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散曲”创作的颓势      促进“诗、词、曲”三花并秀

——董文海就“散曲”创作问题，访问上海著名诗人、散曲专家杨凤生先生

编者按：为振兴繁荣散曲的创作，解决制曲中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2006年7月，时任内蒙古诗词学会常务理亊，赤峰诗词学会会长、《赤峰诗词》编委会主任的董文海先生，专访了对“曲学”研究颇深造诣的上海著名诗人、散曲专家杨凤生先生。现将现场釆访记录，整理刊发。虽然时隔13年了，仍然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热望广大诗友、特别是有志于“散曲”创作者们认真一读，定会从中获得教益。（文中董文海提问，简称“董问”；杨凤生答文简称“杨答”。

       ——此文曾刊发于《赤峰诗词》2006年第三期）

（1） 

       董   问：杨先生您好！您是全国著名诗人、学者、戏曲教育家。尤其是近年来在散曲研究方面，建树颇丰。先生出版的《散曲小令格律（散曲曲谱）》一书，以及书中所附的曲论文章，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散曲”的振兴、繁荣，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今天，我愿就“散曲”创作中的有关亊宜，釆访、请教先生一些问题，望杨先生不吝赐教，好吗？

      杨   答：不必客气，请提问。

（2）

      董   问：元代以后，“曲”曾经与“诗”、“词”三花并秀，成为支撑祖国诗韵文学宝鼎的三只劲足。但是后来，“曲”却渐渐萎缩，变成了“弱族”。新时期中华诗词复兴以后，“曲”创作的阵势似乎也不佳，难与“诗”、“词”旗鼓相当。您认为究其原因是什么呢？

      杨   答：从韵文学进化来讲，诗盛极而生词，词盛极而生曲，故词为诗之余，称诗余；曲为词之余，称词余。从时代上讲，诗盛于唐，词盛于宋，曲盛于元明；故论辈份曲为第三代，离我们这个时代最近。按理说，在当代曲之繁荣应远远领先于诗词，而亊实却偏偏相反。自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后，各地诗词组织及诗词报刊应运而生。然而，在各地诗词报刊中，满目皆为诗和词作，很少见到曲作。抑或偶见，亦很多不合格律。可以说，曲已濒于消亡。究其原因，窃以为有四：

      其一，韵律过严。曲强调平分阴阳、仄分上去（即所谓“双仄更须分上、去，两平还要辨阴阳”）。且对仗多、押韵密，世有“逢双必对，分句就叶（谐韵）”之说。许多小令差不多句句押韵，对仗也是名目繁多。至于四声平仄之严，更为诗词中所少见，如“平平去，上去平”、“平平仄平平去上，仄平平仄平平去”等特定格律句，在散曲中随处可见。其韵律之严，于此可见一斑。

      其二，衬字干扰。衬字是散曲中特有之产物，如小令[仙吕·寄生草]，其字数定格为7句41字，而元人作品中有多达60多字甚至70多字的；不少散曲作品衬字多于正字的亦属常见。有人认为，散曲可随意添加衬字，这是散曲的长处，它给创作带来了方便。而我以为衬字对定格的句子起了干扰作用，破坏了格律的完整。这对作者来讲当然方便了不少；而对读者来说却是拦路虎，它使读者摸不清字句的平仄格律，难识该曲调之庐山真面目。就更不用说对初学制曲者的困惑、掣肘了。所以说，衬字非但不是什么长处，相反倒是差点儿断送散曲性命的最大弊端。

     其三，字句增损。即一首曲子中，有些字可以随意增减。如[四门子]本为10句，但可以减去前两句变为8句；[后庭花]本为7句，但可增至十数句甚至数十句；[风入松]既是词牌亦是曲牌，词的字句是固定的，而曲的字句却允许有极大的灵活性，竟至放宽到毫无规律可言，难怪人皆对其学理性感到不足为训；在操作上又感到无章可循，望而生畏。

      其四，即为入派三声，也是最棘手的问题。所谓“入派三声”，就是将散曲中的“入声”字取消，分派到“平、上、去”三声中去。奈何我国大部份地区语言中仍保持着入声，而制曲韵书《中原音韵》的定音分韵与现代汉语又不尽相同，与传统的《平水韵》和《词林正韵》更是大相径庭，造成新旧声律上的混乱，令人无所适从。

      以上四大弊端，致使散曲往往只能供赏读而难以仿作，渐渐人皆敬而远之。所以说，这四大弊端也即为散曲远远落后于诗词，甚至濒于消亡的症结所在。

董文海：内蒙古赤峰市人。赤峰市文联原副主席。二级作家，内蒙古作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曾任内蒙古诗词学会常务理亊、赤峰市诗词学会会长和《赤峰诗词》主编。现任《红山诗诗词》名誉主编、赤峰诗词家协会名誉主席、神州家园文学会荣誉顾问和西辽河畔、松州雅集诗词微刊顾问等。有六部文学专著出版。五次受到国家文化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的艺术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