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泽生（阜新知青驿站群员）
推荐：白云溪
--- 启 程
1970年8月31日，阜新市城镇70届九年一贯制中学毕业生（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所谓中学）1 万多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怀揣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扎根农村干革命，改变农村山和水”的雄心壮志和真诚、崇高的理想，在送行的鞭炮锣鼓和一阵阵口号声中，乘坐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被送到本市所辖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和彰武县的几十个人民公社。我们就像一群刚刚离巢的雏燕，飞落在阜新广袤大地的几百个大大小小村庄上。
1968年开始的知青大下乡，是初中3个年级、高中3个年级一起走，基本上是一个也不留，俗称“老三届”。1970年的毕业生，是实行九年一贯制后的首届毕业生，基本上是三分之一留城当工人，三分之二下乡作知青。按当时的理解，留城当工人的学生大多数都是根红苗正、家庭出身好的（贫下中农）、表现出色的（按当时的政治要求）；“黑五类”子女（地主、富农家庭成分，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被称之为“黑五类”）、“走资派”子女（当时被批斗的干部，被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当时所谓有问题的家庭的子女，当然是上山下乡的首选对象。
当时的宣传说：当工人、作知青，都是革命需要，只是分工不同。其实，人人心知肚明，在当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当了工人就进入了领导阶级；农民则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知青还要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差别何止是十万八千里，简直是天壤之别啊。当时，有政策规定，各学校可以选一二个有代表性的“可教育好的子女”（“黑五类”子女的别称）留城当工人，我所在的市第十二中学的“工宣队”（ “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由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管理学校）怕弄不好出说道，受牵连，就一个也没留。
上工厂和到农村去的汽车是同时启动的，车到市区，上工厂的汽车拐进了阜新冶金备件厂。我们则一路向西，奔向阜新西北部——贫困的紫都台人民公社。别了，我20来年的城市生活；别了我十多年的学校生活。
就这样，我们怀着“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豪情壮志”，踏上生起步的漫漫征程。
全家人拍照欢送下乡的场面，还是比较少见的。在当时，这是一种团聚，也是一种别样心情的送别。照片中的我那年18岁，我的3个弟弟后来也陆续都下了乡，这在当时也是少见的。按当时的政策，家有两个以上子女下乡的，可以照顾留城一个。我们家从1970年到1976年哥四个都下了乡，一个也没能享受到这的照顾。后排右二为本人。
同学留影，着装是那个时代的标配。仿制军装和军帽，手捧红宝书，胸前伟人像章。风华正茂少年时。
下乡一年后回城探家，与留城在工厂的同学留影。
照片上的题字，还保留着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前排中为本人。
力争上游不断登攀
文:白云溪
仰望浩浩天宇的星移斗转，
涉过流年江河的浪涌波翻，
时光的长镜终辞去了
知识青年的俊朗红颜。
那高歌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的稚气笑脸,
那无偿撒给黑土地的青春华年，
那力争上游不断登攀的热汗，
仿佛只在倏忽间
便被吹皱、褪去、风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