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一个傻子说:“你要到哪里去?”傻子说:“不知道。”我说:“你真是个傻子。”傻子说;“如果是傻子就好了。”
这是一个午后,春风把路边的树叶和芳草吹的嫩绿、嫩绿的,日头从西山往下飘,湖水被染成一片金黄,傻子蓬头垢面的坐在河边,踏一双拖鞋,拿一本书,有时候往河里扔石头,有时候绕河边漫步。过了一会儿,傻子上了岸,来到马路下沿的公园,在一棵树底下坐下,翻开书,看的很入迷,好象很有文化,我走过去,继续问傻子:“你这么爱看书,为什么不去上学?”傻子说:“学上完了。”
我又问了句什么,我也忘了,总之,傻子没有回答我,只是读书,我从他身边坐了一会儿。很一阵子之后,街灯亮了,人更多了,微风把肌肤吹拂的更舒服了。满天的小星星三五成群的会聚到一起向我们微笑,我对傻子说:“星星在看咱们。”傻子很没情趣的说:“有什么可看的,落魄到这个光景,狗也懒的咬,别说是星星了。”我嘴上没说出来,心想,这人真是个傻子,居然嫌狗不咬自己。
我总以为傻子要回家,他却从公园的石头台阶上来,穿过马路,沿马路通过井深园小区,一直来到艺术广场,广场上人群黑压压的,最引人注目的平台上用钢管、铝合金搭起一个架子,架子上挂着大灯,灯与灯的间隙很匀称,很多蚊子在大灯跟前跳舞,大灯底下是水泥与地板砌成的场子,场子边缘上坐了拉二胡的,打梆子的,吹笛子的,弹古筝的。与场地垂直的一块花布上绘着各种图案,图案上写着“消夏艺术晚会。”听别人说:“这是戏台。”戏台上有一个唱民歌的,嗓子清脆而响亮,唱的是:“三十里的明沙二十里的水,五十里的路上来呀么来看你,过了一回黄河没喝过黄河的水,交了一回朋友没亲过一回你……”
观众们听的兴高采烈,傻子一遍又一遍的抹眼泪。我问傻子:“怎么回事?”傻子说:“对民歌爱的太深,一听到就想哭。”
我觉得傻子说前半句时不傻,后半句就说的很傻,那么爱,又那么想哭,真的是莫名其妙。
听完歌,傻子红肿着一双眼睛回家了,他很可怜,走在路上时,傻子说:“我渴了,想喝瓶矿泉水,借我一元钱。”我当初也很老实,他要一元,就给了一元,售货员给傻子说:“矿泉水一元五角。”傻子没有买,又把那一元还给我,说:“口现在不渴了。”
傻子回家了,他的家要穿过马路过一座桥,桥对面是一条铁轨,铁轨四周是居民区,居民区后面还有一条铁轨。他的家靠近后面那条铁轨,是一个普通的小院落,有四间平房,平房隔壁是石棉瓦盖的简易棚子,墙角底下是下水道,终年被流水侵的湿漉漉的,院子中央放一辆人力三轮车,三轮车上堆一些柴火。
傻子的父亲说傻子:“干点别的吧!看书挣不下钱。”
傻子没应答,朝自己的房间走去。他的房间内只有一张简陋的床,床底下塞一摞稿纸,地板上放很多书。他一回到房间就跟木头似的呆坐半天,有时候会想很多问题,有时候会胡乱的翻弄稿纸,写一些东西。
他也不和家里人说话,他听见家里人说话就觉的乏味,无趣。
在他父亲的督促下他去打工了,在一家酒店当服务生,干了俩天就被辞了,原因是这样的:中午,很多服务员不分男女在一个大房间里休息,不知廉耻的女性坐在男性大腿上和怀里,还互相把咬碎的食物挑在舌尖上给对方嘴里喂。傻子觉得恶心,在他的意识里,人都应该举止有礼,有操守,有原则。
第二天他发现了一个更奇怪的现象:一个女员工,长的怪斯文的,垂柳般的小腰, 眼睛毛毛的,戴一副白框子眼睛,说话也很柔气。傻子觉得她应该和自己是同路人,进而联想到这个服务员应该象自己一样,上学这条路走失败后不得己才当服务员的。但他想错了,大伙都在休息,这位女性被经理叫走了,傻子觉得奇怪,就尾随她去了。
傻子当时就傻眼了,经理把那女的压在办公室沙发上,门也没关,就把手伸进她的乳房,摸了一会而又把手伸进裤子里边,嘴跟狗似的紧紧的吻她。随后把她的裤子解开,恶狼似的进入她的身体。
傻子听到那声音时捂了下耳朵,又闭了下眼睛,接着就冲进房间把那女的推了一下说:“你不能这样,你应该尊重自己,更不能玷污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理从她身体上出来,说傻子:“敢坏老子的好事,明天别干了。”
说到这里,我就更觉得傻子傻了,人家干那事他不但没躲开,还冲进去干什么,真的是傻到家了。
傻子被开除后又拿一本书走在街上,脸也没有洗,眼胶屎粘在睫毛上,他对自己说:“有时候很羡慕那些思想简单的人,就算拾破烂也能在三轮上开心的说,放声的唱,我倒是自命清高,却文不来,武不去,苦苦的活着,有什么意思?”
他又坐在一个公园里边,还把鞋子脱下,光着脚丫子在草丛里晾脚气,我为他捏了一把汗,生怕环保局的人罚他钱,他是很穷的。但环保局没来人,到是走了很多闲散的人,我估计是被他的脚气熏跑的,因为他把鞋子脱下时我闻到一股只有自己才有的味道,那就是脚气味。
我和傻子慢慢就熟悉了,不为别的,只因为我觉得他有时候傻,有时候不傻,神经好象有点问题。他拖我给他介绍工作,我把他介绍到一个包子店,店主是我的亲戚,傻子只负责把预定的包子给人家送出去。但他那个脑门实在不给我争气。
那是一个酒店,号曰“九哥,”九哥里面有一个保安,傻子给“九哥”的服务员送包子时本来是要乘坐电梯的,当他把电梯上那个表示上的箭头按了一下后“九哥”的保安把他肩膀上捏住,说:“卖包子的走什么电梯?”这句话在我看来很正常,因为卖包子这个行当只有下层阶级的人才干,而下层阶级的人是不能坐“九哥”的电梯的。傻子不明白这个理儿,他好象受了诺大的委屈,对保安说:“卖包子的杂了,卖包子的也有尊严,也有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是没有等级之分的。”
他说的这些我不懂,保安也不懂,保安又把他推了一把,他身体向后斜了斜,说:“不准打人,打人是违法的。”保安说:“就打你怎么了,打你怎么了。”一边说,一边把他踢了几脚,还把包子从他手里夺过去,一脚踩一个。傻子指着保安说:“你违法了,我要告你。”保安说:“九哥你知道吗?我是九哥的人,敢和九哥的人作对,除非你想死。”傻子说:“九哥也得讲理啊!我就不信法律不管九哥。”保安哈、哈、哈的笑了几声,我也笑了,我觉得傻子今天比以往更傻。人性深处的善性又提醒了我,不能让他把事情闹大,把九哥若怒了,要剁他的指头是指头,要砍他的脑袋是脑袋。情急之下我把傻子拉出来,给保安瞌了几个头,才算了事。
我抬头看了看九哥那座楼,高耸入云,好象顶在天上了,摇摇欲坠的,楼面子上全部是金色的黄,很耀眼,以至于我不敢怀疑那不是用真金子抹上去的。
我的亲戚不要傻子了,傻子当着我的面哭了一场,哭的很可怜,一边哭,一边说:“活人为什么要这么难啊!我妈如果不把我生下来就不会这么苦了。”
我看傻子可怜,在我的亲戚面前求了下情,亲戚说:“多用这小子一天,我就多倒霉一天,九哥他都敢惹,我是把这祖宗怕了。”
我的亲戚给了傻子二十元钱,说:“快走吧!砸了我的一桩生意,不让你赔钱就算积德了。”我的亲戚也是个穷人,他的包子铺在一个简易棚子里,房子边缘上黑的跟碳一样,长年累月的烟醺气打导致房子很阴暗、很潮湿,外边的炉子上还坐一口锅,正在蒸豆腐脑,鼓风机吹的火星子直往锅里飞。棚子隔壁就是公厕,臭气一直往铺子里飘。
我还知道傻子的一个故事:一个同学喜欢过他,是个女的,那孩子一有时间就盯着傻子看,傻子很难为情。但傻子不和她说话,傻子觉得没必要,他认为:“学生就应该有个学生的样子,不能恋爱。”毕业的时候那女孩子逮住男同学就跟合影,每合一张,就看傻子一眼。傻子当众说:“你看我干什么呀!我都长这么丑了还看。”下午,那女孩就羞辱了傻子一番。傻子还问人家:“我没得罪你吧!”那孩子说:“没有,但是我看见你很不爽。”
傻子给我说:“我有很多书,想把那卖了。”
我说:“你行啊!”
傻子推了一辆破旧的响声不断的三轮,他在上面骑着,我在屁股上跟着,刚过了桥,上了跑道,一批穿黄色制服的人就把傻子挡住,手麻脚利的把三轮上的书扔在车上,傻子说:“光天化日下就敢抢人。”那些人说:“把三轮也拿走。”于是,又把三轮绾在皮卡车后面,老牛拉破车般的拉走了。
傻子说:“我要上诉。”我拍了下他的脑门,还好,没发热。我说:“你诉谁?”傻子说:“就那些抢书的人。”
傻子的眼睛翻了几翻,嘴张了俩下。想说什么又没有说,把一只鞋扔向城管,跌跌撞撞的消失在人群中。

作者简介:
曹江,陕西延川人,90后青年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学陕军作家班学员,西北大学2017级作家班高级研修班学员。作品发表于《延河》《朔方》《莽原》《台港文学选刊》《青海湖》《厦门文学》《当代小说》《红豆》《南方文学》《延安文学》《青春》等杂志。

本期责任编辑: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