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说，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诗歌是和民族历史甚至是和人类的最基本的母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今天谈论季风的以扶贫为主题的30首多诗歌，非常有必要。因为我们从季风的30多首诗歌的产生有一种启示，季风从1987年开始在公开刊物发表诗作，其间中约十年，2017年重新写作，三年的时间写了30多首诗，量是非常小的，非常谨慎的，所以我觉得这也符合诗歌写作的规律，比如现在有的诗人一天写几首，我觉得这完全是对诗歌和语言的亵渎，那么季风他重新回归诗歌，并用了三年的时间写出几十首诗作，本身就是对诗歌的一种负责任的审视。再一个我们来谈论季风的扶贫诗，从当下来说，涉及到一个诗人的责任。

胡弦也谈到了诗歌写作，一个是语言责任，另一个是社会责任。季风的诗歌是“新现实主义诗歌”，为什么要加一个“新”呢，按照我个人对当下诗歌的民生和现实的题材的理解，我更关注诗人和现实语言之间的开放度。可能这个“新”字和开放度是有关系的。从一个世界诗学的角度来说，诗人和作家他对现实的处理方式是不断地开放的，正是他不断地开放，他也就达到了各种各样的现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诗人所要面对的第一个话题。因为我们好多诗人也参与了第一线的扶贫，我们每一个诗人处理“扶贫”题材的时候，他的角度他的方法他的世界观和他的襟怀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讨论扶贫诗歌的一个前提。从内容来说，诗歌中有一部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甚至有的读到了会有一种震惊的体验。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写作上的成功。如果30多首诗歌里面，有几首会被我们业界同行真正地认可，甚至今后能够传播，这个也是我们诗歌写作的一个初心。这30多首诗歌里面，一部分是围绕一个空间，空间的一个关键，就是“季庵村”，这个季庵村实际上成了他三年扶贫工作上的一个入口，实际上它也是诗歌的一个切口，正是通过这个小小的季庵村，转化为诗歌之后，又成了诗歌中的坐标，所以我认为这个坐标很关键。他避开了虚假的时代命题，有好多诗一写到扶贫的时候，他都会有很多的大词，这些大词的使用我觉得是不负责任的，真正的这首诗，他切入到了乡村的或者说扶贫生活的真正的本质。他还是和人的命运发生关联，所以说我们发现，他的30多首诗，好多诗都是以人为核心，比如乡村人物还有好多的女性，离异的女性，包括留守儿童和老人，就是说把扶贫的诗歌上升为命运之诗，这显现出一个诗人思考的高度。他并不是一味地在题材和主题上打转，是真正的回到了人的命题。回到了命运的主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另外一个读季风的作品，他既有一种切入现场的身临其境，真正切入现场的一种感受力，又没有局限这种感受，他上升为一种诗歌的事件，扶贫的现实和社会的现实转化为了诗人的语言修辞。

龚学敏说，季风的诗歌创作引起了各大刊物的重视，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他的创作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扶贫题材的写作，一写就是三年，从没中断，这在诗人中是比较少见的；二是他擅于诗意的发现，他的诗歌中有很多传神的句子，写作手法比较新颖，比如腰间盘突出是被风吹来的等等，就很形象，让人一下子就记住了。能让人一下子记住的诗歌是很了不起的。

熊焱说，季风扶贫题材的作品最开始是《草堂》发的，也最开始对他的创作保持关注。脱贫攻坚是国家战略，有很多作家在书写，但是，对这个扶贫题材像季风这样深度书写且质量很高的是很少也很难能可贵的。季风的创作，关注民生，体恤民情，关心民间疾苦，彰显民间大爱。写得不好，就容易变成现象的堆集，没有诗意，没有情感。季风是深入了扶贫的第一战线，有生活，有情感，还原了扶贫现场，使得他的诗歌丰满，变得有觉悟，这是和其他扶贫题材诗歌最大的质的区别。

晓华说，扶贫题材的诗歌写作很容易陷入空洞的抒情，但是季风没有。他的诗歌《说好的》今年在扬子江诗刊举办的“第三届扬子江”诗歌朗诵会上被专业的朗诵家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后，我听了很受感动，还有《落日如神》等都很感人。说明季风的诗歌写作是饱含真情的。他的诗歌素材真实，有真情，有现场感，特别能打动人。

孤城说，扎实的作品，自带不容怠慢的说服力。这也是今年7月中旬，我最先在审选、编辑中国诗歌网“奋斗在扶贫第一线的诗人”作品专辑过程中，从众多的自然来稿里面，一眼看中季风《扶贫心》（组诗八首）的原因所在。阅读季风扶贫题材的系列诗歌，会有一种真切的现场感。一种类似粗粝石头般的纹理与质感，且不乏隐秘的灵动与活力。这种厚实，绵密，具体，甚至稍有扎手感的表述，结晶而成的现实主义诗歌作品，之所以能频频引起诗界的关注，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无疑，与诗人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开展扶贫工作，掌握一手素材，有效过滤、积累诗歌养分，是分不开的。

王桂林说，季风的诗歌写作，我早就有所了解，我们都是同一时期的诗人。他的学养和写作功底早已为诗界共识。他的诗从容而淡定，沉稳又飘逸，不拗峭，也不晦涩。他说他的诗是现实主义的，其实也是浪漫主义的。因为他的诗不仅仅是外在的，生活的，同时也是内在的，生命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题材被他处理得妙趣横生。对于他这组扶贫诗歌，其对语言的驾驭能力，新鲜的意象和娴熟的表达。

杜立明说，扶贫诗就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文体。优秀的带有特殊印记的扶贫诗歌会像夜空中的星辰一样，让我们记住这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并供我们回忆。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扶贫诗的出现，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重要意义。而诗人季风，正是这其中的佼佼者。他在亲身参与扶贫这个重要的社会事务的同时，以诗歌的方式进行了记录和反思，他那些优秀的扶贫诗顺应了一个国度的心境，剖析了贫穷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脱贫的办法与路径，书写了扶贫者艰苦的劳动，让我们每个人都能设身处地融入其中，让我们对国家的扶贫政策有了更深层意义的理解。深读他那些优秀的文本，我们不难看出，扶贫诗不是寄寓乡愁的记忆性书写，而应该是融合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技术性书写；不是简单的写农村、写面貌、写个体的新闻性书写，而应该是一种带有启发性、预知性和结果性的有机糅合书写。“

由于特殊原因，著名诗人、《绿风》诗刊主编彭惊宇途中折回，淮安市作协副主席、诗歌专业委员会主任刘季宣读了彭惊宇对季风扶贫诗歌的评论文章。彭惊宇说诗人季风先生把真实的体验写下来，写出了许多关乎民生疾苦，脱贫攻坚之难、之火热、之前后变化的诗篇。这些诗篇无疑是脱贫攻坚岁月真实而美好的雁鸣之声。这些诗篇具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季风以自己诗歌的写作个案和文本，为新现实主义诗歌（或称原型现实主义诗歌）这面旗帜张目。他的扶贫诗歌是经过摸爬滚打，在风里雨里浸泡过的。二是季风诗歌在表达方面的突出特点，那就是场面化和细节化。三是季风扶贫诗的语言，明白晓畅，生动贴切。这样的语言也是非常切合扶贫题材及其内容的，例如《扶贫者说》中的诗句：“一架梯子斜靠在肋部，就会有更多的人登上高处。”又例如《扶贫心》中的诗句，“贫困无疑是一件沉重油腻的破旧棉衣，一只只稻飞蚤跳来蹦去，咬你不安的睡眠。”这样的语言，才是异常生动的语言，具有独特体验并令人耳目一新的诗意语言。

会上，马累、束向红、傅荣生等著名诗人也对季风的扶贫诗歌进行了探讨。马累说，当下大部分归类到扶贫诗范畴中的许多作品，给人留下泛泛的感觉，同化性严重。很多扶贫诗歌只是在叙述贫穷的环境，贫穷的个体，尽现笼统，缺乏新意。究其原因，还是心理机制在作祟。因为他并没有像季风一样深入到扶贫工作中，没有身临其境，只是在闭门造车。这种写作是吊诡的，值得警惕的。束向红认为季风的诗“顶天（时代）立地（生活）”，大多是“小中见大”，他概括为“四句话：书写的是小场面，反映的是大世界；描述的是小细节，记录的是大事件；刻划的是小人物，说明的是大主题；选取的是小角度，展示的是大气象。傅荣生对季风的诗所展示的时代性和对现实题材诗歌艺术处理的驾驭能力大为称道。

汪政在进行学术总结时，对季风的这组三十多首扶贫主题诗歌进行了深入剖析并高度的肯定。他说，扶贫主题诗确实不好写，很多名家都会避开，不会碰这个现实题材，季风把现实题材的诗歌写到这个份上，的确不简单。中国的诗歌传统，对于贫和富的认识，不管是对人文、伦理、道德上，偏重于对“贫”的写作。但是，“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词易好”，季风的写作就是把“欢愉之词”写好，有着对传统继承和创新的进步意义。

会上，诗人季风也作了发言，他首先对各位名家对自己扶贫主题诗歌的高度评价表示深深谢意，同时对如何提升新现实主义诗歌的现代诗意品质，强化新现实诗歌文本阅读骨质密度，从而突破新现实主义诗歌的困境发表了探讨性见解。

参加研讨会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实力诗人龚正、苏宁、十品、邹晓慧、右手江南、月色江河、巩大兵、周永文、周守贵、陈家声、苗蕾、陈德贵、杨绵发、龚逸群、土土、谷昭、邵志彬等及新闻媒体记者约50余人。研讨会由淮安市文联、淮安市扶贫办主办，淮安市作协、涟水县文联、涟水县扶贫办等单位承办。                                 

（右手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