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有清文化时政心观](119)
杰出之名受辱 抹黑岂能永久
图/来自网络
作者按语: 凭借一本《武汉日记》,作家方方出了名。她不但在西方赚得巨额稿费,近日,还被BBC评为“100大杰出女性”。与同《武汉日记》一样,这个奖项同样引起网民的痛斥。她与港毒女周庭同列获此奖项,可见其政治操弄了。而方方则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予以笑纳。一些人则如抹了猪油般蒙了心眼,弹冠相庆,托其裙,持其踵,腆脸而谀之,杰出之名受辱,抹黑岂能永久!方方已经沦落为西方抹黑中国的一个工具,只要政治需要,随时便可以捡起来抺一抺了,今后得个“诺贝尔文学奖”什么的也可以说不足为怪。因为苏联时期西方对《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就这么操作过。而今日截至发稿时止,美国已确定13095813例新冠肺炎病例和至少264875例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死亡病例,在疫情肆虐全球之时,惟愿人们早日走出疫情阴霾,停止政治操弄,重振全球经济。值此全民痛斥方方之际,现重发《再谈方方日记》等四文如下:
一、一纸发给方方的聘书
方方先生:
听闻方方先生善于以日记记录新冠肺炎疫情,又知道你信奉西方的人本主义,如今中国疫情已经基本清零,胜利谈不上,但大概的确已经结束了,而欧美疫情严重,恰好可以用你的生花妙笔,创造性记录下欧美体制内外的抗疫现实。敬聘作家先生莅临操刀,以飨读者。
写作要求如下:不必亲临一线,因为有感染风险,保护你的安全是政府的责任,你只要在提供的旅店日记就行,天气因素也许的确会影响你的心情,但这不要紧的,写作素材会随时发给你,会给你建立足够的朋友圈,当然在欧美有你贴心的朋友医生则更好,可以更加畅通你的信息渠道,利于你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闪光的事件人物不必入笔,我们知道你对这些十分慎重,只要记录悲伤,怨艾,民情即可,及时反映平民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呐喊即可,特别不要着意去书写体制内各部门各行业如医护军人公务员志愿者对抗疫情的事绩,美日发点钱咋就入了你笔端,这不是你一贯日记的风格,这些都是他们应尽的责任。
战斗的鼓舞和吶喊也不需要,你只要在旁边观战感慨泪目,你只要努力写出人间悲情,我们这里正缺少你这样子为平民代言的人,正期望你坐于书斋达成你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其他的事情由我们政府和一线奋战者来做。你只要能够写出名动欧美,洛阳纸贵,流传后世,针砭时弊的文字就算大功告成。如果继续写出中国抗疫一样的名动天下的日记,可以考虑为你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顺祝享誉欧美,驰名世界!
欧美政府诚聘
2020年3月22日
二、关于“方方日记”
在六十天闭门坐家的日子里,消费方方日记成了全国人民一个奇特的现象,主要是闭门不出,闲得没事,总是要有点事情打发时光,恰好方方日记填补了这个空白,可以打发一下时光,浏览之余,还可沉思,沉思之余还可观看方粉与厌粉之间的争辩,怪有意思的。现在好了,方方日记封笔了,掩卷沉思,还是有些感想的。
有句很流行的话叫做“要为苍生说人话,不为君王唱赞歌”,而方方就大概可能自诩为“为苍生说人话”而“不为君王唱赞歌”的那种,因为六十篇日记里,没有唱一句赞歌,那怕你外面阳光灿烂,可歌可泣,白衣铁甲,战云密布,烟尘滚滚,逆行而赴险地,英雄不问生死,一概视而不见。因为方方抱定了“这不是胜利而是结束”的想法。所以怨气弥漫笔端,怒怼散于大地,我只不管不顾,哪怕洪水滔天。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方方早期日记还是可以的。在那个病毒突袭,手忙脚乱的日子里,需要这样不住地提醒,这里不对,那里不当。这里大意,那里疏忽。这里迟缓,那里可恨。以让人警醒,加以改正,共同去面对凶恶的新冠病毒。这个世界不能只有赞歌,而应该有批评不满和愤怒。应该有反映平民心声的渠道,尽管方方不是平民,而是体制内退养高官高级知识分子著名作家,为百姓代言也是可以的。早期日记客观上起到了推动舆论,使官方尽快决策改正不足的作用。
但在后期阶段,当战争一切准备差不多了,开始总攻,吹响冲锋号了,四万多无惧无畏的战士们开始攻城掠地,围歼敌人时,方方仍然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见乌云而不见硝烟,见阴暗而不见喊杀之声惊天地泣鬼神就不那么对了。
战争心理学认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这个时候应该是快板手啦啦队,助威呐喊,攻上山头,拿下高地的时候,而不是让己方再衰三竭,消弥斗志了。这就是当战争白热化时,劲可鼓不可泄的道理。
当方方写到54篇时,我曾说过,真的希望方方不要再写了,该适时打住了,为何呢?她那么多据说,听说,朋友说,医生说,本身说明方方拿着优厚的退休薪金,开着空调,磕着瓜子,品着香茗,闭门造文,构建说说体,言多必失,传言难真。事实证明,后面的日记讹误频出,多虚失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二手信息三手资料,偶一为之尚可,长期为之,必定难掩谬误。所以,风光赏尽,难免心生失落,花好月圆,难免春红凋零,亏缺晦暗。
后期日记,大的失误有:一是说武汉战疫“这不是胜利而是结束”,你认为可以,但你是著名作家,为公众代言,这话就引起争议了。凡是战争,一将成名万骨枯,但不管牺牲了多少人,敌我双方终有胜利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现在还有胜利纪念日呢,尽管为此付出了三千多万人的代价,同理,武汉战疫,付出了三千多人的代价,过万亿的损失,但正如抗战一样,惨胜也是胜利。只有失败的日本到现在还不承认正义一方的胜利,称之为“终战”。不然,武汉人民为什么要以最高礼仪送别四万抗疫英雄,为什么还要以相似于迎接凯旋归来的英雄搭起军刀门那样,让抗疫英雄乘坐的飞机起飞滑翔时“过水门”,这是武汉人民最高的礼仪送别“不计报酬,何问生死”的义无反顾的英雄们。二是方方在武汉封城第57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也看到湖北官方欢送出省的劳务大军。”把四万多冒死逆行的英雄们统称为“劳务大军”,这话说的,这些勇士们应该没有一个人得罪于她。三是美国政府发钱方方也是道听途说的,却有羡慕赞扬之意,引得网民一个劲地要求“发钱发钱发钱”,不知她下笔时咋想的,中国政府几十篇日记里,未置一赞,美国政府发一下钱,竟然这么形诸笔端,而事实又来了,美国国会否定了发钱的动议。四是说广西抗疫英雄梁晓霞护士去世了,全国人民一听陷于悲伤之中,结果是假消息,尽管在日记终结篇里道歉了,但也是差强人意。五是说,比较好玩的是,以前甩锅,是官员甩专家,专家甩官员。现在好,全都可以一齐甩到美国去了。这话有点不对头了,中国现在不是甩锅美国,而是美国什么都拼命甩锅中国,川普讲话稿上原来写着“新冠病毒”,细心的网民发现改成了“中国病毒”,方方这样说有点过头了,仿佛在替美国说话似的!六是在结束篇里拼命指责“左派”,并且说中国有这些左派就没有未来,这个断语下的,仿佛只要有说了她不是的,就是左派,仿佛左派就是一顶大帽子,左派也好右派也好,都不是一顶大帽子能吓倒的。说这话仿佛她就政治正确,方方没有明说她是右派,但似乎也不是中派,说她中右派不算过份了。方方火气太旺,都六十多岁的人了,如一只羽毛倒竖的公鸡,何必呢!你就能代表祖国的未来,见过自信心爆棚的,没见过这么爆棚的,那里有这么回事。最好还是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事情,不要左派右派的,平民政府的,中国美国的,在这个信息爆炸互联网盛行的时代,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多元而富有辨别能力了。中国有句古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愿方方这位自诩为爱国的作家,能够以拳拳之心,以文字警醒国人,以诚实的文字为中国的未来添一砖加一瓦,则中华民族幸甚,中国未来幸甚!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方方打出日记的五十四张牌不再出后面六张牌就好了,幸甚的是方方已经不再出牌了,可以安然地走出书斋了。也许去欧美再制作五十四张扑克牌正是国人期待的呢!
(2020年3月25日)
三、再谈方方日记
在百度输入方方信仰,显示为“人本主义”,什么是人本主义呢?
人本主义哲学是美国哲学家马斯洛的哲学主张,他认为人的本性起源于人的本能需要,提倡人要认识自我的内在潜能和价值。人本主义心理学主张促进人的自我实现,鼓励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人本主义的社会价值取向于对人的个性关怀、注重提倡人性尊重,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
所以人本主义是一种具有内在张力的西方哲学观,是为了软性地宣扬西方的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所以方方在这种哲学信仰指导下写出的方方日记具有亲民性而受到平民喜欢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方方日记是作者在西方“人本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的一个文化产品。
“以人为本”,把人民利益放在优先位置,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直以来的传统哲学文化。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的政治理念,要求统治者要有“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境界,要有解民于“倒悬”的政治作为。荀子更进一步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 ;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的立君为民的权力观。“民为邦本”,“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仁者爱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董仲舒则指出“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话意思是说,仁义的天地,同等看待世间万物,仁义的圣人,同等地看待世间百姓。这些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同样把百姓放到最重要的位置。而我们现在提出的以人为本,与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之上、缺乏实践基础的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以及建立在封建专制主义基础之上、围绕君主和臣民关系展开的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有不同的。现在以人为本其实质是不忘初心,为人民服务,以人民群众为本。从表面看来,中西方在对待“民本”的哲学思想上并没有很大的冲突,但是,西方中国古代与现代中国,三者在“人本主义”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因而在对待方方日记上,就自然会产生争议,以至形成尖锐的对立。
这与中西文化在对待“人本主义”的不同特征和认知态度上有关。西方文化主张的人本主义,也可以说“以人为本”吧,这个人本主义是以“自由,人权”为前提的。因而西方在疫情之初,反对封城,反对戴口罩,把政府的规定说成“违反人的自由,违反人权”,甚至指责武汉封城是违反人权。直至死亡找上门了,才知道情况不妙,不再叽叽歪歪了。他们一切以人的自由为出发点,而违反了这个就要集会示威游行,就要找政府麻烦。而东方文化虽然也强调“以人为本”,但更主要的是遵纪守法,明大局识大体。所以,政府一声令下,十几亿人自觉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很少有违反政令的,而意大利三十万华侨鲜有感染新冠病毒也证明了这一点。不是中国大陆人民民智未开,不知道自由与人权,也不是三十万意大利华人不知道自由与人权,而是在大是大非生死攸关时想得明拎得清。这就可以联系到方方日记争议大的原因了,方方信仰的是西方的“人本主义”,在写作时不自觉地散发着一种民本思想,以平民代言者自居,自然挑动了灾难来临中的平民情结,因而获得大量方粉。但是,方方在写作过程中,无意地有了一个“平民”的对立面“政府”,大难时混乱指责情有可原,可政府在努力改进,并且与群众一道在抗疫一线战斗,以人民群众为本了,这个时候,写作笔调是否该转换了呢?不是要歌颂政府,客观地记录一下几十万抗疫一线的战士们总可以吧!而作者则一直在日记中维持着阴暗晦涩幽怨的笔调。这种对平民的怜悯情结,虽然获得了心灵相应的拥趸者,但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自觉与智慧不太吻合。因而多数人对方方日记这种刻板不变,没有随着战疫一步步走向胜利而变化,大为不满了。所以说,东西方文化,同为“以人为本”,而民族特性不同,写作的立足点也应该不同才是,而不应以西方的价值观来审视自己的文字,以至产生文化认同上的疏离感。战疫虽然惨烈,但惨胜也值得记取,对为胜利而义无返顾的四万多英雄值得赞颂与褒扬。比如意大利六十多岁的牧师同意拔下呼吸机给年轻人,自己平静地面对死亡,这难道不是人性的光辉吗?纽约的护士长因医疗防护服缺陷,穿着垃圾袋上前线,因感染而死亡,同样彰显了人类精神的光辉。这个事件是否就成了指责美国政府的证据呢?我看未必,因为特朗普面对这些突发事件,政府正在采取战时措施,征用公司开始医疗物资设备的生产。所以,一对比就知道了,过度渲染对立是不对的,新冠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只有齐心合力才能打败它。
一个政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批评和指瑕是十分必要的,方方日记的批评也是可以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两派这么激烈争议,正如上面所说,出在方方心灵深处对事件的分寸把握上,出在世界观与信仰的东西方认知的不同上。方方认为是对的,方粉认为是对的,但反对者在民族性格的历史沉淀,思维的认知方式上与方方日记产生了价值观的重大冲突。也许这个是方方所始料不及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何用自己的笔去记录一个民族生存前进的足迹,是文字工作者的责任。作家的灵魂如何安放,这不是空洞的哲学拷问,是一个值得严肃思索的问题。
古人说“道听途说,德之弃也”,方方日记的硬伤就在这里,“听说体”偶一为之可以,两个月长期坚持,难免会出纰漏,日记中几处大的失实确实不应该的。
方方日记中内容晦暗,除了抨击就是揭露。一撸到底一根筋确实让人产生审美疲劳,长期让人沉浸在这种阴沉悲悯的氛围中让人受不了。政府的领导指挥也许入不了你的法眼,四万余抗疫英雄的战斗难道就入不了你的笔端,入了一下都是错误地宣布一个抗疫女护士的死亡。我就奇了怪了,是为了保持日记一致的情感风格,或者是因为将来要在欧美出版成书的原因呢?因为赞扬了就涉及对体制的肯定了,而要在欧美出书就困难了。不能出书就赚不到钱,岂不是十几万字的日记白写了!
笔有正能量,自然点划带风,而负能量多了,自然运斤沉重。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世界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看看美国意大利确诊量均超过中国的情形,国人心中自然有一杆称。称,然后知轻重,权,然后知衡量。如果让方方去续写欧美抗疫日记,我看恐怕不会这样睁眼尽是黑的了,说不定会力求展现“人本主义”光照下,人性的本能追求与自由人权的体现呢!当然,方方不会再去写了,而在中国她的价值观与对社会的认知态度,确实引导了太多的负面情绪。
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是多元的包容的,必须有容得下批评指斥的雅量。但是一味去渲染心底的负面情绪,无益于身心,无益于抗疫,也无益于社会心理学范畴中大众健康心理的建立与发展,甚至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甚而至于产生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而香港动乱与不良媒体煽动社会恶性心理因素的形成不无关系,这是文字工作者必须考虑的问题,你码出的每一个字对于社会来说,都是有重量的。
在七国集团会议上,蓬佩奥叫嚣恐吓中国,要秋后算账,这是赤裸裸的“流氓行径”,当然这种阴谋不会得逞。但是如果方方日记在美国出版或在大报刊登后,美国利用方方的日记做文章,污名化中国,这不正好是给对手的呈堂证供。当然,万一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可以说,这只是一个“听说体”,可以不承认其法律效力。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既要有批评也要有赞歌,只有批评没有赞歌,萎靡的精神便难以激荡,只有赞歌没有批评,勃发的精神便难以安放!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文学家的责任便是针砭时弊,激浊扬清,写出这个时代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不朽篇章!(2020年3月27日)
四、“没有胜利”与“美好的仗”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上面三句话是方方六十篇日记的收束之笔,那么,这三句话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呢?且听我细细道来。
第一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这句话与前面日记中的一句话似乎自相矛盾,“记住,没有胜利,而是结束”。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打的这场艰苦卓绝的仗,不能叫胜利而叫结束,不能庆祝,不能评功,而她自己却打了一次“美好”的仗,这到底是什么“美好”的仗呢?值得用“美好”来形容呢?这就是她信仰西方的“人本主义”价值观,打悲情牌平民牌挑动国民与政府的对立,挑动国民与国民的撕裂,挑动左与右的骂战,而她自我觉得这是一场“美好的仗”,她打过了,胜利了,该庆祝这美好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之仗打胜了,所以对她个人来说是一场“美好的仗”了。可这“美好”的仗却成就了方方“半边人”的“美名”,成就了她坐定“公知”的头衔。为何说 方方是“半边人”呢?方方日记针砭时弊,激浊扬清,要求追责,为民发声本没有错!关键在写事选材写半边,执拗地选择性失明,一撸到底上,可方方为什么会这样固执己见呢? 一是与其信仰西方的“人本主义”价值观有关。二是与借助“二湘公众号”在美国发表日记有关,并且欲在美国登报出书有关。如果写了另一半众志成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开展艰苦卓绝,数万人逆行抗疫阻击战,则必然涉赞体制内行业与人员,与西方对中国的观瞻认知不相符合,这就登不了报,出不了书,成不了名,捞不到美金了!这“半边人”其实是世界观与名利观使然!所以,对于全民阻击战来说,她说是“记住,没有胜利,只有结束”,仿佛咬牙切齿,言之凿凿,以教主身份自居似的。而对于她维护其个人认知与信仰来说,她说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全民战疫不是“胜利”,她个人的才是“美好”的胜利之仗!那个只是“结束”,这个才是“美好”!有人冠方方是现代鲁迅,怕是连皮毛也不是,鲁迅的笔是“匕首,投枪”,是投向敌人与黑暗的旧世界的,鲁迅对敌人冷酷无情,可他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小家之爱与家国情怀,他可以“以血荐轩辕”呢。
第二句,“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跑的是什么路呢?一般来说,称为“跑路”的,一定是受人驱使,受人托请,才会去“跑路”的,比如,这个事情,麻烦你替我跑一趟吧!那么,这个叫她跑路的人是谁呢?是美国的“二湘公众号”吗?可能是。因为她们心有约定,你坚持写努力写,美国这边推出的事我来运作。所以方方奔跑了六十天。也可能是疫情快结束了,武汉要解封了,那疫情结束后充满阳光的日子也没什么好写了,所以路已经跑尽了!
第三句,“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她守住了她所信的什么“道”呢?从她自述自己的信仰看,是西方马斯洛的“人本主义”,而西方的“人本主义”其实质是倡导与维护西方的自由与人权价值观。也许这就是方方在六十篇日记中所要极力守住的那个“道”,而这个“道”是与中国现在社会主义体制格格不入的。是西方所极力指责抹黑的“现代威权主义”政府的,并且说中国体制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威胁的。而方方所极力要守住的这个“道”,就是与中国现行体制不合的西方的“人本主义”价值观,是西方历年以来拿来挥舞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头上的那把“自由人权”的软刀子。人本主义看来是提倡“以人为本”和“亲民”,但其亲民的虚假本质在于其真实目的不是真的为了亲民,而只是假亲民之名来宣扬维护西方的自由与人权,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西方的普世价值观。难怪广大网民怼得这么厉害,以致有的有“割席”之举,原来是这个道在作怪,所以,人们看方方日记,总觉得与现行体制隔着一层,与西方价值观心有灵犀了,难怪西方对方方日记如获至宝,因为它有可利用的东西,也许在西方看来,这正好是拍向东方的一块“砖”,尽管这可能是方方无意递过去的,也是方方所始料不及的,但客观上是否达成了西方所要的效果呢?
因而,可否将方方日记看作是无意间宣传了西方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的一个作品呢?不然,咋会受到《洛杉矶时报》如此青睐,这边刚刚搁笔,那边就见诸于报端头版,并且冠以“真实的声音”呢?(2020年4月2日)
上面四篇文章重发于2020年11月29日

张有清,男,汉族,江西省宜春中学高级教师。对古诗词,现代诗歌,小说散文,时政评论均有涉猎。诗歌曾入选《南吟北唱》诗集。在《中国诗歌网》《世界诗歌联合会》《华人文艺联盟》《中国现代诗歌文化传媒》《中国现代诗歌文化传媒黑龙江总社》《中国现代诗歌文化传媒山东总社》《江西一道琴棋诗书画总社》《江西云裳文学社》《江西诗声》《宜春诗词》《宜春市曲赋学会》《袁河茶话》《诗艺国际》《兰馨文轩》《蝶舞霓裳诗书画社》《诗意文韵》《诗码头古韵悠长》《都市头条杨歌文学社》《都市头条莲叶之珠文学社》等网络平台发表诗歌五百余首,被诗歌平台专业朗诵者朗诵诗歌散文政论一百余首篇,编发中短篇小说若干篇,发表时政评论百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