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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帐谈兵（10）
整理编辑：百元生
第十集
全国山河一遍红
68年3月13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说：“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开始着急了，他也不希望动乱的局面再持续下去。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这是他不得不采取的强制措施，以使运动纳入他所预期的轨道。他预计，到1967年5月，“文化大革命”可以看出一些眉目，理出一些头绪。
但是，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局势的发展便难以预料，各地派性武斗逐步升级，事态已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大概要三年
到了5月，“文化大革命”非但看不到眉目，反而越来越乱。毛泽东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代表时，不无担忧地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同时，他又说：“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日益恶化的国内形势，此起彼伏的派性斗争，好象都在他意料之中。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
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以算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按照这样的筹划，从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时算起，也就是1967年4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决战的关键阶段”，把这样的“主题”、“正题”做好了，“文化大革命”就会看出眉目，有条不紊。
7月13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肖华、杨成武等人开会，他说，发动群众的阶段已经过去，“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8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国友人时，仍然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只需三年时间。他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疼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
9月，毛泽东在南方视察途中，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干部，彻底消除派性斗争，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临近尾声了。他说：“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据陪同视察的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文化大革命”最明显的标志，便是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这时，毛泽东考虑“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显然是在做“文革”的“扫尾”工作。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这篇经毛泽东批准的社论，实际上是以公开的方式，传达毛泽东南下视察的讲话精神，向全党全国传达这样的信息：“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全面胜利”。换句话说，结束“文化大革命”已经是为期不远的事情。
9月7日，全国除台湾以外的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即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宣称：“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斗、批、改阶段。”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斗、批、改”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扫尾工作”。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亲自为几个“斗、批、改”的调查报告写“编者按”，以期向全国推广。他在与外国友人交谈时说：“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他已无意再去发动急风骤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是迫切地期待着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从而顺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
10月13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仍持肯定的态度。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在批评所暴露的问题和错误时，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他赞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究竟什么叫到底呀！
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这些。”他仍在坚持自己的时间表，用三年或略微长些的时间，到1969年，“文化大革命”也就进行“到底”了。
还有一点尾巴
毛泽东在筹备中共“九大”时，已经是有意无意地进行“扫尾”工作了。中央文革小组在送呈的报告中说：“解决不仅在实质上、而且也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问题，顺带也就解决了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当即批示：“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他对中央文革的态度开始转变，中央文革在草拟的国庆标语中有这样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他在审阅时立即删去，并且批示：“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口号称赞自己。”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就要结束了，那么应运而生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就完结了自己的使命，应该淡出历史的舞台。以往凡是重大决策发文，总是依次署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这次筹备“九大”，毛泽东一反常规，不让再署“中央文革”，他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他还提出撤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央文革碰头会。
1969年4月，“九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显然，这个胜利也有他所构想的“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审阅党章修改草案时，他看到这样的条文：“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他立即修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并且确定“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这一切，毛泽东似乎早已深思熟虑，胸有成竹。
可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委托周恩来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领导“批林整风”，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并且开始中美两国的高级会谈，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在正常恢复中。这些应该说都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准备。1973年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邓小平，又被毛泽东重新恢复工作，委以重任。这无疑也是一个信号，“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这年6月，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访华时问毛泽东：“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毛泽东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他不愿意党和国家总是生活在动乱之中，但是，他又不允许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说三道四，甚至全面否定。他想以平和的方式结束“文化大革命”。1974年8月，他在武汉时说：“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当有人说，“批林批孔”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后，他很不高兴，批评道：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他感到，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时间太长了，不能再拖延了，所以，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975年1月，周恩来的病情日见沉重，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不久，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开始全面整顿，整顿之初，毛泽东是采取支持的态度的。他的前提是先肯定“文化大革命”，然后再通过整顿，恢复秩序和建设，以结束“文化大革命”。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回忆：“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毛主席的意思，你(邓小平)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拒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毛泽东生前终究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这是他晚年政治悲剧之所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和民族终于从十年浩劫中解放出来。
上部完
未完待续
整理编辑者简介：
百元生，洛阳伊滨区人，文学爱好者，古稀之年喜上文字，有多篇散文小说见著报刊，多家文学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