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嫂大嫂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在农村，腊八一过，意味着距中国人最盛大的节日更近了，农村也开始变得年味十足。春节贴春联是中国人最具特色的习俗之一，从最早的“桃符”，一直流传至今。春联是华夏民族韵味独特的文化符号，博大精深。
从我记事时起，便耳濡目染父亲给村民书写春联的过程。父亲是高小毕业，虽然算不上是文化人，但在当时的农村称得上识文断字的，加上父亲年轻时就爱看书写字，所以，为村民书写春联的担子就责无旁贷的落到他的身上。
书写春联一般从腊月二十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腊月三十上午“封门”为止。村里人买上两张红纸陆陆续续送到我家，父亲根据每一家的房屋数量，譬如需要多少副对联，多少个横批，多少个福字，把红纸裁好，余下的边角料则用来书写粘贴在缸坛碗柜上的小“福”字，尽量做到物尽其用。一般一张红纸可裁出四副对联，根据对联的长短，可截出若干个横批。裁对联不难，但对联叠字有一定难度——在书写对联前，必须要将对联的纸张叠出和对联相同的字数空格。春联一般有五字的、七字的、十一字的等等。比如写一副十一字的春联，要先把红纸叠成十一个大小相同的格子，这样才能保证上下联的字位置相同，彰显对称之美。
父亲为村民书写春联完全是义务劳动，书写材料除了红纸连墨水都不用拿，更别提什么烟酒糖茶的。每到傍年根，父亲常常忙得手忙脚乱的。那时我们还小，父亲既得和母亲一起张罗着春节用品，还得腾出时间为村民书写春联，有时写到晚上十一二点。那个时候，家里白天晚上人不断流。赶到晚上，来写春联的人不走，我们是捞不着睡觉的，而且整铺火炕都得腾出来，用来烘刚书写完墨汁未干的春联。那时家里的条件很差，屋子里没有采暖设备，仅靠一铺火炕散发的热量取暖。父亲穿着厚重的棉袄，因为写字碍事，不得不把袄袖挽起来，人站在地上，趴在炕沿上写。写累了就卷一枝“喇叭筒”——直到现在，我的眼前仍然能浮现出那间狭小寒冷的房屋里，烟雾缭绕，父亲挥毫泼墨的场景。恍如昨日。
现在想一想，家中那时真的充满书香气呢。而这种书香气随着物质生活的丰盈，却再也找寻不到往日的踪迹了。
父亲为村民书写了三十多年春联，一直写到眼睛不给力，念小学的我顺其自然的成为了继承人。掐指算算，我也义务为村民写了十余年春联。这种不以功利为目的的无偿付出，使我获得了难以言状的快乐。为了保证每年书写的春联不重样儿，我搜罗了大量的新春对联。这很难说不是一笔精神财富。而为村民书写春联的经历，在让我获得知识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增长了我的人生阅历。
农村的春联虽然格式上比较宽泛，韵律也不十分讲究，但什么地方贴什么内容的对联却有固定模式。比如写给灶王爷的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腊月二十三灶王爷升天，（把上一年张贴的灶王爷揭下，用火烧了，谓之升天）焚香上供，把新的灶王爷粘上，祈祷灶王爷上天上多多美言，以求诸神保佑人间平安。言语朴素却折射了古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流传较广的春联，除了史传五代十国时期孟昶书写的第一副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还有一副春联也家喻户晓：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这副春联出自明嘉靖时期状元林大钦之手，无论意境还是对仗都堪为经典之作，所以成为后世人们春节必写的好春联。
农村的春联包罗万象，处处都有涉猎。小到仨砖俩瓦垒起的“黄仙庙”（心诚则灵，有求必应），再到顶礼膜拜的“宗谱”（千年俎豆流芳远，百代衣冠继业长），林林总总无处不在。因此，在张贴对联时一定要看清楚。某一年村里有户人家把本该贴在猪圈的“肥猪满圈”贴在了家里卧室的墙上——这种“事故”不是扒瞎，真实存在的，在农村并不鲜见，并不代表农村人目不识丁，只能说是忙中出错。用马保国的话说，“大意了”。
春联还有一种顺口溜形式，一般张贴在家里客厅的墙上。书写的纸张较正常的对联窄且只有一联。农村最常见的有“宜入新春二月天，三四桃花开满园，五六七八增百福，九十冬腊过新年”，寥寥几笔，把一年的美好时光书于笔端，不知是哪位高人所为。还有一种较为流行；宜入新春乐，财神正北坐，不但今年好，哪年也不错。言简意赅地把新年祝福表达出来。
春联在农村的喜闻乐见，还体现在它的诙谐幽默处。事实上，在农村流传很多有趣的春联佳话。一般都是假借小叔子写给嫂子的，风趣幽默，让人忍俊不禁。“宜入新春，财发万金，两只大脚，足足有八斤，三年未洗，里外是皴。洗了一洗，下了半天地，臭了半春。”真不知嫂子看到小叔子奉上的春联作何感想？会不会笑着对小叔子说：“你过来，我保证不打死你哈！”
如今鲜见有人去手写春联了。除了每年文联组织的书协“书春”活动，几乎看不到书写春联的场景。尽管家中的笔墨纸砚俱全，除了平日里偶尔即兴刷两笔，春联已多年没再写过。文房四宝成了家中佯装高雅的摆设。而那些年年花钱买来的春联，虽然光鲜亮丽，却怎么也闻不出旧时的墨香。世事纷扰，简单的快乐已与我们纯真的本心渐行渐远。书写春联的往事，也终将湮没在流年之中，无法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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