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年,那月,那乡愁
——往事琐忆之2
文/唐为跃
我上小学的时候,不像现在抓得紧,星期六、星期日放假,寒暑假放假,麦收时放夏忙假,秋收时放秋忙假。每逢放假,我们总是去生产队里干农活,名曰“支农”。
记得十四五岁那年夏季,去田里放渣。那时化肥紧张,以农家肥为主,稻草加河泥塘成草粪,春天翻它几遍,夏季挑进麦茬田,就让我们这些小孩子用手均匀地撒开,时称“放渣”。
除了放渣,就是放水样子。妇女们栽秧必须要做到行行逼直,棵棵均匀,事先就必须用细绳子按尺寸为她们放好样子。顺便多说一句:提到栽秧,有几个人不得不提,像我舅母时根女,我姐唐为香,我二嫂查永平,另还有周扣凤、何英等人栽的秧那才真叫一个直、一个匀、一个快。放样子是有讲究的,站在田埂上一看,要一眼望到头,尺寸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就达不到要求。凡是来我们农技站参观的干群都会竖起大拇指夸赞,令我们心里暗暗地高兴。种田如绣花,秧苗栽得既直又匀,除了给人视觉上的美观,还会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放秋忙假的时候,我到生产队里上工(干农活),带晚工打脱粒,搬把时一手一个是拿手好戏。那时条件虽然艰苦,吃的十分简单,红烧萝卜、青菜汤,稍有点油面便是美味,一顿一斤米饭不费事就下肚了。
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我们除了搬把、放渣、放样子等农活外,还被派到圩田放鹅、放鸭子。
记得那年暑假,我跟周永信到圩田放鸭,放鸭师傅周永林,他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经常跟我们讲抗美援朝的战斗故事。他身体不好,有肺结核病,我们年龄小不知道害怕,照样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屋子里休息。
有一天晚上天气突变,眼看一场大雷雨就要到来,这时从川青董潭方向游来的一大趟鸭子,突然闯进了我们圩田的鸭棚子,跟我们生产队就要出卖的几百只鸭子混杂在了一起。这还了得,人家要赶鸭子走,我们不放,这么多鸭子会被人家带走,怎么好向生产队交待,急得要命,万般无奈之下,永林师傅就叫我回家报信,这时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我硬着头皮朝家赶,顺着苏沟大圩一路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雨水泪水混在了一起,到家里喊开门,爸妈吓一大跳,妈妈说:“乖乖,你是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雨,你不怕吗?有什么事吗?”我流着泪报告了上述情况,天麻麻亮又随父亲和杨春才队长到圩田跟人家交涉,最后一只鸭子没少,总算维护了集体的利益。
唉,我不说,至今又有谁记得这件事呢,恐怕周永信还记得吧。
放鸭子除了辛苦,还有乐趣,可以尽情呼吸新鲜空气,吃到无公害食品,那时大河里由公家投放了大量的螃蟹苗,到秋天螃蟹成熟,吃螃蟹一分钱都不要花,下雨后,荡滩中螃蟹洞里螃蟹很多,我们就去捉,有时一天捉二三十斤带回家给家人吃。记得有一次螃蟹捉多了,就到川青董潭水产站去卖,一角七分钱一斤,五十斤卖了八块五角钱,打了几斤肉美餐一顿,那个猪肉真叫一个香啊,也许是自己的劳动果倍感珍贵吧。
别看我们生产队的晩辈们都很有出息,也可以追溯到上一代的文化素养。70岁以上的大都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以读几年私塾为主,但其中嵇寿宏、时长海、陈仁富等就是老三届学生,遗憾的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没有伯乐发现他们,重用他们,在我的潜意识里,一个人想出人投地,恐怕要有贵人相帮,否则你纵有天大的才华也只是空悲切。
我们生产队有人对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情有独钟,颇有研究。闲暇之余,饭后茶余,就根据本生产队的人物对照《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性格,确定谁是刘、关、张,谁是周瑜、曹操、诸葛亮,谁是黄忠、黄盖、赵云、马岱,谁是鲁肃、蒋干,谁是吕布、貂蝉。现在细想起来,虽是笑谈,但帽子底下这个人还真有点像,不能不说这就是智慧。也许这些智慧传给下一代,下一代才有今天的成就,这也许就是古语“要得发财子孙调后台”吧。
文革期间各村都要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八大样板戏风靡一时,我们孩子唯一的精神食粮就是欣赏样板戏,至今对样板戏中台词唱腔还记得不少呢,有时下意识地哼唱起来,这也许就是幼学如漆吧。文革期间我们生产队单独组建宣传队,曾排演过淮剧《接过哥哥的枪》,经常到公社大会堂汇报演出,受到观众的好评,那场面、那气势令人难以忘怀。
写下这些,并非本人一时冲动,头脑发热,也绝不是为了标榜自己,只是想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写下来,让年轻人知道我们生产队曾有过这么多的能人,这么多的趣闻,这么辉煌的历史,从而增加爱家人、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
愿看过此文的人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活出个样子来,以告慰先人的在天之灵。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我更信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也许,人老了总喜欢怀旧,怀旧就会有“啰嗦之嫌”,可我也顾不上什么嫌与不嫌的了。
那年,那月,那乡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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