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爷

文/高晓春

        这里的风俗，毛脚女婿上门见到长辈，一般随岳父那边人称呼。几十年下来，我也习惯称叔岳父为二爷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经人介绍，我结识了他的侄女。一次我见到在田野劳作的二爷，草帽下椭圆的脸蛋，扁担压在敦实的肩上，口中打着劳动号子向我微笑，见到我放下担子，彼此寒喧了一阵，我便匆匆告辞了。

         而让我真正认识二爷的，是在这桩婚事几乎翻盘的时候，他却毅然站了出来，单独岳父谈心：“女儿谈恋爱，应该尊重伢子的意见，再说《婚姻法》反对包办婚姻。虽说小伙子家庭条件差，我看他面善仁义……”这一说，岳父便不吭声，仍愁眉苦脸的，在唉声叹息，觉得女儿应该嫁给条件优越的人家。二爷彷佛看出他的心思，咳了声，上前抓住岳父的手，郑重地说：“哥，我劝你还是看开些，邻村不是有父母包办婚姻，女儿投河自尽的嘛？哥！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就成全这门亲事吧！”

        岳父听二爷劝导是有原委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经济薄弱，上海的孃孃和姑父来老家省亲，他主动承担其生活起居，哪怕自己受委屈，也为娘家人长面子，抽空陪他们逛高邮城，向乡邻举债买米，尽量不让他们吃干涩难咽的大麦片子。“每次上海人回娘家，都是二爷花费多。” 后来岳父曾对我讲过。平时，他不忘给他们送上家乡的大米、咸肉、鸡蛋等土特产。

        别人田里种水稻，二爷却种起又苦又累的棉花，他用拖拉机将田里的表土深耕细作，挑来猪圈的有基肥，埋藏棉花岭上，搭棚、培土、育苗、浇水、施肥......每道程序都洒下他辛勤的汗水。那段日子，他的脸皮黝黑了，体重减轻了，可棉花长高了，到收获的秋季，二爷的腰包变鼓了，乡里乡亲的都投来羡慕的眼神。春节过后，他将家中破旧的三间平房改建成楼房，还给儿子风风光光地结了婚。乡亲们都说：“王玉清不简单呢，三个伢子，家庭搞这么好！”

        晚年的二爷仍然闲不住，尽管腿脚不灵便，弓腰驼背，还骑着三轮车，到处收废旧，用来补贴家用。途中，渴了，捧水渠的水；饿了，吃自带的干粮；打雷，就在亭台、门檐下避雨。一年四季，他的三轮车辙印遍布街衢阡陌，夕阳西下，红霞染在他皱纹纵深的脸上，那满车的货物，是生活对于勤劳和勇敢人的馈赠，也是他微笑和自信的理由。

        今年6月的一天，突然收到二爷住院的消息，我脑子嗡嗡的，匆忙赶到苏北医院看望，只见他颤颤崴崴的坐在轮椅上，脸色苍白，眼神蒙眬，言语嗫嚅。我心里一凛，怔怔看着，平时硬朗如柴的二爷怎么变成这样呢？唉，世事无常。身旁的小女儿含泪悄悄对我讲，医院确诊胃癌晚期，并叮嘱我不能告诉他。顿时，我的心像堵着东西感觉难受，只能强忍着悲伤，俯身对病入膏肓的二爷说些善意的谎言。谁知，二爷平和地说，就是胃子不舒服，没大碍。中午，我给他订了一份鸽子汤，碗里香气袅袅，乳白色的汤汁如奶水般的诱人，可他被病魔折磨得竟然一口也喝不下！泪水霎时从我眼眶溢出来。

        二爷病危时，我和妻子探视几次，祈求他能转危为安，可病魔还是无情地剥夺了他的生命。噩耗传来，举家吊唁。我对着棺椁三叩首，一宿没睡。清晨，我车上插着白花，缓缓送别......

作者简介：

        高晓春，江苏省作协会员，江苏电力作协会员。散文、小说、随笔等散见于《中国电力报》、《国家电网报》、《解放日报》、《脊梁》、《青春》等报刊。现就职高邮市供电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