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偷摸摸杀年猪

〇廖毅

   又近农历年关，幼时那些关于“杀年猪”的情景由远及近，成为脑海里挥之不去的画面。

我想起的不是一户人家杀年猪，七家八家来帮忙，热热闹闹“吃泡汤”的场景。而是在某些特殊年份，“上级”不允许杀年猪，只能偷偷摸摸杀，杀了也不敢张扬的情况。

那应该是在“文革”后期，村里仍属“集体所有制”，除了自住房里的东西，几乎一切都是公家的。自家圈里的耕牛，也属于集体，村民只是代为饲养而已，随时可以被收回去。农民凭公分分粮食，却不能凭工分分年肉，因为集体没有养猪。允许农户饲养几只鸡，可以自己杀了吃，也可以留着生蛋卖了换钱。猪也可以养，但必须首先卖给公社的食品站，价格当然也是“公家”定的“一口价”，没有商量的余地。食品站把猪杀了，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凭票购买。农户饲养生猪，除卖给“公家”外，可以杀一头过年，但必须请示“上级”批准，有“上级”盖了公章的批文才可以动手。否则属于违法，轻者没收年肉，重者公开批斗，甚至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

我那时应该还没上学，但多少懂点事了。知道最大的“上级”可能是区革委会，往下有公社革委会、生产大队革委会，决定是否可以杀年猪的应该是公社这一级。印象中有那么一二年，不知道是食品站收购的猪太少，不够供应机关职工还是什么原因，不给农户盖章杀年猪了。农民一年忙到头，平时经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更难尝到肉味，总想在过年的时候饱饱口福，一大堆孩子也盼着过年“穿新衣、吃嘎嘎”，怎么办？

偷杀！这成了大家无可奈何的选择。

当时农村多数人家粮食不够糊口，养猪全靠打野菜，所以养不了几头猪。养两头的较普遍，一头卖给食品站，一头留来过年。养出的猪肉质很好，但都不肥壮。大一点的卖给食品站了，留下的一般不是太大，七八十斤到一百斤左右，偷杀起来也不那么费劲。群众也很聪明，怕出了事“脱不了爪爪”，就商议从我家开始。父亲是多大的“村官”我不清楚，估计是个生产队长吧。偷杀年猪从队长家开始，出了事法不诛众，要游街要坐牢，自然都是队长来扛了。

既然是偷杀，肯定不敢像往常那样摆开筵席“吃泡汤”。也就找来几个青壮年，天色黒尽以后，把猪诱到“后阳沟”（房屋背后较僻静的地方），一拥而上捂住猪嘴，递刀的人也早已摆好架势，闪电般的一个动作，便把猪结果了。因担心夜长梦多，大家七手八脚打整干净，连猪毛都一扫而光，一行人又转战下一家。差不多就在一夜之间，寨子里几十户人家的年猪就收拾停当了。事后有人问起，也都心照不宣地说：“今年我家养不起年猪，肉都没得吃！”

我最怕血腥，往常杀年猪的时候，我都是在后面给母亲打下手，烧烧水，送送柴禾，从不敢靠前观看，更不敢搭把手。偷杀年猪的时候，我则主动承担“望风”的任务，带着弟妹到附近的山头，两眼盯着进山的那条路，看看有没有“上级”闻声而动，前来抓猪。黑夜自然看不清人影，只能看看有没有手电筒的亮光。一旦发现有亮光朝着这山走来，便惊慌失措回去报告。大人们也高度紧张，手忙脚乱地做着各种掩饰，并作疏散状。仔细观察好一阵，发现并无动静，手电筒的亮光只是朝这边山晃了一下，就沿其他方向走了。于是接着干，直到处理完毕。

也算幸运，在我所经历的二三年“偷杀”中，从没遇到“上级”前来干预，也没听说谁家被“上级”追究责任的，父亲这“生产队长”也稳稳当当地坐了好些年。

   后来我想，也许不是“上级”不知情，而是他们也有难言处。不少“上级”来自农村，深知农民的不易。说不定他们自己家，他们的亲戚家，也都在“偷杀”呢！所以，他们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

……

时光如流水，带走了过往的日子，却带不走我少年的记忆，带不走记忆中那些担惊受怕的感受。以致每每耳边响起一些鼓噪回到过去的声音，我便会本能地反胃。

2021年1月24日 于上海

作者简介 廖毅，男，笔名黔人。籍贯贵州罗甸，客居浙江杭州，供职于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西部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新闻、散文、言论、报告文学等作品15部。策划、主编各类书籍12部。

获“中国时代新闻人物”报告文学优秀作品特等奖、中国经济新闻大赛一等奖、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优秀作品奖、2014华文诗歌散文邀请赛（散文）一等奖、台湾《旺报》海峡两岸交流故事征文佳作奖等荣誉。

纪实文学《温州女老板》被新闻出版系统选入“农家书屋”指定用书，《北大100天》曾被列为中国大学生素质教育推荐阅读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