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背景(清代)初谈

文/董伟
 
         风起云涌般的闯关东大潮，从有清一朝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在中华民族前行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以山东、直隶两省为主，包括山西、河南等省份为主的所有闯关人，千里投荒，历尽艰辛，在解决了求食谋生的同时，也使东北大片的荒蛮土地得以了开发利用；同时把关内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播过来，与当地的少数民族互相促进，共同开发建设，使祖国的边疆重地得以繁荣发展。这一持续的过程，既改变了东北落后的境况，也增进了民族间的融合。
         而鸦片战争后，大清王朝的海疆处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门户洞开；而陆疆同样处于十分危险之境地，列强环伺边疆，或有被蚕食鲸吞之险，而十九世纪中叶，沙俄的扩张野心空前增长，而与之有着漫长边界线的东北边疆，更是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清朝后期北上的“闯关东”大潮，客观上为保护和巩固东北边疆的领土，起到了十分重要且必要的作用。
       由于“闯关东”内容之庞大，故以闯关东大省——山东省，以更多史料与笔墨，叙述清朝时期被迫闯关东的背景，亦因本人即山东省“闯关东”的后代，也是不敢对祖籍故地的忘却，更是对先人虔诚般的敬畏。
       我的祖上是在清朝后期从山东省去闯关东的， 每每与家父谈论家世，他总是感慨万千，意味深长，仿佛先人们闯关时历经的风雨沧桑尤在眼前:一家家老小，肩挑背扛，亦或置一独轮木车，老妇幼儿及家当于其上，兄从后推，弟自前挽，老翁蹒跚拄杖，望数千里间，穷途之民，凄凄惨惨，踉跄奔走，延绵不绝，更是食不果腹，衣不遮寒，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还受虎狼疾病之扰，沿路乞讨北上者更是不计其数……其一路上之艰辛，如何不叫后人闻之而垂泪！
        当思绪从历史文字中飘至当年，当关内大地冰雪初消之时，各省的闯关人（山东省和直隶最多）栉风沐雨立于山海关前，望着它雄关锁隘倚山连海的气势，想象着当年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推翻了元朝的统治，终止了蒙古人制定的种族等级压迫政策，平定天下，恢复中华，只可叹三百年后，却被满洲夷族一统江山！
       而如今民人生之多艰呼！天灾人祸，生灵涂炭，不得不千里投荒，闯关东觅食以苟延残喘！
         背对着故土，面朝着冰雪连天荒草弥肩的白山黑水，不禁哑然失声:
     榆关北去意千重，
     冷雨凄风涉雪冰。
     故土家园浑破碎，

     苍天何必苦苍生！             

     弹指间  ，三百多年过去了，可是对于华夏大地，三百年间有多少人闯了关东或是闯过关东，很难有详实的历史记录。尤其是闯关东这一个持续漫长的过程中，在个个历史时期也有着不同的背景。

       而在清朝入关之前，大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大汉王朝，在与清(后金)的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战争中（自1618～1662），大战小战交替发生，规模之大，战况之残忍，亘古少见。而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特殊性，却更增加了关内一些省份的灾难，皇太极时期，清兵多次入关掳掠人口和牲畜等财产，铁骑所至，野蛮残忍，无所不为。以十三副铠甲起家的努尔哈赤，虽然吞并了叶赫、哈达、辉发等诸部落，作了建州的酋长，但是，八旗兵丁也不过六万人，况且战争就会产生兵丁的死亡或流失，所以大肆掳掠人口，充实兵力，或成为他们的奴仆。

      1668年(康熙七年)，《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废止，15年优厚的刺激性招垦政策，燕齐穷困之民，闻风踵至，辽沈地区的人丁有一定程度的增长，辽东半岛的金州，也有700余名当年“从龙入关”的原居民回迁，但是，相对于偌大的一片土地也是微不足道的，主要原因是尚不具备“充分的推力”把关内的农民从故土家园割裂开来。

       清朝在东北社会推行八旗政治制度，设置旗署管理旗人，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迁都北京， 盛京作为陪都重地，专门由八旗驻防，盛京旗署中最高的管理者是盛京将军，他是盛京地区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最高的军政首长。随着清朝辽东移民招垦令颁布的同时，在盛京地区设置辽阳、海城二县，又在二县之上设置辽阳府，顺治十四年，清朝设置盛京奉天府，取代辽阳府，作为民籍移民的专门管理机构，至康熙三年，又增设了承德（今沈阳市）、盖平、铁岭、开原、锦县、宁远、广宁等七州府，盛京奉天府与盛京将军衙门管机构并立，形成了盛京地区旗、民二元管理体制。

        盛京地区是清朝统治者的“祖宗肇迹兴王之所”，恢复和繁荣实为必要，于是，清政府对那里的土地（旗地）进行重新分配，鼓励关内满族返回，号召当年因躲避战乱离土之人重回故土，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令，至康熙、雍正时期，在满汉人民的辛勤耕耘下，盛京地区的旗地面积成倍增加，逐渐成为东北地区的粮仓。粮食满足了反击沙俄的军事需要，还被大量运往关里，用作赈灾之需。

        盛京将军所辖地区较广，主要包括柳条边以南的奉天地区，柳条边以东的鸭绿江流域，柳条边的盛京围场和柳条边西边的科尔沁左右翼六旗。

      盛京东部与朝鲜为界。清朝借鉴明朝初年在鸭绿江和连山关之间留数百里瓯脱地带隔绝中外的做法，在鸭绿江与柳条边之间形成一个无人区。乾隆年间，为防止流民出边私垦，在凤凰城、碱场、旺靑、英额等边门外，设置19卡伦，实行严格封禁。这一地区适合耕垦，由于朝鲜政府的反对而作罢。嘉庆时期有流民潜入盖房建屋，开垦土地。道光二十二年（1842），朝鲜国王奏报，清廷前往严查，抓人毁屋，并制定《查勘盛京山场详拟善后章程六条》，强化封禁。

       咸丰同治时期，中原战乱，山东等地人口纷纷涌入此地，垦民主动要求政府尽早升科，以承认自己的身份和土地权，但是因为还涉及到朝鲜的关系，而且此地贼匪横行，事情一直没有结论。光绪元年，清政府的平匪斗争已经结束，建立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遂办理纳税升科事宜，据光绪三年盛京将军崇厚奏报：经统计，近些年来，边外共升科土地1803000余亩，其中，新丈出土地1298000亩，余505000亩为光绪元年以前升科土地，光绪元年以前升科的土地免交押荒钱，以后升科的土地则需要缴纳。同时，清政府在鸭绿江流域先后设置了安东、宽甸、怀仁、通化等县；宽甸安东隶属凤凰厅，通化怀仁隶属兴京厅。为重其权，均加四品顶戴兼理事同知。管理机构逐步完善，柳条边以东的行政管理机制完全建立起来，由于此地移民多属山东跨海而来和柳条边以西迁入的民人，且有一定数量的旗人。如何管理流民和旗人一时未定，崇厚、崇实将军坚决反对在此地设置旗署并最终实施，摒弃了弊端重重的八旗制度，州县在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地位上升，能够真正履行地方基层职能，很有现实意义，并对吉林黑龙江的官制改革以借鉴。

       盛京围场设置于清初，设置的目的是练兵习武，也是皇室野味贡品之地。范围大致包括今辽宁的西丰和吉林的海龙、辉南、梅河口、柳河、东丰、辽源、东辽等县市，纵横千里之广。

       从康熙到嘉庆的一百多年间，几乎岁岁行围。围场的封禁十分严格，官署内有围场处专门管理，，共设有105围，设置12卡伦，每卡伦设官1人，兵20名，对私自进入偷猎和开垦者皆有重罚。

      道光时期，为应付关内动乱，驻防八旗大批调出，加上经费困难，行猎无法举行，盛京将军对围场的封禁自然放松。而这一时期围场周边地区陆续放垦，如围场西部，科尔沁左翼三旗，郭尔罗斯前旗，吉林伯都纳围场等等，加上柳条边南部奉天地区人口过剩，越来越多的流民涌入柳条边北侧，东部鸭绿江流域流民数量也越聚越多。那么，盛京围场不可能是世外桃源了。光绪四年，那丹伯、土口子、梅河等处及大沙河一带，垦地居民，阡陌相连，直东难民，陆续前来搭盖窝棚。强行驱逐恐铤而走险，遂查丈升科。之后挖厂壕、立封堆，记留围地千余亩。

      盛京围场是盛京将军所辖的最后一块封禁区，但是，随着东北移民浪潮的愈涌愈烈，至甲午战争后，东北财政困难，筹款实变成为头等大事，这块所谓“禁中之禁”终于对移民开放了。

       光绪二十八年（1902），盛京围场设置州县，1904年，盛京围场放垦结束，持续了八年时间，一个数百年历史的禁区不复存在了。

       清代吉林地区一般指吉林将军所辖地区，其范围大致包括松花江以南，柳条边以北，乌苏里江以西地区。

        顺治十年（1653），开始在宁古塔常驻八旗，以后，陆续在吉林等地区设置八旗驻防城。形成了既不同于内地，也不同于当地少数民族的土地结构-旗地，即官庄和驻防八旗开垦的一般旗地。官庄的设置是为了直接补充八旗驻防的需要，官庄前期使用的劳动者基本是流放者，是农奴性质。旗地是一种落后的土地制度，是边疆地区社会多元化在土地制度当年的反映，随着清末大批移民大批地进入，民地数量超过旗地，旗地亦渐渐消失在民地之中。在没有移民迁入之前，吉林地区基本没有民地，吉林民地的增长形成于康熙末年移民的迁入，到光绪后期，限制旗地数量，或转旗为民，两者差距越来越小，至清末民初走向同一。

       道光以后，除了已经放垦的吉林、阿勒楚喀、伯都纳等地外，其余封禁之地统称官荒，大略分为吉林西围场，也称围荒；东部山区，也称參山。在围场和已经放垦的中间地带的荒原叫夹荒。

      吉林围场分别由吉林西围场、伯都纳围场、蜚克图围场组成，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围绕吉林周围。西围场在吉林城西南，场内划分为21围，大致包括现今的伊通、磐石、桦甸等县市境内；伯都纳围场占地200余万亩，大致在现在的扶余、榆树两县境内；蜚克图围场在阿勒楚喀城之东，南北200余里，东西300余里，大致现在的黑龙江宾县、延寿、尚志、方正、阿城等县市境内。嘉庆初年放垦伊通河西岸的郭尔罗斯蒙荒，长春厅即为郭尔罗斯前旗放垦地，据《吉林外纪》记述：长春厅的疆域南至伊通边门十五里省城界，东至穆什河一百九十里，西至巴延吉鲁克山四十里，北至吉家窝棚一百七十二里。道光十五年（1835），长春厅查出新来流民6953户，吉林厅查出新来流民1459户。咸丰十年（1860），清廷放垦西围场8万晌，同治六年（1867年），吉林将军景纶奏请放垦部分西围场：东由伊勒門河起，西至伊通河止，并其间裁撤伊巴丹五处废围，除留建公所外，净可垦地28665晌。放垦一直继续，加之吉林防兵急需兵饷，同治七年，吉林西围场基本放垦结束。

        由于咸丰时期，关内战乱和外敌入侵，清廷财政困难，各处的官荒封禁已经不太可能，如吉林凉水泉南界，舒兰以北土门子一带可垦荒地10万余晌，西围场边约可垦8万余晌，阿勒楚喀以东蜚克图间约可垦8万余晌，双城堡剩存圈荒夹荒可垦4万余晌，这些官荒由承认移民放垦设治，变为主动招民开垦设治，再到为招垦而先设治，设治后再招垦等等境况。

       吉林参山的封禁历来十分严格。道光时期，吉林将军富俊奉命将查出的流民或给予路费迁出，重新封禁。这一时期移民主要涌向吉林西部围场和官荒，咸丰时期，移民开始涌入这里，主要从事种田垦荒和淘金。淘金者人数不少，同治五年（1866）吉林将军奏予朝廷，朝廷谕以搬移出山，但是为了缓和矛盾，吉林地方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经过与桦皮沟等处流民头目韩效忠等人商议：“将葳沙河毗连色勒河以下穆奇河，漂河、桦皮甸子等处，沿边未开垦荒地，酌给该金夫等认领，免交押荒地价，令其明春自行开垦至第三年，每熟地一晌，仍交大小租市钱六百六十文，其查出桦皮甸子半拉窝集地方垦成熟地八百余晌，该民人情愿认领交租，不交押荒。”光绪时期把阿克敦城、南岗各处、珲春等处招垦，乌苏里江和松花江下游两岸在光绪十年以后陆续招垦，由于流民东移，边疆危机严重，清政府最后放弃传统封禁政策，吉林东部边疆全部放垦，完全采取积极的政策吸引移民。

       清代黑龙江与吉林大体沿松花江为界，松花江以北地区属黑龙江将军管辖。黑龙江的土地制度与吉林基本相同。咸丰初年，有驻防八旗旗丁及驿站站丁、官庄庄丁及其家属，还有流放者和商人，民人数量很少，并且时常受政府打击和迫害，很难立足，咸丰四年（1854），受松花江南移民屯垦影响，决定出票招佃，条件相当优越，但是由于俄国有船只进入松花江，计划被中止，后旧事重提，亦无结果。至咸丰十年，中俄之间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地区成为俄国土地，俄国暂时忙于移民开垦，边境压力较小，奕山被革职，有着丰富屯田经验且主持过吉林地区官荒放垦的特普钦署黑龙江将军。当时黑龙江的军饷困难，地方和中央都在内忧外患的境况下，无力解决，加之呼兰蒙古尔山地区移民开垦问题以前提出过，流民闻风而来，集聚越来越多，已经开垦了一些地段。还有就是俄国轮船时常到达松花江中游呼兰属界。因此他提出：“……得一分租赋，即裕一分度支，且旷地既有人民，预防俄夷窥伺，并可籍资保卫，亦免临事周章。”

       特普钦的奏折被批准，先期进入的移民就地安置升科，招垦的地区也从原来计划的蒙古尔山附近的官荒扩大到大荒沟北团林子和呼兰城附近原来旗地中间的大片夹荒地带。于是，在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呼兰城正式添设管理民人事务的呼兰理事同知一员，巡检一员。呼兰地区移民开垦走上了正轨。

       后期又移旗民300户，开垦荒地21万亩，经过十五年的招垦，呼兰地区的大段官荒只有克音和通肯两地，因为原来是清朝围场，迟迟不未放垦，据光绪七年（1881）黑龙江将军定安奏称：从咸丰十一年至光绪六年，呼兰共丈放土地501177晌，即500万亩，推算移民约20万之众。直到甲午战争以前，黑龙江地区的移民招垦仍然被清政府控制在呼兰巴彦等松花江沿岸地区。

      甲午战争后，清朝的边疆危机愈加严重，财政入不敷出，黑龙江的地方政府只好自筹。光绪二十一年，黑龙江将军恩泽、齐齐哈尔副都统曾祺联名向朝廷上奏：江省“人口零稀，……为今之计唯有辟荒一策，既可实变，兼足筹饷。”并继续奏请招垦：“查通肯河西一段，在齐齐哈尔东境，据各城均远，克音一段又在通肯东北，均非牧猎之所，及其汤旺河观音山二处，捍蔽江干，尤宜及时布置”。清廷同意了黑龙江当局的请求，并派大臣延茂共同妥筹办法。光绪二十二年，黑龙江当局呼吁多年的通肯解禁终于有了结果。并制订了“通肯垦务章程十一条”，使黑龙江地区的放垦工作有了新的遵循，对其他地区的放垦也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沙俄侵占东北，东北边疆危机四伏，俄军退出后，光绪三十年，黑龙江将军达桂、副都统程德全向朝廷奏请把全省荒地全面向移民开放，得到批准。从此，东北的移民政策走向积极主动，推行二百多年的封禁政策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东北移民活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总之，在有清一朝，  东北边疆的领土保卫和黑土地的开发，离不开清廷的驻防八旗和以满洲旗人为主的少数民族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大量的以汉人为主的“闯关东”的流民的团结和奋斗，正是他们的坚韧与勇敢以及在一些有良知的官员的协作下，白山黑水才不至于被更多的列强所瓜分，黑土地的开发也得以纵深发展。才能为后续进入民国时期的“闯关东”人，提供更好的生存繁衍之处。这正是：

      哀鸿北去朔风吟，

      筚路褴褛启莽林。

      山水荒原呈秀色，

      良田阡陌展无垠。

      城郭栉比高楼起，

      村社相连鸡犬闻。

      勠力凝心三百载，

      丰碑铭记闯关民。

后记：本文绝大多数文字皆为史料或以史料为依据。集成此篇文章的目的，亦是对那段历史的耿耿于怀。在此，感谢路遇和张士尊等史学专家和学者，是你们辛勤的劳作，让我们得以更方便了解这段“闯关东”历史。谨以此文敬献给我祖上“闯关东”的先人们，以示后人从未曾忘记。同时，也是向千千万万伟大的“闯关人”致以无限的敬意。

      因本人历史知识及文字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敬请谅解。感谢！

          董伟于 2020年12月29日于长春完稿。  

作者简介

董伟:汉族，笔名耕读人，生于七十年代;祖籍山东省，现居北国长春。热爱生活及中华文化;《世界诗人》签约诗人，中外华语作家文学院院士;藏书常叹版非老，作诗尤恨境不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