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年味的变化在我的心目中大约是这样的：往往腊八节浓郁的粥香才算拉开过年的帷幕，而正月十五晚上按照习俗燃烧完灯笼，似乎才是收敛心情、年味渐息的时节。
像一首曲子，渐近渐浓，婉转动听，直至弦静曲终。但始与终之间，却裹掖着许多浓浓的年事。譬如，放鞭炮、宰年猪、赶大集、贴窗花、压岁钱、妈妈缝制的红布项圈、奶奶的神龛，更不用说在那个物质匮乏、口味寡淡的年月里各色诱人的美食了。
不过，各种年事都因为时代的变迁和年龄的缘故，渐渐淡去，而那些记忆中逢年过节的诱人美食也变得越发寻常，儿时那种急于垂涎的迫切和渴望淡了许多。
而唯有春联才是最有仪式感，也最具有年味儿的。
小时候，贴春联和贴窗花都是在母亲的张罗下拾掇的。冬闲，母亲搬出针线笸箩，缝缝补补一些旧的衣物，然后就是剪一些形式不拘的窗花。攒着，待小年一过，就早早地张贴在木制的窗棂上。而贴春联，却要等到年三十下午，连同门楣挂上红彤彤的大灯笼。
那个时节，对我来讲，贴春联是一个体力活，而写春联就不同，那是文化人的事。印象中，同村的余大爷毛笔字写得好。春联、挽联的，只要村里婚丧嫁娶需要写字，一般就会邀请过来，恭恭敬敬地等待他的墨宝。余大爷的毛笔字很漂亮，不过对于村里人来说，漂不漂亮不重要，只要能写出对联，年三十贴上门框，似乎就年味十足，心底充实了。后来，余大爷老了，但手艺没有老，儿子遗传了基因，写了一手的好字。于是，又是很多年，蜂拥着去他家写对联就成了村里年事里别样的风景。
再后来，我也开始斜斜扭扭地写开了。我的字很拙劣，不过在伯叔兄弟、姑婶姊妹的眼里似乎是了不起的书法。老家的庭院其实并不大，腾出一块地，支上早年农村木匠制作的低矮的饭桌，摆上笔墨，就胡乱地写开了。为此，我专门买了一本楹联书，着急了就在上面查。好在春联都是吉祥祝福的话，并不需要特别的，于是一用就是好几年。
后来，实在觉得乏善可陈，就提前依着父亲买的红色大匣子收音机听，记录一些最新的对联，到时方便使用。堂屋很简陋，逼仄着，母亲又早早地烧了土炕，烟雾缭绕很是呛人。趴在红漆的木桌上，依着收音机，既别扭又难受。不过收音机里有时播报的春联很应景，就草草地用笔记下，待到年三十，就又可以糊弄一阵子了。再后来，就大着胆儿自己拟，从春联、婚联，到挽联……楷书、隶书、行书，不一而足，倒也像模像样地写了好几个年头，甚至扛着胆子在小镇的年集上卖弄过。不过，到底春联是迎新联，破旧立新是早晚的事。糊弄写对联的事儿，很快就成为往事。这几年，村里人三五块钱的事儿，犯不着求上家门。
于是，逢年，把一副印制精美的春联贴在装饰一新的大门上，街巷的年味就变得精致了许多。年三十晚上是最幸福最圆满的家庭盛会。不过，白天是最忙碌的，除了扫舍、祭祖以外，还有就是贴春联了。
老家的习俗，贴春联一般在午后。找来梯子、糨糊，和弟弟一块儿，在房前屋门上平平仄仄、抑扬顿挫地琢磨一番，就张罗着贴。写春联是有讲究的，贴春联也不例外。上下联、左右框的，贴得端端正正，才显出年的周周正正、稳稳当当。于是，贴春联就恭恭敬敬，常常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左瞧右看，直到满意为止。父亲忙着年事里祭祖的大事，母亲忙着年三十晚上的团圆事，于是，贴春联、放鞭炮一类应景的年事就由我来张罗。
不过，还好，年事纷杂劳累，终究有年味的诱惑，再苦再累，也是心满意足的。现在，爬梯子贴春联，我依然是乐此不疲，好在多了帮手。去年，五岁多的女儿就踊跃地挤到跟前，踮着脚，提溜着春联，冷不丁就会踏上梯子试图攀上来，于是惹来妻子的一阵斥责。即便是帮倒忙也罢，但非得凑一凑热闹。红纸黑墨，龙飞凤舞的春联一家家贴上门，这年味就不可阻挡地充盈在街头巷尾。
喜欢春联的年味儿，喜欢书法的隽永味儿。其实，更喜欢的是春联里那浓郁的文化印记。据说，春联始于辟邪的桃木。据《山海经》记载，桃木因为离太阳最近，吸取阳气精华，所以被称为“神木”。后来，人们把桃木做成小木板，刻上神荼、郁垒的雕像，或刻上他们的名字做成“桃符”，挂在门两旁，以压邪驱鬼。到了宋代，因为红纸代表吉祥喜庆，也因为桃木是偏红色的，所以人们开始用红纸取代桃木来写春联。据说，“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副春联。不过，春联迎春迎新，压邪驱鬼的传统就此代代相传，有开始，但没有终了。
其实，在我看来，春节，之于端午、中秋一样，已成为最有中国味儿和传统色彩的文化象征，不像其他的年事，会囿于地域范围、习俗迥异的限制，岁月不居中有可能消失殆尽。
春联是一个例外，恒久而隽永。
尽管近几年很少提笔，但一副副讨喜的春联总是令人百看不厌。腊月临近年关，街头上的一个个书者挥毫泼墨，或遒劲有力，或隽永清新，总是令人迈不开步子。
一桩事打上浓郁的文化符号，总令人欣慰。年遇上春联，就是珠联璧合，于是喜庆的，热闹的，文明的，和谐的，就一股脑涌来……
最质朴的祝福，最直接的表达，仅仅是具有深厚文化内涵春联的外在形式，但毫无疑问，当春联铺天盖地时，年，就真正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