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周恩来总理

     贺纲

     我没正规学习过画画，我画画也只能说是一种爱好。而这种爱好很少主动，大多被动。也就是说，在单位或他人有需求的时候，才按照要求画几幅。然而我画周恩来总理却是主动自发的。

     我也感觉到，自己确实有一点美术天赋。因为画人物，不是画山水树木、花鸟鱼虫，多一笔少一笔、高一点低一点、宽一点窄一点，不影响效果。而画人物，差一点，就不像所画的本人了。

     我为什么要画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呢？这是出于我对周恩来总理的崇拜和热爱，与其说用笔画，倒不如说用情画。

     我画过两次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是在2012年1月8日，我是用毛笔，在宣纸上画的，既不是国画、也不是素描，但是依然获得了“型似神更是”的效果。特别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有一种活灵活现的感觉。第二次是在2016年10月22日，我是用碳素笔在A4复印纸上，照着周恩来总理的那张遗照，画过一张周恩来总理的速写像，寥寥几笔，一气呵成。用碳素笔在A4复印纸上画画，因其具有无法修改的特点，所以下笔必须准确。当然，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行家眼里我的画法并不地道，在外行眼里画得像。

     周恩来总理的形象和品格影响着我的人生。我小的时候，在民间就传颂许多赞美周恩来总理的故事。特别是那些关于周恩来总理的外交方略、外交智慧、外交艺术的佳话家喻户晓。我不由得对周恩来总理产生了一种崇拜心理。但是由于那个年代，信息传播不发达，很难看到周恩来总理的影像和照片。

     在20世纪七十年代，我第一次去北京时，就住在王府井街口附近，当我每天路过中国照相馆的时候，都要伫立在照相馆的橱窗前，观看摆放着的那张周恩来总理的黑白照片，周恩来总理那微笑传神、睿智豁达的眼睛一直牵动着我的心，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后来我只要去北京都会到中国照相馆观看周恩来总理照片，周恩来总理的黑白照片也变成了彩色照片。

     近年来我才知道，中国照相馆是在20世纪五十年代从上海搬迁到北京的，当时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落户在王府井街口的，由于中国照相馆的牌子亮、拍摄技艺高，慕名来照相的人越来越多，每天照相的人们都要排队等候。当年周恩来总理也曾以一名普通市民的身份来到中国照相馆排队拍照，当照相馆领导发现国家总理来照相，就想让周恩来总理先照，而周恩来总理却执意排队，一直等候轮到自己才走进摄影间。而当时在中国照相馆拍照的那张照片成了周恩来总理的遗像。

     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周恩来总理回到北京走下飞机后，少先队员向他献上了一束白色的马蹄莲。到机场迎接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与手捧马蹄莲花的周恩来总理亲切合影。这张照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伟人的经典合影，让我爱不释手。

     出于我对周恩来总理优秀品质的敬仰和崇拜，他手里的那束白色的马蹄莲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于是，我开始了养植马蹄莲花的生涯。我通过仔细观察马蹄莲花，发现每朵花都是单片的花瓣，而花朵的绽放是花瓣经历挤压的过程。马蹄莲花这个挤压的开放过程，让我悟出了周恩来总理喜欢白色马蹄莲花的原因：马蹄莲既有坚忍不拔的品德，又有高洁向上的风格。

     周恩来总理的高尚品德也在潜移默化地坚定我的人生信条“热爱生活，珍惜工作，忠实朋友，诚信做人。”

     我想周恩来总理的人格魅力，不只是影响了我的人生，也影响数不尽的不同肤色、不同国度、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一代又一代人。

     20世纪的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为周恩来总理降联合国旗半旗。这也是联合国1945年成立以来，首次降半旗。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就为周恩来总理下半旗的原因，发表了演讲。他说：“为了悼念中国总理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 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

     周恩来总理作为20世纪有着重大国际影响的一位巨人，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受到众多外国朋友的尊敬。周恩来总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

    在周恩来总理诞辰123周年之际，用我的两幅画像和这篇文章，深深地表达我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周恩来总理的缅怀和崇敬之情。

                 写于2021年1月8日

贺纲（阿罡） ，高级记者（正教授）。中共辽阳市第十届党代表，辽阳市政协第九届委员。《中国作家》签约作者。辽阳新闻界第一个市级优秀专家（连续三届9年）。在首届“中国记者节”等三届被评为“辽宁省优秀新闻工作者”。创办的《政风行风热线》《新闻时空》《阿罡访谈》获得辽宁省“十佳栏目”殊荣。曾担任“关注民生感动辽阳颁奖大会”总撰稿、总导演、总协调，电视片《柳暗花明又一村》总撰稿、总导演等。相继获得各级荣誉奖项上百次。在新闻部门供职期间，创下了辽阳市新闻事业的多项纪录：1985年在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中播发辽阳第一条抗洪抢险新闻；1993年在全国散文征文大奖赛中，《年气》获优秀作品奖；1995年在《 人民日报》编发的辽阳专版，担任整版撰稿人；1996年在《辽宁日报》周末版全版刊发了大特写《一个父亲和他的3个异姓孩子》、时评《精神鸦片应引起重视》和两张照片；1997年在中央电台《 新闻纵横》中播发第一个辽阳记者写的报道《招待费变成扶贫款》；1997年《管住一张嘴节约200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台发表；在2005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出版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记者采访重大历史事件经历的《难忘时刻》一书中只收集了全国记者的69篇文章，而其"两次惊心动魄的抗洪抢险采访"、"三进非典疑似患者家"两篇文章入选，贺纲既是书中地方级的唯一记者、也是辽宁的唯一记者、又是被收录两篇文章的唯一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