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帐谈兵（8）

           　  整理编辑：百元生　　

                        第八集

              毛泽东南巡与武汉"兵变"　

　1967年7月14日凌晨5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从北京发车，向武汉驶去。在这动荡时期，负责毛主席安全的是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自从一年多以前罗瑞卿被打倒，杨成武就来到毛泽东身边，成了毛泽东的“大警卫”。

14日晚9时许，专列停靠在武昌车站。站台上，迎面赫然几条大标语：“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毛泽东摇摇头，对杨成武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杨成武点点头。至此，他已揣透毛泽东南巡的主旨，不是要乱，不是煽风点火，而是要稳定，要控制局势。杨成武将毛泽东送到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后，直奔“百花一号”，来到乘飞机先期到达的周恩来总理住地。周恩来告诉杨成武：“谢富治、王力也到了武汉。谢富治是我飞武汉前叫来的，武汉驻军是他的老部下，好做工作。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我来电话，也要来武汉。”　

　从7月15日开始，每天上午毛泽东听取华北、中南、西南问题的汇报，下午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开会。毛泽东对王力、谢富治夸大武汉形势严重性的说法不以为然：“有那么严重吗？湖北的问题，我看也不难，比湖南、江西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可能要先进些。”王力听到这话，心里暗暗着急。这几天，他一直在“百花一号”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军区领导争吵，怎么能吵成“可能要先进些”的结果？他知道毛泽东听得什么，听不得什么，便大讲“三新二司”和“工总”几个造反派组织如何受迫害，如何在高压之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谢富治接过话说：“我们上街看大字报，做调查研究。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是造反派；‘百万雄师’坏，是保皇派。军区解散‘工总’，抓了人家的头头和那么多群众，不得人心。”这番话起了作用。毛泽东下令：“‘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刑事犯罪的另案处理。”他再吸两口烟，已经平静些：“陈再道呀，政治上落后了，不用脑子。”王力急急抢了一句：“他的错误很大。”不料毛泽东却很宽容：“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了。”对陈再道，林彪曾经说过：“全国各大军区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办法。”毛泽东不相信，决定亲自来看一下。出发前，他亲口对总理说过：“走，我们到武汉保陈再道去。”　

　王力被抓起事端　　

7月18日晚上8时，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走进毛泽东的客厅。接见结束后，周恩来同毛泽东话别。然后，乘飞机离开武汉。　

　不料就在周恩来的专机起飞后，到机场参加送行的谢富治向王力提议：“我们到水利学院去，看看最坚定的造反派。”望着人群如潮，谢富治热血陡涨：“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四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预想中的“大联合”被这么轻轻一触就碎了。7月19日，武汉龟蛇二山、桥头码头、大街小巷“工总”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头天晚上的讲话录音。“百万雄师”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此时，谢富治和王力正在军区大礼堂，跟师以上的干部讲话。王力口若悬河，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力走下讲台时，“百万雄师”的群众和大批部队指战员采取了非常的造反行动，冲进百花二号，把王力抓走了。

　　杨成武见形势紧张，赶紧打电话向周恩来告急。“你一定要保证主席的安全。”周恩来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这时毛泽东已经听到报告，他让汪东兴传达指示：叫武汉军区放人，陈再道和钟汉华要负责把王力找回来。延至中午，传来消息，钟汉华已设法将王力悄悄弄出军区大院。可是，再联系时，却又传来“王力失踪”的消息。　　欲加之罪的“兵变”

　　很快，正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的林彪也得到王力被抓的消息，他便拿起笔给毛主席写信，信中写道：“武装游行，包围军区，冲击东湖，抓走中央代表，这是兵变……”“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但写着写着，他又踌躇起来。他先讲话，容易引起毛泽东疑心。现在的武汉和陈再道，毛泽东没说“兵变”，自己先说，合适吗？他叫来了戚本禹，又找陈伯达和关锋商量。然后，就加一句：“趁他尚未下定决心”。即：“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趁他尚未下定决心，要及早转移……”最后，这封信改由江青署名，这样林彪可以避嫌，再讲话也主动。信交给了毛泽东。“劝我去上海”，毛泽东看着信说。“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杨成武问。毛泽东把手一拂：“我哪里也不去。”

　　周恩来也飞到了武汉，但比预定时间迟了。专机接到吴法宪紧急通知：“陈再道已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总理。改降山坡机场。”接着，吴法宪又给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打电话：“武汉军区问题大了。现在总理要到，你马上派空降兵部队抢占山坡机场，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中国当时惟一一支空降部队驻湖北武汉，部队接到命令立即出动，抢占并封锁了山坡机场。泊于长江的东海舰队几艘舰艇也根据李作鹏的命令进入战备状态。周恩来的专机在这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中降落了。在形势不明的情况下，周恩来也做了应付不测的准备。他改了装：戴一顶普通军帽，茶色眼镜，口罩遮脸，身穿当时普通群众穿得最多的蓝制服。一下飞机，便驱车直奔武汉。到达“百花一号”，他立刻约见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研究了解事态可能的发展。“百花一号”到“梅岭一号”有段距离，徒步容易被发现。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4个人便挤进一辆小吉普，驱车去见毛泽东。“主席，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周恩来说。毛泽东还是摆手：“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那好吧。”毛泽东终于同意，“我到上海。”杨成武又问天上、地下、水里。“天上。”向来不坐飞机的毛泽东这回下了决心。　

　凌晨3时，毛泽东的车队出发了。杨成武全身戎装，率警卫参谋丨乘吉普车走在最前面，毛泽东的车子紧随其后，然后是警卫部队乘坐的大卡车。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情况，车队顺利驶达王家墩机场。机场并不像吴法宪报告的那样，没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造反”的军人。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机场旁，杨成武护送毛泽东上专列休息。天亮后毛泽东登上专机。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一行安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

　　“我看当作错误处理”　

　7月22日早晨8时20分，周总理从武汉王家墩机场打来电话，告诉杨成武：“我们都到了。”周恩来讲得含蓄，杨成武能明白，“我们”自然包括王力。王力受到29师政委张昭剑保护，躲在小洪山。张昭剑不相信武汉军区和陈再道，陈再道奉命寻找王力，他推说不知。直至头一天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来找，他才说出真相。杨成武汇报了总理的电话。毛泽东听了，沉默片刻道：“武汉问题，是宜快？还是宜慢？”杨成武在纸上记录，没吭声。他知道，林彪还在北京等待“最高指示”。毛泽东边想边说：“慢一点准备，暂时不行动。”他望着杨成武，又道：“决策有无向前、剑英参加？”杨成武明白，这一句不是问，而是等候他从北京回来报告。沉吟片刻，忽然毛泽东用宽容的声音说：“你记：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出进。可见徐、陈并没有下个死命令。”　　毛泽东终于肯定了“宜慢”。杨成武松口气，问：“‘八一’就要到了。现在有种意见，说应该把9月9日秋收暴动纪念日作为建军节。”“为什么要改为9月9日？是因为我的关系？你告诉总理，历史就是历史，篡改历史不是私心就是野心。8月1日南昌暴动打国民党是第一枪，是全国性的，意义重大。”杨成武记录完毕，继续请示：“‘八一’招待会，几位老帅要不要请来出席？”“统统请来。”毛泽东作个推出的手势，掰着手指说：“朱老总是红司令。叶剑英的功劳不能忘。陈毅是个好同志。聂荣臻是个厚道人，什么事都出来承担责任。一军团有林彪，别人不出来承担责任，聂荣臻出来承担责任；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杨成武猜到这个“别人”是说林彪。毛泽东连吸几口烟，又说：“建军40周年，招待会老帅都要参加，由杨成武致辞。”杨成武听了忙说：“不行。应该是老帅。”毛泽东把手一摆：“你回去如实把我的意思告诉总理，由总理定吧。”说完毛泽东略一沉吟，说：“有些事回去不要对林彪讲。”　

　矛头转向“军内一小撮”　

　7月25日下午5时，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大会结束后，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他向周恩来传达“最高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三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增加“同志”两字。

　　林彪也接到毛泽东在“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通知”上的批示，全文五条，其中第二条提到陈再道。看到毛泽东在他名字后面加的“同志”二字，林彪一怔，原以为陈再道必倒无疑，顺陈再道这条线，就可以解决四方面军的问题。现在在“声讨”大会亮了相，跟着喊了口号，他又加个“同志”！林彪脸色苍白，有一种不祥之感。

　　26日下午3时，讨论武汉问题的扩大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举行。陈再道、钟汉华走进会议室，刚想在指定位置坐下，便听到一声厉喝：“你们站着听！”谢富治头炮定调：“‘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吴法宪大骂：“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接着直取主帅，“徐向前，早在二月你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他不是三反分子。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徐向前气得两手发抖，写个条子递给周恩来，愤然离开了会场。吴法宪一腔火气无处泄，猛冲过去左右开弓掴了陈再道两个耳光。会场哗然，周恩来喝斥了吴法宪。斗争会开了7个小时，陈再道弯腰7小时。　

　远在上海的毛泽东可以鸟瞰整个舞台，也一直处在警惕之中。在听空军政委余立金汇报武汉形势，提及“第三战役”这一提法时，马上追问：“谁提出的？”“北航小将向武汉造反派传达王力、关锋讲话时说的。王、关的讲话，说地方上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中央首长认为？”毛泽东缓慢重复一遍，“哪个首长？毛泽东还是林彪？”毛泽东的目光里充满着思索。

　　敲山震虎抓“王关戚”

　　8月14日，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40周年的两篇社论和七八份“林办”送来审批的下发部队的文件，见里面“揪军内一小撮”的字样满目皆是，决心渐渐形成。他抓起笔，首先在《红旗》杂志那两篇社论上批三个大字：“大毒草”。接着将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凡有“揪军内一小撮”之类字样，统统一笔删掉。删到后来终于耐不住了，索性写下一行：“不用。退林彪。”　

　“中央文革”也乱了。先是江青跑到康生处，两人相互表白自己与这两篇社论无关，“《红旗》是陈伯达管的。”康生冷冷地推到陈伯达身上。陈伯达说：“《红旗》这两篇社论，那是关锋主持起草，王力改定的。”“文章我是看过，”王力急了，“可‘揪军内一小撮’不是我加的，文章里本来就有。”“康老，当初研究‘七二○事件’的宣传口径时，我们不是请示过你吗？”关锋叫起来。“请示我什么？”康生始终面孔冷峻。“不能错误人人有份。”江青讲话了，“也不能怪老夫子。”老夫子即陈伯达。　

　8月25日凌晨1时，在钓鱼台5号楼，杨成武将周恩来的讲话记录交他本人过目。上面有周恩来对16个省和自治区运动的看法及处理意见，也谈了外交部夺陈毅的权，以及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讲话。王力在讲话中说了许多攻击陈毅的话，矛头暗暗指向周恩来，这就使周恩来表态更须慎重。“王力在外交部的讲话，你交给主席看就行，只谈情况，你不要评论，请主席指示。”杨成武赶到上海向毛泽东逐条汇报周恩来的谈话。20年后，杨成武曾向笔者回忆说：“毛泽东听完我的汇报就让我走了。他思考了一夜，第二天把我叫去，谈了他思考后的决定。”毛泽东心中明白，现在的形势必须收，林彪不能动，江青不能动，陈伯达……也不能动。王、关、戚这“小三”在当前有着足够的影响力，处理这三个人，敲山震虎，就可以防止林彪继续“走远”。　

　“王力这篇讲话极坏。”毛泽东第一句话便明确了态度。“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要消肿。”毛泽东略作沉吟，“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26日中午12时40分，杨成武飞到北京，立刻见周恩来，于是这三人被抓起来了。

　　9月23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驶回北京。29日晚，毛泽东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集训干部会议的900多名成员。毛泽东朝台下张望，大声问道：“陈再道来了吗？”陈再道高举右臂，满怀惊喜：“我是陈再道，我来了！”“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曾经打过陈再道两个耳光的空军司令吴法宪，望望面无表情的林彪，沮丧地垂下了头。　　

（据《杨成武见证文革》权延赤/著）　

　未完待续　

    整理编辑者简介：

百元生，洛阳伊滨区人，文学爱好者，古稀之年喜上文字，有多篇散文小说见著报刊，多家文学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