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召唤（10）

于无声处见真情 

                 戴永久

 我与妻子郑爱林的结合可说是属于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和“先结婚，后恋爱”的婚姻范畴。

订婚那年，我二十一岁，她十七岁。由于这之前二人从未谋面，相互之间可算是一无所知。订婚之事全由父母操办，之后的几年间，相互间的接触也非常的少。

婚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那纯朴诚挚、心胸坦荡、尊老爱幼、手脚勤快、吃苦耐劳、无怨无悔的一举一动，使我逐渐对她渐生爱意。她对我在家庭中的处境和工作中的艰辛，分外的理解、体谅和支持，特别是她那对全家人的一往情深、无私奉献及善解人意、宽以待人的容人之量，更是让我为之动情。

回想起订婚之前的几年间，亲朋好友也曾多次穿针引线帮我介绍对象，但女方不是见我弟兄们太多，怕大媳妇难当（弟兄五人，我为老大），望而却步；就是嫌家中过于贫穷（合家九口人只有三间泥草房），不愿投这个“苦胎”，而婉转回避；就是那些知根知底，并一直对我怀有好感的人家，关键时刻，也都选择避而不谈。所以，每次相亲大都如“泥牛入海——杳无形影”。

可我老岳母偏不信这个“邪”，她认为：儿孙自有儿孙福，不痴不呆，不懒不歪，“鸡长两只脚有食吃；人长两只手，就不信没得饭吃”。她硬是顶住世俗的偏见和家庭压力，毅然决然地同我家结了亲。

一九六七年，全社会正处于“思想大革命、生产大集体、生活大锅饭” 的热潮中。当时，在“以粮为纲” 的号召下，人们用“绣花”的功夫全力以赴，日以继夜，一门心思扑在农业上。

我结婚前，父亲已在国营粮库和公社供销系统当“以农代工”的搬运工，劳动所得全额归队所有，队里按工分值折算后记给工分；我当“以农代教” 的民办教师，也先由生产大队记工，然后分摊到队结算，微不足道的补助归个人所有。这样一来，十口之家，连她在内在农业上的劳动力，只剩下两个（除刚过门的新媳妇外我母亲年过半百，妹妹刚刚十七岁，两个都是半劳力，其余四个弟弟都在上学，古稀祖母在家看门），而且都是女劳力和小劳力。所以平时出工，我家三个女劳力每日是“堂子里的灯笼——天天挂”，一年到头是“阵阵离不了穆桂英”。

即便是这样没日没夜地干，加上父亲和我折算、补记的工分在内，年终还逃脱不了“出资”（即家庭劳动所得抵不了集体的粮草支出）的命运和分不足应得粮草的尴尬。母亲自尊心极强，为了不授人以柄，队里凡有按件记工的农活，母亲总是带领全家出动，加倍占有份额，以便多争得工分。所以，开工常是虾兵蟹将齐出阵，热热闹闹，可时间一到，上学的上学，上课的上课，上班的上班，留下的“屁股”只得由家里人来擦，这样一来，在家的人，一人就得干两三个人的活。其辛苦程度不言自明。

后来，大食堂解散，粮草到户，各家自炊。生产队分粮草，一般都安排在工前工后进行，我家人多，劳力少，只能靠她们拼命地往家里衔，还得不耽误正常出工，其辛苦程度是可想而知。

除集体劳动外，晚上回家还得领着弟兄们将明天的食粮磨出来，如赶上队里开夜工，就得第二天起早磨好，遇上早工、夜工连着开时，只好夜里起身磨好，要不，第二天就沒有粮吃。早晚推磨，孩子们可以种种托词，借故逃避，她作为新媳妇，再难也得硬着头皮撑着。这不禁让人联想起：李三娘挨磨房中“日里挑水三十担，深夜推磨至五更” 的壮景。还有一家老小的衣服换下来就是一大堆，也多半是小郑大包大揽。

就这样，她像一架开足马力的机器一样高速运转着，日以继夜，习以为常。疼人的老祖母实在舍不得，也不忍心看她沒日没夜的忙碌，有时禁不住也拄着拐杖，蹒跚移动行走不便的小脚，不声不响，跑来帮忙。

我俩结婚时，弟弟们年幼（二弟永发十四岁，三弟永旺十二岁，四弟小林七岁，五弟小明刚五岁），有三人在校读书。随着我们的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妹妹出嫁，我从政后，外出工作，小郑成了父母亲里里外外的得力支撑。长期以来，她对弟弟们的学业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关怀备至，自己再苦再累，也绝不肯影响他们的学习。二弟永发初中毕业后，如果回家务农，她肩上的负担就能减轻，但她还是全力支持父母让他继续去读高中。

恢复高考时，我家有三名高中毕业生，父母及我权衡后，决定让三弟永旺、四弟小林复习迎考，她一如继往，全力支持。

不料，二人首试“名落孙山”，是继续复习备考，还是回乡务农？当父母举棋不定时，她义无反顾地支持我，并说服父母让两个弟弟继续复习迎考。后来，永旺以三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四弟小林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东北工学院本科学习，实现了戴家大学生“零”的突破。五弟小明高中毕业后，也连续复习两年，最终考入县建筑工程学校。

我援藏时，她在张沐丝织挂毯厂做工，月工资十二元，全额上缴生产队抵记工分，为数不多的超产奖金和加班费归个人支用。

那时，家中日常杂用，只能靠养的只把老母鸡下蛋，卖几个零钱来应付，不免捉襟见肘，我按月寄给家中的二十元钱，父母原封不动地留着，准备弥补生产队因工分不足而造成的亏空。这样，她的那点儿加班费就成了家庭杂支亏空的主要补充。

那时农村照明用煤油灯，晚上又没有什么文娱活动，精力充沛的孩子们绞尽脑汁，想方设法遮掩灯光，瞒着大人坐在床上或钻到被窝里“尽蜡烛念经”，挑灯夜读，更加大了火油的消耗量。小郑隔三差五打一瓶火油回来，五张油灯均匀各加一点，凑合使用。还有一家人洗衣服用的肥皂、洗衣粉等开销，也靠她起早贪黑挣来的一点加班费勉为其难地应付支用。等米下锅、寅吃卯粮的情况屡见不鲜。弄得她自己连一件像样的新衣服也没有。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九七六年，大埨公社文化站长陈甲同志一次与我从县里散会后返程途中，顺路经我家歇脚时，提出要帮我照张全家福，可我两个孩子竟拿不出一件出镜的衣服，情急之下只好到邻居江三宝家借了两件女孩子的花衣服凑合。延寿大婶妈逢人就夸：“像郑爱林这样的大媳妇、大嫂子，恐怕打灯笼十庄八庄也难找到。” 

弟弟们的婚姻大事，她也是满腔热忱，全力以赴，尽力相助。二弟永发结婚，女方通情达理，基本没有要什么东西，却于左邻右舍议论，提出要一台缝纫机。她不顾一天劳累，摸黑步行二十几里路赶到大埨庄（公社驻地）找我寻求解决办法。在公社曹仕卿老书记的首肯下，我向公社借款一百二十四元现金，到供销社订购一台蜜蜂牌缝纫机，才了却她的心愿。

三弟永旺的婚期，因家中手头拮据，拖至我援藏归来，是她全力支持，用我内调时的包装箱木料，请木匠师傅做成家具，以内调安置费和部分生活费作开销，简捷地给他们办好喜事。

后来，四弟小林在洛阳成婚，小郑又力主将组织批给我做家具的木料，请人加工成木床、办工桌、五斗橱等几件家具，油漆好后乘便车（王石毛纺厂去西安装运织机的货车）由五弟小明押送到洛阳，以表家人的心意。俗话说，舌头和牙齿也有相碰的时候。十几口人的大家庭中，不时出现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也是在所难免。每到这时，她就主动当起“调解员”、“和事佬”的角色，遇事两头劝，两头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充分发挥着“减压阀”和“润滑剂”的作用。

她居家的十几年中，祖孙四代，妯娌几个和睦相处，亲密与共，得到家庭内外的一致赞誉。片片诚心似涓涓细流，滋润着兄弟、妯娌间的情谊之树。

时至今日，弟兄们早已各自成家立业，事业有成，但对大嫂的信赖、尊敬，爱戴、感激之情始终如一。均已年过鲐背的父母，也经常不厌其烦，反反复复的给事业有成的弟弟们叨唠，人不要忘恩负义，不论什么时候，你们千万不能忘记了大嫂的恩惠啊！

回顾我援藏那段不平常的人生经历，扪心思量，真的如歌曲“十五的月亮”所唱的那样，我援藏的功劳簿上，应有郑爱林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一半功劳。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个人简介：戴永久，男，汉族，1944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曾任小学教师，5个乡镇党委书记和县、市两个部门负责人。2004年退休后从事文学习作先后在＂江苏生活快报＂＂江苏散文报＂＂山西科技导报＂＂泰州晚报＂＂姜堰日报＂＂溱湖＂＂罗塘＂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等文学作品100余篇。现为江苏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