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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场一完人
——试谈清官陈瑸的为官品行
余 石
陈瑸，字文焕，号眉川，广东雷州人。生于清康熙十二年（1655），康熙三十三年登进士。初任福建古田县知县，任内才干卓越，品格优良，经福建巡抚梅鋗举荐，又任台湾知县。越二载，以政绩优异升调北京。历诸部五年，再转任四川学政。康熙四十九年（1710）台湾发生民变，福建巡抚张伯行向皇帝递交紧急奏折，强调“为四川学政得人易，为台夏道得人难“，力荐陈瑸出任台夏道。康熙皇帝详知陈瑸清廉能干，准其所奏。陈瑸这次赴台连任两任道员。至康熙五十三年（1714），湖南巡抚缺员，陈瑸由于”居官优，操守清“，这年二月被破格提拔为偏沅（湖南）巡抚。但朝廷高度关注台湾事务，要求由熟悉情况且有能力者来主政。十二月，陈瑸再被调任福建巡抚，后又兼理闽浙总督。最后卒于福建巡抚兼理闽浙总督任上。纵观陈瑸的从政生涯，为官十九年，三理台政，可见他的仕途跟台湾紧密相连。台湾收复初期，社会秩序混乱，番民愚昧落后。朝廷急需派遣一些能员干吏前往治理，陈瑸乃其中之一。在台期间，他“驰铁禁以利农用”、“除滥派以安番民”、“革水丁以苏民困”、“兴社学以重教化”、“举乡饮以厚风俗”。得到了史家“海疆治行第一”的评许。陈瑸不仅政绩昭彰且“操守极清”，史家称其为“知谋国而不知营家，知恤民而不知爱身“。他对手下的官员胥吏严格管控，对他治理下的子民实心爱护，在各处任上”“所至人乐，既去人思”。给他立”“生祠”，立“功德碑””、“去思碑””。康熙皇帝也称其为“清廉中之卓绝者”、“国家祥瑞”。陈瑸为什么能留芳百世且影响深远？笔者试作略述，以抛砖引玉。
一、清廉卓绝，能治善政
廉政，可谓陈瑸最突出的为官特点。史书记载他的每一段仕宦经历总是这样表述：“绝苞苴、杜请托”，“风棱竣厉，屏绝苞苴”。此事既有口碑，也见经传，足见在陈瑸仕宦生涯中是常态化无疑。他说： “贪官不在所取之多寡，取一钱与取千百万金等，必一钱不取，方可谓之清廉”。他在家书中也曾云：“做县令，乃为公家守财，为百姓分忧之日，断无自守之而自盗之，不为百姓而为家计之理？汝父誓不寄银回家，为此也！”。所以他只好鼓励长子陈居隆 “汝们清苦，且忍耐过日”，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特别值得敬佩的是他敢于以舍弃自身利益为代价，自我革命，完成革除官庄的壮举。所谓官庄是指康熙年间文武官员在台湾任上所创置的产业。官员自己招佃垦殖，从中收取租息，以补自己的开支和费用。《台夏道革除官庄详稿》亦载“台地之有官庄，皆因荡平之初，土广人稀，版籍未定，文武官身家念重，各招佃垦种为衣租食税之计；相沿至今，利在官而害实在民”。按计，官庄可给陈瑸获取每年三万两银的巨额财富。康熙皇帝在评价陈瑸时也说： ”“所应得银三万两并未入己”。说明康熙皇帝也把官庄收入视为陈瑸的应得银。可是，陈瑸认为官庄利在官而害在民，如果伤害百姓利益，他会毫无犹豫地放弃。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春天，陈瑸经过慎重考虑，上书详陈官庄之弊，指出官庄的十大害处，力主永远革除。之后，他率先垂范把官庄所得银全部用于修道、府、县衙署，盖明伦堂，购置学田，建筑仓廒，赡恤诸生与灾民。陈瑸这样做不仅会让自己失去一笔巨额财产，而且会得罪一大批既得利益的官吏。这不仅需要惊人的无私无畏精神，更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才能。
陈瑸在偏沅巡抚任上时，提出“禁加耗以苏民困”。何为加耗？收税时为了填补收回的碎银熔铸的损耗，通常会加征，称为”火耗“。这些火耗要加在百姓身上，又没有固定的标准，向百姓加耗就成了贪官污吏盘剥百姓的借口。陈瑸在台湾时禁加，在湖南时也禁加。康熙帝就颇不以为然，认为“火耗尽禁，州县无以办公，恐别生弊端”，甚至认为陈瑸“年逼桑榆，在任无几，藉此博身后虚名”。
平心而论，换成任何人都不会断了自己的财路，不对百姓重加盘剥就好了，但不会不同流合污，因为皇帝都首肯了。殊不知，陈瑸当面即敢说他可以做到这点。并说：“官吏妄取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人所以贪取，皆为用不足。臣初任知县，即不至穷苦，不取一钱，亦自足用。” 纵观陈瑸的从政生涯，他不妄取百姓分文，一不带家眷，二不带幕僚。“其自奉甚薄，菜蔬之外无他物”。“其劳于事也，鸡鸣而起，夜分不寐，连餐旰食”。如此哪需加征火耗？康熙帝的话是认为陈瑸在申请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可思议。他在陈瑸觐见时，问陈瑸：“汝做官带有多少人口？”陈瑸答：“止带有仆一、二人，妻室在家不能搬动。”” 康熙帝又问：“汝儿子呢？” 陈瑸答：“臣与儿子不相见十多年了；因为无盘缠，不能来往相看。只有第二个儿子，在四川任上，来看臣回去，今又隔数年了。臣今年由台湾到福建便少盘费了，蒙抚臣给臣盘缠赴任。又到衢州见总督，总督说：ˊ汝到任后应请陛见，皇上必叫你去看；若无盘缠，如何去得呢！‘臣得总督给的盘缠，方能来京。”康熙听后，叹息良久。道：“汝竟是苦修行老僧一样！”后来康熙说：“陈瑸居官甚优，操守极清。朕亦见有清官，如伊者朕实未见。即从古清官未有如伊者。”
陈瑸不仅廉政，亦善政。陈瑸为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管控官吏，按抚黎庶。他深知吏治不清，积弊丛生，赃官害民，历来是祸乱之源。为了限制官员胥吏胡作非为，他不断地下达一道道禁令。这些禁令或直接对官吏耳提面命，或刻于石碑监督官吏严格执行。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一场大旱过后，次年又连续再旱。陈瑸为了借机整饬吏治，他写了一篇《台夏亢旸修省示》，让所属各员反省。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何雨水霑足之时却亢旸不雨，使耕种失时，秋收无望？是否有人伤天害理，天降惩罚？陈瑸所指上天即百姓，要求各员乃围绕“民命”，“民财”，“民力”开展反省。其中一条：要所有官员应遵守古训。“食禄之家不得与民争利，不得在所辖之内，开店盈利，放债牟利，不得亦官亦商。”
在理番问题上更能体现陈瑸的地方治理能力。当时清朝政府所奉行的是“为防台而治台”的方针。番民没有最基本的社会地位，统治者甚至不把他们当人。柯培元在《熟番歌》中写道：“人畏生番猛如虎，人欺熟番贱如土““。陈瑸看到番民被驱遣、役使、盘剥之惨状，怒吼道：“彼独非天朝之赤子乎？何为轻践蹂躏之至此极也！” 他提出：“番民即我民”。并采取一系列政策：“禁冒垦以保番产”、“除滥泒以安番民”、“给脚价以苏番困”。在陈瑸的治理之下，番民获得了正常人的待遇，得到了从未有过的人文关怀。除输纳正供而外，一切杂泒尽行革除；庶番得保有常业，而无失业之叹；使番民得相安于出作入息。正如丁绍仪总结的一样：“因其所明，祛其所弊，抚以恩，导以礼，除移其犷猂之习而归于信义。久之野番化生，生番化熟，断无自外生余不愿为盛世良民者。”
陈瑸治台，其政绩卓著。与同期治台官员相比，显得特别出色。被史家称为“海疆治行第一。”
二、爱民如子，心存敬畏
爱民，是陈瑸廉政、勤政、善政的内在动力。他把为民请命，替民申冤，为民作主作为自己的毕生使命。在他任内，他革水丁，禁加耗，禁酷刑，禁馈送，禁滥泒，禁冒垦，禁淋尖踢斛，禁盖仓泒累，禁泒买猪羊等禁令都出自于一种爱民情怀。他的这些政令的出台是 自觉行动，不是因为民变，以息事宁人而出台的。例如革水丁一事：陈瑸初抵任时，当时官府创造出“水丁”这种台湾特有的刮钱项目：“台地新辟，民人进港，恐多匪类潜踪，因设输丁之法。凡经输丁，本县有丁票在手者，即属良民，任往南路、北路生理。营汛（即军队设的卡）查验丁票，即与放行。否则，以为匪类而拘执之”。丁票的收入，朝廷不知，省府不管，尽入贪官私囊。百姓恐被疑为匪类，卖儿贴妻也“乐输恐后”。但“民本“情怀给了陈瑸如炬之目，使他洞见其荒谬之处。他说：“假如其人守分营生，因不输丁票，遂疑为匪，则彼作奸犯科之辈，何难纳一丁票，使人皆信其为良民乎？”这样的结果是：穷苦良民买不起丁票成了所谓匪类，真正的匪类因有钱买丁票而成为良民。这丁票则成了匪类的护身符。陈瑸再三调查清楚后，报请知府卫台揆。卫台揆也是清官，他对那些贪婪之吏也是深恶痛绝。下令：为苏民困，水丁名色永远革除。
陈瑸的爱民事迹史书记载连篇累牍，民间流传的故事也如雷贯耳。如 “陈瑸放犯”的故事，据说至今仍在台湾流传。陈瑸的家乡雷州则把这个故事编成雷剧搬上了舞台。故事的梗概如是：在赋税的重压之下，台湾百姓不堪重负，聚众滋事。官府把这些滋事者抓起来，投进牢狱。并向朝廷上报：台湾发生民变。陈瑸赴任初抵台湾就遇上这个问题。所以，摆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平息民变。他通过深入牢狱和村民调查发现，激起民变的直接原因是赋税之重。他意识到：要平息这一民变，采取惩戒、镇压无疑是火上浇油，后果不堪设想。最好的办法是摸清具体原因，对症下药，釜底抽薪。
经过一番调查，民变的原因在官而不在民已十分清楚。他便呈文知府，提出处理意见：其一，降低赋税。其二，凡属于在征税中受累的囚犯，一律释放。他的意见被知府否定后，他又另拟，再呈福建巡抚。可年关已近，乡亲父老盼亲人归来望眼欲穿。他再三分析案情及权衡利弊之后，毅然决然下令：开监放犯。
说到这里我们也无不为之震动。私纵狱囚就是姑息民变，姑息民变就是纵容谋反。陈瑸的爱民情怀强烈至何种程度才敢于去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呢？
可是更震撼人的事还在后头。当朝廷兴师问罪，派来钦差大臣查处放犯案情时，清点犯人竟一个不少，还出现父亲得病儿子代替回监和兄弟争当囚犯的奇事。钦差惊异，这是怎么回事？经查，原来被释放囚犯深怕连累陈知县，串联起来，纷纷回监应点。最后，钦差回朝如实具奏，康熙皇帝对陈瑸大加赞赏，并对那些渎职官员降职处分。
清道光年间阳春县优贡生刘世馨在其著作《粤屑》中也曽这样写道：“调台湾，其廉惠一如古田。纵狱囚还家度岁，府特揭参而囚皆还狱。”这个故事在历史上广为流传。虽然，这是一则故事。缺乏历史资料依据，但根据陈瑸的爱民本性和政治胆识，发生释放冤屈犯人是有可能的。故事的广泛传播，且经久不衰，更能体现陈瑸在百姓心中的“爱民”形象。
官爱民，民爱官，德泽于民，民则涌泉相报，从陈瑸身上我们看到：官若有担当，民亦有担当，官为民做主，民可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陈瑸不仅爱民如子，亦心存敬畏。他敬畏百姓，敬畏职业，对百姓敬畏而爱护，对职业敬畏而执着。他在上任台湾县令之初，接到上宪一道清理历史积账的宪命。他通过深入调查，考虑再三，认为此项命令脱离实际，难以遵从。他上岛之前，台湾大旱，颗粒无收，加上历年官吏横征暴敛，民穷彻骨。在这种情况下，若要征粮，势逼民反。鉴于此，陈瑸在《粮驿道禀》里陈明道:”六月内承宪谕，将四十年额徵未完粟石速造报全完，以便题请开复；职安敢不从遵。但事有万万不能，亦万万不敢者。”他陈述详情后说：“台邑土俗人情与内地迥别，不可以恩感，不可以威劫。”首先，“尚未征比，遽蜂拥数百人泣诉，致惊动全郡。传至内地，有台湾民变之讹：此不可以威劫也。”其次，也不可以恩感。“职细经察访，大都民穷彻骨，已有自来。因去岁荒旱，更如火之益热，所以百呼莫应。夏间若非宪仁有准减价籴卖仓粟一举，台之事势未可知矣。”
从这则史料可见陈瑸对百姓之敬畏，这种敬畏来自于他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穷苦百姓生活艰难的体谅，来自于对民情民意的了解和同情，来自于他骨子里的“民本”意识。如果他没有爱民情怀，他会置百姓死活于不顾。如果他高高在上当他的县太爷，他也不可能知道百姓的苦楚，更不可能理解和同情。
三、勇于担当 敢于碰硬
担当，是陈瑸为官的特点之一。在他的治政历程中无不显示出敢于担当和大胆作为的惊人勇气。每当他认准了事情，他就会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去干。从不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他初涉政坛，履职古田，古田是朝廷上下尽人皆知的难治之邦，可他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写道：“士君子既以身许国，有土有民，皆当尽心竭力，以供厥职，未可以地之难易生烦恼心、生退诿心！”他认为当官是“以身许国”。既然是：“以身许国”，势必敢于担当，无所畏惧。
他履职古田，由于古田历任知县昏庸无为，对其吏胥毫无管束，吏胥无人监督，狗仗人势，为虎作伥，鱼肉百姓，日夜谋划的是如何从百姓身上榨取钱财。如他在《古田县条陈八事》中所述:”每一正差俱带白役数人为爪牙，并轿夫随丁至十数人不等，通共有数百辈。分乡分路，四处骚扰，所过鸡豚一空。”本来古田县料理六房公务的正式书办只有14名，朝廷按册发饷。可是这个群体自我膨胀，至陈瑸上任时，古田吏胥竟然达到158名之多。官员三年一任，吏胥却是历久不换。甚至兄终弟及，父死子替。已经酿成一个巨大的恶瘤。面对这个恶瘤，陈瑸的选择，要么同流合污；要么明哲保身，睁只眼闭只眼；要么站在他们对立面，水火不容。陈瑸毅然决然选择了后者。他拆散原来的吏胥队伍，公开举行招聘吏胥考试。“考验通晓文移及写字端楷者，留存七八十名。开造姓名年貌、都图住址，详情批夺存案，永绝后弊。余则尽数裁汰，令其归农当差”。就这样，一个危害甚烈的暴力集团被和平解散，人称“天下第一难事”的多年弊政消除，为以后古田的革新铺平了道路。
更有甚者，古田作为一个山区小县，拖欠朝廷赋税，从康熙三十四年（1695）至三十八年（1699），竟达一万二千余两。陈瑸初抵古田，留守知县见陈瑸到来喜出望外。说是日盼夜想终于有人来接任了，当即办完权力交接手续。并告诉陈瑸，在他之前的三任知县，都因拖欠赋税而坐累离去。陈瑸面临的景况可想而知。
陈瑸到任后深入调查摸底，发现拖欠赋税的原因很多。但升斗小民所欠赋税只是小部分，而欠税大户则是本地豪绅。或本地势宦，或本学棍衿，或上司衙役。这些人依仗权势，巧取豪夺农民土地而不交田亩税，却由租种土地的佃户缴交。有田的无税，有税的无田。佃户交完地租已所剩无几，又如何交得起田亩税呢？官府催缴，只知道逼迫佃户，佃户无奈，唯有逃跑。陈瑸心里明白这是不公平的。历任知县唯唯诺诺，瞻前顾后，催粮的差役又不敢过问，导致积欠愈积愈多。陈瑸作为封建官吏，自然要服务于朝廷，为朝廷征收税赋。他心里自问：“如果不顾公家利益，任这些人抗拒拖延，要我这个知县何用？但若要清理积欠，必须敢于碰硬，向这些豪强宣战。”他考虑再三，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后来，他想出了一个谁握有土地契据谁交税的方法，那些豪强无言以对，只好老老实实交税，从此古田县赋平役均。不押一人，不责一板，补足了税额，也解除了多年来绑在古田百姓身上的枷锁。百姓对陈瑸感恩戴德，甚至焚香膜拜。陈瑸完成了这一历史积欠赋税心里也快慰。他在家书中这样向亲人述说：“历川岩险仄，其禹迹所不到之地，私心不无惊恐。所幸者随至小谷，小民皆欢呼攀辕，顶香迎接，如赤子之恋慈母。所欠钱粮，不动一板，经宿即完纳。以是又自喜，信斯民直道果在人心也！到十月二十四回衙，仅一个月零征起三千两，人无不啧啧难之“。
从这里我们看出，陈瑸勇于担当和敢于碰硬的决心和勇气。面对困难绝不退缩，面对豪强敢于碰硬。此乃做了一个读书之人所做不了的事！
四、守贫节己 宵衣旰食
守贫，是陈瑸一生崇奉的信条。生活上他严格要求自己，拒绝奢侈，清贫节俭，淡泊名利，节己利他。有志向，有操守，“不以富贵撄心，不以仕宦弃学。“不追求物质享受。他在台湾当县令时，要求侍从林伯在县衙院子里，开辟菜园，种瓜种菜。三餐以瓜蔬为食，最好的菜肴也只是咸鸭蛋。甚至把咸鸭蛋分成两半，一餐只吃一半。他从不往雷州老家寄过一两银子。要求长子居隆”淡泊刻苦，忍耐过日“。但他省吃俭用不是为自家聚财，每当离任，或将全部积蓄交公，或资助地方建设，或赈济穷困百姓。他从台夏道调任偏远巡抚时，任上应得银三万两全部用于修建炮台，自己分文不取。他省吃俭用，从来舍不得穿一套像样的衣服。就连觐见皇帝时，全身上下穿的仍是粗布。皇帝问他平时为什么不做一套好一点的官服备用？他说自己大部分时间在民间，穿得华贵听不到百姓的真话。以此为由，予以搪塞。觐见间，恰逢天降大雪，康熙皇帝见他衣服单薄，赐他貂皮大褂一件及践行诗字一幅，他不禁感激涕零。他在外做官二十年不带家眷，宵衣旰食，勤于政务。“秉封疆重任，奏折之烦，案牍之劳，千绪万端，皆只身经理，初无旁贷。”（丁宗洛《陈清端公年谱》）一切奏章政务，从不假手于人。”案无留牍，而野不苦追“。官至福建巡抚兼理闽浙总督，权倾两省，主仆却共居一室。既是办公之所，又是起居之室。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陈瑸赴任偏远巡抚时，长沙知府及其官员天未亮就赶赴十里之外的官道恭迎。八抬大轿参花挂红，锣鼓喧天，热闹非凡。但等到日斜未见巡抚大人的影子。殊不知陈瑸轻装简从，一主二仆相伴而行，加上一身粗布衣衫，这位不起眼的巡抚大人从眼前经过谁也不曾注意。让欢迎巡抚大人的大队人马扑了个空。
他在古田任职不足两年，改变了一个难治之邦的面貌。赢得了民心，也得到上司及同僚的嘉许。在他调离时百姓给他立生祠。其碑文铭刻他的生平事迹。其中一段写道：“以天下为己任，温饱无求，其廉介本天成，影衾不愧……于斯两载，惠我兆民。郁郁山城，县槐视前逾古；萧萧官廨，马骨今于益高。瘦在己而肥在民，寒士莫堪其清；不负君而不负学，上宪共鉴其廉能。“
陈瑸因积劳成疾于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不幸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叫过管银库的皂吏，吩咐将其任期内应得银，令接任抚臣解京充饷。前来吊唁的大小官员入其居室，见其四壁萧然，身穿一件粗布棉袍，盖一席布被，作为一品大员临终寒酸惨景令人慨叹，尤其得知离世前仍不忘嘱咐管库皂吏令接任抚臣将其任内应得银解京充饷一事，人人泪流满脸。乾隆《福建通志.陈瑸传》亦载：“当属纩，一绨袍，覆以布衿而已。属员入视，莫不感涕。民有相向哭于途者。”巡抚衙门前挤满吊唁的人群，从古田赶来的百姓，嚎啕大哭，如丧考妣，闯门祭奠，在灵前呼唤青天大老爷。
康熙皇帝在陈瑸病重期间就已特别关注陈瑸病情，他御批道：“陈瑸好巡抚，甚为可惜。“陈瑸告假还乡，他怕其旅途劳頓，要陈瑸不必以病辞，着在任调理，并随圣旨赐来鹿条三十二束。后又赐好参二斤。为减轻陈瑸负担，让他养病，令总督满保立即归任。陈瑸辞世，他予以高度评价：”今观其居官，实能践所奏之言，诚清廉中之卓绝者。似此不加表扬赐恤，何以示劝！着追授礼部尚书。凡祭葬立碑、与谥之处，皆照尚书衔给予。并荫一子入监读书，以示朕优礼清廉大臣之意。“
陈瑸长子居隆，25岁时与父告别，二十年来，直到其父去世未曾见面。陈瑸病危之际，思子心切，信传居隆速来闽一见。可是，当居隆赶到福建时，只见其遗容了。居隆护送父亲回家，自福建抚署起程。福建锐建营标下守备，千把总带役相随护送。浙闽总督满保，两广总督杨琳俱委官护送。由闽至粤两月有余，所到之处，地方文武官员俱出城数里迎接祭奠。沿途祭奠的百姓塞街充巷。
陈瑸辞世的消息传到台湾，百姓悲痛欲绝。为纪念陈瑸，他们用最好的木料雕刻两尊塑像，一留台，一送陈瑸的故乡雷州。““塑像时，百姓环聚，数公胡须若干茎，其黑白长短，皆百姓如式自摄其须，交塑匠共成之。”留台塑像置于台湾名宦祠，至今香火不断。
传至后世，雍正皇帝知其事迹，慨然长叹。称：“卓然一代之完人！”并将其列入雍正八年敕建的京师贤良祠。
作者简介:余石，雷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到政协之前长期在文化部门工作。在各级报刊杂志发表有文史方面论文及介绍性文章、散文多篇，其中《岭南名郡，海北奇观》获加拿大高雷会馆征文比赛优异奖。著有《历史文化名城雷州》、《雷州史谭》均获湛江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曾参与《广东名胜古迹辞典》《广东民俗大观》编写，主编湛江文史系列丛书《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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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尹玉峰 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