣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张春桥是奸臣”。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说这句话的人，是胆小怕事的老同学。那是“文革”年代，张春桥正如日中天。他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好在只有我与他俩人，没有外传的可能。我马上制止他。“法荣，你和我都是小人物，管不了那么大的人物。我们谈谈自己的事。能帮，我一定帮”。而他却说，“我是小兵，你是干部，又在师部。你帮我把这个秘密报告上去，除了一害！”听此，我无奈了。我规劝他，如有病快看病，其它事少管。省得惹麻烦。听了我的话，他有点失望。至今，我都整不明白，他当时是怎么识破张春桥是奸臣的，而且那么执着要去告发。他即使精神错乱，怎么会扯到张春桥？事后，我向保卫部门报告，他精神可能有问题，前言不搭后语，思维混乱。保卫干部突然问，他有讲过谁是大坏蛋吗？我断然否定。陈法荣算逃过一劫。后他们连队安排他去常州的一所部队精神病医院检查后，被留下住院。

时过数月。二连指导员参加上级培训近半年。二连离师部近。师里安排我去二连代指导员。二连的原指导员是六四年入伍的，连长是六六年入伍的。最老的兵，就是我们这批六九年入伍的。我去代指导员，有利条件是有一批老乡战友，好相处。不利条件是，都一个车皮拉来的，才过去三年多，他们中有的当排长，有的当班长，付班长，有的还是没入党的大头兵，而我成了他们的连首长，管理不太方便。好在我是机关下来的，平时与他们没什么过节，当时他们对学历高一点的也比较服气，所以我在连队工作还算顺利，连队建设也受到团里表扬。谁知，一天早上，还没吹起床号，我在睡梦中被通信员喊醒“指导员，指导员，有人自杀了”。我一骨碌起来，喊卫生员急救。通信员无奈地说，“来不及了，血都凝固了”。事后了解到，陈法荣，趁凌晨大家熟睡时分，拿了班里步枪，到离连队比较远，比较偏僻的一个厕所，自杀身亡。当时我马上安排善后，把他的遗体送到殡仪馆。同时把这事件报告了上级。上级答复很严肃：一，陈法荣自杀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行为，必须开除党籍，军籍。二，不留骨灰。三，通报当地政府与家庭，说明自杀性质。四，做好连队人员思想工作，站稳立场，划清界线，保持稳定。这四条，我最难执行的是不留骨灰这一条。人都没了，什么党籍军籍有没有也无所谓。但骨灰不留，我怎么向他老父亲交待？怎么对得起老同学。我悄悄地问殡仪馆的人，最便宜的骨灰盒多少钱。他们答，劳改犯死了一般都用八元一个的。我又问，正常人死了一般的骨灰盒多少钱，他们答，二十八元。于是，我选了一个二十八元的。差不多是我半个多月的工资。钱问题不大，问题是骨灰盒放哪里？上级明确不能留骨灰。一旦被人知道，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我只好用雨衣把骨灰盒包好，偷偷带到我自己的房间，藏在床底下。我对骨灰盒没有丝毫的害怕，担惊受怕的是被人发现。怕什么来什么，有天通信员打扫卫生，整理床下物品时，无意发现一个骨灰盒，吓得他大声喊着跑出门外。于是大家都知道我不仅保留了法荣的骨灰，而且把他的骨灰盒放在床下，朝夕相伴。消息很快传到团里。团工作组很快进驻连队。团的副政委找我谈话。大概意思，我的问题是老乡观念严重，是非观念淡薄，政治立场不坚定。最后说，你是师机关的人，我们没法处理。听师里意思吧。我在连队忐忑不安等待了几天。师里一个电话把我召回师部，算是代职结束了。回科上班。王科长单独找我谈了话。他说，这次你私自保存自杀战士骨灰盒的事，从组织角度讲，同意团里的结论。按这个结论，撒了你的职也不过份。但，我个人觉得你这样做也正常。讲同学情，老乡情，战友情也可以理解。好在你临时下去代职，我冒点风险，要你回来，就不了了之了。但，这件事造成影响面太大，影响你的长远使用是肯定的，你要有思想准备。说实话，当时只要平安过关就是万幸，哪还管得了今后升不升迁？至今，我仍感谢当年替我担风险保我过关的老领导。

在连队研究谁来接待法荣家长的时候，谁都不敢接这棘手的任务。见状，我表示，只要是骨灰盒能保存下来，给来的人有个交待，我就願意一人承担这个接待任务，保证做好工作。于是大家就默许了我的要求。老家公社的武装部朱部长陪着陈法荣的老父亲来到连队。我责无旁贷地接待了他们。朱部长是一脸的无奈与失落，法荣爸爸穿着雨鞋，背更驼了，腰更弯了。法荣爸爸一见到我，眼泪叭叭往下掉，怯怯地对我说，“当年，你们都是一起戴着大红花，穿着新军服出来的，现在你们都好好地站在我面前，而我家法荣却没了。我没什么要求，我带不回我儿子活人，只求部队让我带走他的骨灰盒，带回他的魂。行吗？”我忙说，“行，肯定行。一定让法荣魂归故里”。朱部长半信半疑地问，“他有骨灰盒吗？”“有啊。在我房间里藏着哪。”朱部长听罢居然也含着泪说，“谢谢，谢谢部队，能如此通情达理。”说完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第二天，我送他们时，在市里一个饭店请他们吃饭。朱部长，拉我一旁，悄悄地说，荣斌，谁都知道出这种事最难交待。我来就作好被部队冷落甚至埋怨的准备，也作好空手而归的准备。你知道的，法荣的爸是多本份多厚道的一个人啊，出了这种事，他只能把失子的悲痛咽在肚子里，埋藏在心里。但一路上他泪水未断，唸叨不断，就想要到儿子的骨灰盒，把他带回家。这年头，我恰恰最怕的是部队做不到这一点。没想到，你们做到了。这回去一路，我就心安多了。我说，是部队，是我，对不起法荣，对不起法荣爸爸，对不起您。说罢，我们三个男人都流下了泪水。

说对不起法荣，也不仅仅是我一句客套话。虽说没有我直接责任，但我是这个连队的指导员，是法荣的首长，这件事，我至少得负领导责任。法荣自杀与他的精神不正常有直接关系。但导火索是他不願意退伍，而部队却硬性要求他必须离队。他因病住入精神病院后，病情得到有效控制。但没有根治。按理讲是不能作退伍安排的。但当时部队就作了一刀切。把他列入必须退伍的对象。这时医院又要安排他出院。慎重起见，我去常州精神病院了解他的病情。医生告诉我，坚持服药就可以出院了。我不同意，既然要服药，就说明病没治好，就不能出院。但医院态度强硬，必须办出院手续。我只好带法荣回到连队。回连后，我每天晚上交待卫生员去监督他服药。这样平安无事半个多月。有天晚上，我到外点去检查工作，很晚才回连。他没按时服药，恰恰在这个晚上，有一个战士告诉他，虽然他有病，但团的退伍命令里仍有他的名。这一下子刺激了他的神经，一时想不开，饮弹自尽。

由于他非正常死亡，认为死的不光彩，他家也受到不正常待遇，低人一等。到了一九八四年，离法荣死也有十多个年头了。我在一个军事院校当组织处付处长兼党委秘书，看到一个文件有这样的精神：凡在文革中因病而自杀的可以作病故处理。于是我联系老乡战友陈兴宏，在他的帮助下，通过上访等，很快落实了政策。法荣家成了病故军人的家庭。法荣的父母都得到了抚恤费，安度晚年。法荣的骨灰盒也入土为安。

今年是我们入伍五十周年，老家战友都在组织各种纪念聚会。在这个时候，更让我想起法荣来。我想对你说，法荣啊，你是不该走的，更不该走的那么惨烈。但，这不是什么罪过。你放心，你是病故军人，你的家是病故军人之家。理应受到人们的崇尚，尊重。政府也给了你家，你父母应有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你可以安息。我还想对你说：

我不如你，

你当年识破张春桥的真面目，而我不能；你敢告发，而我不敢。

我愧对你，

我们是同班同学，是邻居，是一个车皮拉去的战友，我却没照顾好你。我们一起离家的，却不能一起回家。

我忘不了你，

你忠厚本份，为人诚实。是我的好同学，好战友，好同乡。今年我们当兵五十年了，都在搞纪念聚会，我代你向战友敬酒，我代你向战友问候！也愿你在天之灵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