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玉峰填词楚宫春：翩然羽叶。异乡又飞来，粉翅香彻。益令寸心，回到花开时节。姹紫嫣红遍野，共物我、烟霞明灭。柳叶吹箫，云吐珠、水调悠悠，转瞬间雨催雪。天飘白絮，花六瓣、迎春绵绵亲切。墙角数枝，花俏丛中梅骨。只待山花烂漫，共写意、无邪蝴蝶。又见荷盘，露尖角、楚楚盈盈，万亩红莲欣悦。

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尹玉峰  导读语

地中海晓风残月

一个西班牙华裔影人的浮生札记

米格尔・张

妈，  你看不到这本书了。

娥笳，你看不到这本书了。

书霓，你也看不到这本书了。

姬姬，即使你还在我身边，

也无法看懂这本书。

      只有让

琴，  看完这本书后，

用心声给你们叙述

我这晓风残月下的幻梦！

异  乡  新  识

米格尔・张

入西班牙边境后，我们正在火车上欣赏两边窗外田野风光时，突然有个四十多岁，脸上饱经风霜的华人，走近我们操着一口山东老乡口音来打招呼，他自我介绍是在西班牙走江湖玩杂耍的艺人王茂亭，拥有一个杂技团在西国境内巡回演出，无定所。没谈多久他下站就要下车，告别前他说如要找他，可到马德里一个“公使”家打听他的行踪，因为他每次经过马德里必到“公使馆”造谒，他是文盲，从皮夹中找出一张名片让我们抄了“公使馆”地址，并告诉公使的名字是王德炎。我们听了非常诧异，据知西班牙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为中立国，但佛郎哥元首的外交倾向一向与轴心集团亲善，与中国并无邦交，哪来公使？他姑妄言之，我们则姑妄听之。

抵达马德里上学后，闲闷时记起此事，心想既然公使有名有姓，又有地址，何不前往探个究竟。结果，鲍、曾、我三人前往造访，由于人地生疏，好不容易在市区中心一座豪华公寓寻得“公使馆”，登门入室说明来意后，一个西班牙中年女佣让我们在客厅坐定，进入内室通报后请我们稍等，说夫人一会儿就出来。谁知这一稍等，并不夸张就等上将近一小时。在这段不短的时间中，我们将客厅每个角落看得一清二楚。只见沙发椅几等家具虽已陈旧，但均十分精致豪华，墙上挂着油画，面对进门正中的一幅，是身穿外交官礼服，胸前绣满金线花纹，并戴有几枚勋章的无冠中年人画像，想必那便是王德炎公使。所有的窗门均为乳白色，不知是原色，还是时间的过程使之发黄，尤其是那排入内厅的落地格子窗都镶以镜片，反映出房顶吊下的低度灯泡的水晶灯，使人下意思发生一种豪门败落感。

继女佣端出茶水，一位淡雅，但一看就知道经过极端化妆五十左右的贵妇姗姗来迟，她身着一套三十年代的淡色名贵连衣裙，襟上佩带着一朵丝制白茶花。一跨进客厅便连声不绝地道歉着：

“罪过，罪过！让各位久等了。”带有极重的合肥口音。至少是我，听到她的歉词，心想为何在内化妆那那么久，不早点出来。当时孺子孤陋寡闻，后来才知道这是社交的习惯，如有客来访，贵夫人即使打扮妥当，也不宜即刻外出，那样会有失身份。

王夫人举止谈吐很有气质，但不乏社会名流和外交官场中的造作。日后我们才知道，她原是合肥西乡巨富唐家闺秀，闺名柳溪。

说起王“公使”的家世，值得费点笔墨加以详述：

逊清光绪末代年间，合肥西乡有个唐家大围，围主唐大老爷良田千亩，筑土围设碉楼俨然小城。内有花园菜圃，房舍厩栈，牛羊家畜成群，住房八百余间，庄稼汉以千计，土匪来时，他们备有火枪火炮在土城抵御，匪徒不敢轻易超越雷池半步。唐大老爷三妻四妾子孙满堂，延本乡才子王志洋坐馆教学。

按，王志洋才华出众，早年乡试中举后赴京殿试，竟然文昌星高照，状元及第独占鳌头，他正在满怀得志的当儿，却被下旨斩首正法，原来他新科状元郎的本名释义是志在外洋，而非报效大清朝廷，招忌了当年一手遮天摄政的慈禧太后，她在大发雷霆盛怒下，下诏处以极刑，杀鸡儆猴用以惩罚心怀不轨之臣民。幸亏当朝重臣李鸿章出面上谏，谓正当朝廷用才之际，似乎不宜仅以取名不当而被戳。结果，太后买了李卿的老面子赦免死刑，但剥其状元功名贬为探花，并终身不予重用。

王志洋幸免杀身之祸后，无意逗留京师，暂时返乡再求出路。正适唐家大围延师坐馆，遂前往应征。唐老爷子见他虽贬为探花实是状元，学贯五车才富八斗，能得如此英才教导子弟，庆幸异常。后又见他不但教学有方，并且敬业严谨，便将唐家爱女柳溪配予老师长子德炎为妇。王志洋为了报答知遇之恩，将本名志洋改为揖唐，意在向唐老爷子拜揖谢恩也。

满清覆灭民国到来，王揖唐又回京在政界崛起，尤其在北洋军阀时代，更是春风得意显赫一时，甚至于和段其瑞、冯国璋等为友平起平坐，在华北地带巩固了政治地位。抗战初期，蒋介石曾一度邀其共事，他不信任蒋能付以重任未予接受，后来汪精卫组织伪政府，罗致他共同执政，亦被他拒绝。日本侵华关东军先后占领我东三省和华北地带，美其名为建立“大东亚共存共荣圈”，必须请一位有影响力和政治地位的中国权威人士出面，藉以安抚沦陷区民众，遂邀请王揖唐出道，担任“华北政治委员会”主席，当时不知王揖唐是否鬼迷心窍，为了获得不可一世的权势和利益，竟毅然答应上道。按，这控制华北极重要的政治机构乃独立性质，当时的汪伪政府也无权干涉。所以后来汪精卫在他的日记中曾经记有：“此老不除，中国无法统一”云云。

抗战胜利后，王揖唐被国民党政府论罪汉奸而伏法。

其实，王德炎在抗战前已是中华民国的科班外交官，曾是中国驻法、比、荷等使馆任秘书。由于父荫庇护，摇身一变而为独当一面的“全权公使”。他中等身材，沉默寡言气貌平常，待人接物还算落落大方，无论家事对外均由夫人唐氏处理，倒落得个清闲。王“公使夫人”精明能干，其夫在比利时任职大使馆秘书时，曾偷闲进大学攻读，说得一口流利法语，远较其夫君的深带合肥方言的外语为佳。况且，她出自乡绅大户人家，重礼仪好客，时常摆席邀请中外友人赴宴，她深知远离家园的海外学子，多感乡愁寂寞，不时备家常便饭让穷留学生获得牙祭。同时，她能在青年知识分子前，叙述古今中外的经历和趣闻而深感慰藉。

王揖唐在世时虽家财万贯，房产遍及北京、上海，在合肥老家的田地亦不记其数。但一经正法，一切家产均被没收。王“公使”在外所带出的财物虽多，“外交官”薪俸泡汤后，只出不进，况且他家又不习惯过个俭朴生活，不得不另寻出路。怎奈王“公使”一向所交的都是富豪大门，又无经商的能力和理财之道。那时的西班牙经济颓废，市场萧条，自从一九五二年美国起首向西解除封锁，在西租借海空基地给予美援后，经济才慢慢好转起来，于是，美金在市场中的影响也大起作用，因而也产生了美元黑市市场。这时王“公使”灵机一动，对他来讲静坐家中换美元从中渔利，乃最适合不过的一桩生意。

但王“公使”是富家子弟，一生只知挥霍不善理财，连数字位数较多时便弄不清。一天，他找我去他家帮他算帐，当我在他“办公室”中算帐时，见他打开抽屉装满美金钞票，大吃一惊，心想如果上门换钱的是个歹徒，岂不将他钞票抢劫一空？

某日，突然传来噩耗，王“公使”在家中被一名换美金的菲律宾留学生打死，那名留学生抢了钱，从二楼阳台跳下逃跑，将脚骨折损而被逮捕。后被法院因抢劫和杀人罪判刑监禁十五年，因是无产学生未付分文经济赔偿。

“公使夫人”王老太经济环境渐趋拮据，不得不辞退佣工更换简陋住所独居，量出为入省吃俭用。“富隐深山亲戚看，穷居闹市无人问。”过去宾客满堂，如今门前冷落，世道炎凉竟至如是。其小叔王德寅每月托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会长萧继銮带给她西币五百元补助家用。惟我夫妇有鉴旧日友谊，则加倍前往问候冷暖。因王老太孤独寡居，并请邻妇顺便照管，同时留下电话号码，以便偶有急事可随时通知。

一日，邻妇来电话称，数日不见王老太家动静，我夫妇遂赶去探望，按铃许久后，王老太才迟迟开门，只见她面容憔悴，原来已卧病在床数日，连忙将彼送至红十字会免费医院医疗，按、王老太过去是“公使夫人”时，曾和当时的贵妇和社会名媛一样，曾一度参加红十字会“荣誉护士”轮流当班，为贫穷病人义务服务，因此，那次住院时倍受关注，一月后康复回家。自此以后，我等前往探望次数更为频繁。

一年后，邻妇又来电话通知王老太数日不见动静，我等立即前往，这次无论按铃多久，却毫无反应，只得打电话通知警察和其小叔王德寅，警察来后探明究竟后，决定找消防人员打开房门进入卧室，见王老太已卧床去世一日有余。经过法官验尸鉴定死亡证明后，我等遂帮助其小叔办理后事，同葬于其夫在马德里市区东面阿尔姆德纳坟场CEMENTERIO DE ALMUDENA之墓地。

由于王老太生前我家熟稔，知道她和在纽约市立大学执教的侄儿唐德刚保持联系，我遂在王老太的遗物中找到她侄儿的地址，立刻致函报知噩耗。唐德刚没几天就自纽约飞抵马德里，我们同去坟场，他在姑爷和姑妈合葬的石墓前下拜磕了三个响头，满眶热泪，口中念念有词。他耽留在马德里的几天中，我不但给他讲述了许多王老太的生前旧事，并且还陪他交涉遗产事宜，因为在她老人家遗物中，还有两件西银行保险柜的证件，我们不知保险箱里尚有何物，钱财或是重要文件？否则为何在银行租赁两个保险柜？与银行当局交涉多次，他们说，如无合法继承人的书面证明，银行碍难打开。但唐氏家族都已早年离乡背井，分散海外，哪能证明是王老太的合法继承人。唐德刚还打长途电话给纽约的律师咨询此事，同样答称，若无亡人确实亲人和继承人证明，他也无能为力受理此事。结果，只得放弃此举。据说，西银行法规是，任何保险柜如在二十年以内无人来认取其中物件，就有权将柜打开，把所保管物件悉数交予国有，然后将柜再行租赁。

按、唐德刚是当代著名史学家，祖籍安徽合肥，五十年代初赴美留学，后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才气横溢，博学多闻，况且顾问根底深厚，天性诙谐，落笔妙趣横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林语堂在纽约所主办的《东风杂志》上，曾发表过一篇《梅兰芳传》，将中国四大名旦之一的梅氏，描绘得活灵活现跃出书面，获得一致佳评，而名扬全球海外华人圈。之后，他曾撰写《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晚清七十年》等书，此外，并著有包括历史、政论、小说、诗歌、杂文等多部烩炙人口的作品。 

王德炎的胞弟王德寅，任汪精卫伪政府驻柏林“总领事”，五短身材，气貌不扬，但穿著极其考究，说得一口流利德、法、西语，善于理财，终生不娶，身边却常有美女成群。年轻时随兄长在比利时就读，不知是否真正获得博士学位，但常以博士自称，久而久之，中外人士均称他为王博士。

自从轴心国团体崩溃，王博士只得投奔在西班牙做寓公的兄长，起先和兄长同住在过去宽阔的“公使馆”官邸，后来官邸被业主收回，新居为普通公寓楼层，遂搬出另起炉灶，购房屋置地产，收房租度日。

此外，由于他曾经一度确是“外交官”，后来遂活跃在外交界，当时各国大使馆任何庆典和酒会，均发请柬给这位王博士，大凡在购赁馆址房产等事件，不论大小，只要找到王博士，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王博士在解决问题中所获得的佣金也非同小可。在佛朗哥专制时代，一切进口商品管制甚严，尤其像烈酒地毯和轿车等高级消费品的税收忒重，但一般外国使节可享受免税优惠。于是，有些外交官利用此种特权谋取高利，尤其是拉美诸国外交使节，因为他们国家政局很不稳定，时常使节在外，国内换朝变代，他们就因政治立场不能返国，由是，不论是国内执政官员，或是在外的外交人员，在任内能捞多少就尽量捞。在外的结交到大名鼎鼎的王博士，利用外交官特权，不愁把免税商品出手，至于卖出价格是多少一概不问，只要能获开价数目便满意，如此，王博士的掮客利润就更可观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王博士一天无意向我透露，他在瑞士银行的存款不下五亿美元，西班牙境内的多数房产地皮还不在内。可是他为人非常“谨慎”，不相信任何人，即使是同床共枕的情妇，因为是周期性，一概不予信任。说句公平话，王博士积财有方从不违法，商品交易中，中间人取佣金是合法行为，即使如此，他还是被列入西班牙警方黑名单。

王博士身高不到一米六，却爱寻找一米七五上下的金发女郎做伴。一次他和一位在西学习吉他的德国金发碧眼靓女，在马德里音乐学院门口被西班牙便衣警察拦截，将女郎吉他砸破，检查是否藏有毒品，结果一无所得空惊一场，听说，之后德国女郎向法院起诉，警方不得不加倍赔偿。当时佛朗哥的政策，只要不私贩毒品军火、煽惑颠覆运动，其它微小不法行为，睁一眼闭一眼不太干预。

正因他性格乖戾，毕生鲜有知己，直到晚年得中风不能动弹，住进马德里豪华疗养院，全天侯三位女护士轮流照管，除其英籍女秘书、西籍情妇、两位中国餐馆老板外，很少友人赴院探望。

那段期间，亡妻尚在人世，我夫妇俩起先去探望的次数比较频繁，因他尝谓：尔等若常来，吾在遗嘱中决不亏待你们。从此以后，我们不得不大为减少探望他的次数，一免贪图遗物之嫌。

王博士在疗养院卧病十来年，因年迈体弱终于与世常辞。

据我所知，他在逝世前除了赠余繁体直写《海外缤纷录》、《聊斋志异》、民间章回小说数本，以及老式留声机一架外，家中豪华家具，均分赠予英籍女秘书和西籍情妇，至于巨款家财和房产，则不知他如何处理之。

一九三二年由日本关东军主谋，成立傀儡“满洲国”，让溥仪“执政”称彼为“阁下”，而非“满洲帝国”，不称溥仪“陛下”。一年后，才改国名为“满洲帝国”，称溥仪为“满洲帝国皇帝”，而不是“大清帝国皇帝”，不准穿龙袍，这寓意溥仪复辟大清帝国的问题。登极大典是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在长春郊外杏花村，将长春定为国都，改名为“新京”，在登基大典则允许溥仪穿上光绪皇帝穿过的龙袍。

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集体国家和其友善者，纷纷承认“满洲帝国” 的存在，并互设使馆互换外交使节。然而，好景不常，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正式投降，“满洲帝国”也随之寿终正寝。溥仪在十七日上午在沈阳机场准备逃往日本，被苏联空降部队俘虏。

这段历史听来非常悲惨，时兮命兮，末代皇帝不论他如何忍辱立国，或是杀身成仁，都与当时的局势无补，不要忘记他也是人，有选择自己权利的自由！

伪“满洲帝国”驻西班牙“公使馆”撤消后，留居马德里的“秘书”共有两人，其一姓刘名希贤，其二姓王名明耀。让我将此二君的下场顺序道来：

刘希贤辽宁沈阳人氏，娶日本女子为妇，该东洋内助贤淑明理和蔼超人，伺候夫君无微不至，然体质虚弱，不时卧病在床，雇西班牙女佣打理家务。

刘“秘书”忒爱摄影，在其“外交官”任间遍游欧洲各国，摄取各地民俗乡情和名胜古迹幻灯片。一日，邀请留学生到家盛备茶点接风，同时放映幻灯片介绍欧洲各国风光。当一群年轻学子抵刘家揿电铃叫门，开门者乃一气质非凡的美貌西班牙青年女郎，大家第一个惊艳印象，以为是刘“秘书”特意邀请作陪的西籍友人，登堂入室后，该青年女郎微笑请众入座，周到服侍茶水，方知乃是所雇之女佣。后传闻，该西籍女郎系其外室，我们听后不敢置信。后每次造访，美貌女佣招待来客斡旋自如，俨然主妇毫无佣工姿态，复使来客怀疑可能流言属实。

刘“秘书”尝热心为新到留学生组织旅游团，游览马德里附近名胜古迹，如多莱朵、塞戈比亚……等名城，并予详细讲解各处历史沿革，头头是道，诚然一杰著之向导。

后肝癌故疾突发，住院医疗不治而亡。其日籍遗孀曾留院任护理一段时日后返国。在她留院服务期间，我夫妇曾多次前往探望，深谈同宗之中日文化和各异的民情风俗，受益匪浅。不太明白时，曾藉笔书写来解释，刘夫人写得一手好“汉字”，使我们感触很深，目前国人能写象样的“汉字”者委实不多，系科学昌明促使国学走向衰败之途乎？

王明耀“秘书”较年轻，未婚，原籍东北大连，为人洒脱爽直，讲得一口好日语，几乎与日本人无异。我认识他时，在日本驻西班牙大使馆充当雇员，与一位德籍女郎同居。

王“秘书”打得一手好乒乓球，王“公使”在世时，有时带中国留学生和他同去马德里贝拉兹格兹俱乐部CLUB VELAZQUEZ打球，每次当他出手与国人或洋人对打时，通常距离球桌一米余，无论是攻是守，都具有潇洒优美的姿态，周围都站满观众欣赏他出神入化的乒乓球技，并不断鼓掌叫好。

我们经常去王“公使”家包饺子吃，有时兴之所至也搓个输赢极小的麻将，由于我的过去西籍亡妻极爱水饺和麻将游戏，某些习惯她已被“中国文化” 同化了。

当时，佛朗哥政府尚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王明耀君曾赴中华民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申请恢复中国国籍被拒绝。

按所有因政治原因失去国籍，流亡在西班牙的人，称为无国籍居民，当他们要出西班牙国境旅行时，西警方颁发西政府庇护之短期护照。

六十年代中期，王君离西赴日留居，渐渐信息中断，后闻七十年代初，他在东京患癌症逝世。

我们留学生和上述流泊还外的“外交官”及家属聚会时，上天下地无所不谈，惟不触及政治。有人谓：不屑与“汉奸”交。我倒认为“汉奸”此名不宜妄加于所有在伪政体工作之人身上，有行径轻重之分。例如：“华北政治委员会”主席王揖唐牟利和贪权通敌助纣为虐，被前国民政府政正法至情至理，然其子辈在伪政府服务听命于人，对政局无足轻重，虽然选择途径有过无可置疑。

同样溥仪系大清帝国末代逊位皇帝，有机会企图忍辱复辟，成立伪“满洲帝国”，是情理之中之举。至于汪精卫在沦陷区组织政府，对沦陷区居民造福匪浅，为保卫沦陷区的中国人民，伪政府建国军常与日本皇军火并。当时有人以为汪精卫与蒋介石私下相通，一在沦陷区一在大后方扮演黑脸红脸，然抗战结束后，事实并非如是。

我还知道家乡一人，在沦陷区日本皇军宪兵队服务，因职务关系曾经拯救过不少抗日青年学生，其中不乏共产党员，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但未将之问罪，反而予以嘉奖。其实，他们仅是在敌伪机构混饭，尚有良智的可怜虫。

此外，当初抗战期间处于上海沦陷区一帮从事影业的艺人，虽然是私人电影公司，在一位特别与中国人友善的日本影界德高望重的川喜多长政拉拢，沪上制片家张善琨将上海的“中联”、“中影”等十二家电影公司合并为“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当时简称“华影”，由林柏生任懂事长，川喜多长政任副懂事长，张善琨人经理，在上海制片和发行。此外由日本的“东宝映画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以及南京汪精卫伪政府共同投资组成“中国集团联合影视有限公司”，其业务在垄断华中和华南沦陷区的影片发行，并为日寇侵略政策摄制新闻记录片。至于垄断华北影业，则以“新民映画协会”为基础，建立北平“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为首者难卸“与敌共谋”的罪名，然而，那些为电影艺术献身的艺术和技术工作人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我岂敢妄加断语。

按、川喜多长政系一位极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亲华影人，在他的自传中曾经说道，当时他在上海代表日方参与电影任务，条件是日本皇军不能干预其举措，就因为他拒绝拍摄所谓的“宣传教育片”，曾接到被暗杀的警告，其父就因为过分亲华，而被日本军国主义的从员置之于死地。号称“中国之友“的川喜多长政，曾在上海维护过很多爱国的影人，人家问他为何如此爱中国和它的民族，他回答说：“我如此爱中国和它的民族，正因为我特爱日本和它的民族所致”。这句话充满哲理，耐人寻味。目前，在日本尚存有“川喜多长政映画记念馆”，用以表扬其无狭窄民族观念的心态。

记得过去我自西班牙被聘去台湾工作，为台湾国联公司拍片时，李翰祥导演和我闲谈起他当初在香港拍片的经历。他曾认识一位很知名的导演岳枫，当然这个名字对一般新中国的青年来讲，正如卜万苍和屠光启等大导演们同样陌生，李翰祥谈到岳枫对自己“所执导的一部前期影片《生死劫》感到非常满意，那张影片的主题是久旱盼雨的故事，寓意着在日军占领的上海沦陷区居民，多么切望“雨”的莅临，这里的“雨”是当时国民政府偏安在“渝”—重庆—的谐音，因此岳枫被日本宪兵队传去三次审问，若非川喜多长政的斡旋释保，岳导演很可能要大吃苦头。诸如此类的事件不胜枚举，这便是被迫在沦陷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绝对大多数是忠贞爱国之士的例证。

有天上午,王“公使”夫人打电话给我，说有个中国剧团到马德里来演出，要我通知鲍克俊和曾宪揆同去观看，先到她家聚合早点吃了便饭再去。那剧团是巡回演出性质，把蓬搭在卡斯提亚广场PLAZA DE CASTILLA，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那里还是一片空地，无任何建筑。当我们快走近广场时，便见到远远有一座像马戏团一般的高大帐篷，外面到处挂着闪烁的彩色灯泡，票房前一大群人排队买票，正门上方有灯光照得雪亮的横幅招牌，上面写着“TEATRO CHINO DE MANOLITA CHEN”，中文直译是“马诺丽达·陈的中国剧院”。刚我们一到“剧院”门口，那里把门的因为认识“公使夫人”，立即满堆笑容迎上前来，将我们引到安排在舞台前贵宾席坐下。

未等片刻，剧场灯光渐暗，只见一位浓妆艳抹的西方中年女子，从后台掀廉姗姗走到灯光辉煌的前台，微笑着用西语叽里咕噜说了几句开场白，当我还在捉摸她在讲些什么，突然间，她微笑伸手指向我们说了句什么，一道耀眼的灯光立即向我们照来，接着观众的掌声齐鸣，那时，只见身边的“公使夫人”缓缓起立，微笑向四周观众颔首打着招呼，俨然一位要人对欢呼她的人群答谢。报台女子遂一鞠躬转入后台，王夫人坐下低声告诉我们，那就是中国剧院挂名主人马诺丽达·陈，真正的老板是她丈夫，是青田籍甩飞刀的陈质彬，过一会儿能看到他上台表演。

节目内容不外乎相声、小品、魔术、杂耍、民俗歌唱和舞蹈……等等，请注意，是“民俗”而不是“民族”。在说相声和表演小品时，时常引起哄堂大笑，我们虽听不大懂演员们相互的台词，观其动作表情和声调眼神，黄色成分一定很浓。舞娘们大都相当丰腴，因为在那种场所，纤秀苗条的身材根本不会受到欢迎，而且她们在翩翩起舞时，往往有些挑逗动作，引得台下观众心头痒丝丝不知所措。舞蹈结束时还来一个与法国“坎坎舞”相似的动作，背对观众将后裙向上一掀，露出穿着三角裤的丰臀……台下于是口哨、嘘声齐起，闹得满堂起哄久久不歇！

压轴戏是陈质彬的惊险飞刀表演，做靶子的却是其妻马诺丽达，她笔挺靠在一块彩绘木板前，全场鸦雀无声，三通鼓由缓而急遽然停止，陈质彬大吼一声，遂将怀中十数把利刃向他妻子，接二连三不断迅速甩出，那些吹毛而过的利刃紧沿着马诺丽达身躯的轮廓插进木板！飞刀圣手缓缓转身一鞠躬，台下掌声齐起，震天价如雷贯耳。一场精彩的表演就此结束，大家心满意足散场回家，“马诺丽达·陈的中国剧院”的名声也随着传遍依伯利亚半岛。

后来。王夫人告诉我们，那座巡回杂剧院原名是“TEATRO CHINO中国剧院”，系山东籍的抖翁王茂亭和飞刀陈质彬合伙所经营，后来王茂亭外出单独表演，将剧院出让予陈质彬，他遂改名为“马诺丽达·陈的中国剧院”，因为这样他们认为更能吸引观众。

若干年后，我和妻子又在西班牙人所经营的杂技团，见到王茂亭的抖翁演出。他不但能将大小不同的单翁或双翁“扯”得出神入化，而且可将任何具有细颈的瓶罐，都能“玩”得叫你目瞪口呆，叫绝不止，况且他的性格十分开朗诙谐，到处甚得人缘。在演出时，用他那浓重的山东口音、错误百出的西语和台下观众调侃，引得哄堂大笑。他私下告诉我们那是故意做作，是艺人在台上不可缺少的噱头，不足为外人道。

一天，我们首先来马德里的几个同学在王公馆家里闲聊，突然有母女两人登门造访，听说也是由其它国人介绍而来，那时她们家住伦敦，丈夫是苏格兰人，姓弗瑞斯特FORREST，早年在上海经商，与当地许氏女子结婚，生有一混血女，取名玛嘉利达MARGARITA，醉心西班牙男方弗拉门哥FLAMENCO民间舞蹈，这次专程来马德里准备留下，让玛嘉利达拜师习舞，她除了讲英语外，不会讲普通话，但说得一口地道的上海方言，听起来特别亲切，尤其是玛嘉利达长像不中不西，鼻梁毕挺，黑发吊眼，虽不能讲得上美丽，却非常清秀和具有吸引力。经过多年的奋苦学习，居然在西班牙舞蹈界稍有名气，绰号“中国女郎LA CHINA”成为职业舞蹈家，留居西国各地专为弗拉门哥舞所开设的舞台表演维生，西班牙人叫此类舞台为“达伯拉奥TABLAO”，因为舞台地面必须用木板拼成，这样弗拉门哥舞在上面跳起来，脚根和脚尖的敲击才响亮有声。

同时她也很爱做特约演员参加影圈工作，因为她拥有一口标准的英伦上层社会语音，很多英美来西拍摄的影片，都邀她参加演出，在《北京五十五天》中，她便上了不少镜头。空闲时常和我家的挚友曼巴索和我家来往，同时她非常好客，家中经常举行“派对PARTY”，聚满美术、电影、戏剧、舞蹈各界的艺人。

此外，她不知何处学来了一套看手相和看牌算命的本领，开始时好玩为朋友算命，渐渐名声传出，马德里很多上层社会人士，其中不乏名门贵族，也来求她看手相或看牌，结果她将家中厅堂布置得非常神秘，在昏暗迷蒙的灯光下，正式操起卜占之业。

早期，我还认识了一位宁波商人林连水，他高挑的个子，剃着平头，永远捧着一张笑脸待人接物。他是一个神秘人物，似乎和国内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如果需要什么书和画册、什么小工艺品，就去找他，在一般情形下不会使你失望，并且收费也十分合理。有时他拿一些小象牙雕刻，或景泰蓝、雕漆小瓶或烟灰缸之类的工艺品给我们转卖给认识的西班牙友人，穷学生把价格略为提高几成，也可赚取少许零用钱。

后来林连水在马德里大马路GRAN VIA 的偏街开了个中国餐馆，门面是我替他设计的，因为大家都是朋友，没取报酬，那时我已认识了后来成为妻子的OLGA，我为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娥笳，他为感谢我，请我俩在他餐馆晚餐，此外，还送给娥笳一双象牙筷子，她惊喜若狂，因为她是中国迷，任何中国东西，即使再无价值，对她来讲，都如获珍宝。后来林连水把太太自家乡接来，生了两个千金，大的叫芳芳，小的叫菲菲，都非常聪明可爱，托给一位西班牙太太卡门CARMEN照养，娥笳和我常去她家玩，大家成了好友。后来听说，这两个完全西化了的女郎非常有出息，在马德里大学里，姐姐芳芳任职化学系助教，妹妹菲菲任数学讲师。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美其名维护世界和平，在欧洲具有战略价值的国家租设军事基地，西班牙就在马德里近郊的多莱洪TORREJON、萨拉哥萨ZAREGOZA、塞比亚的莫容·德·拉·佛容得拉MORRON DE LA FRONTERA设有空军基地三处，卡迪斯的若达ROTA海军基地一处。此外，并将其海军威力伸展全球各海洋，派遣在地中海值勤巡逻的是第六舰队。中国商人的聪明头脑见有机可乘，于廿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便发明所谓“邮递裁缝MAIL TAYLORING”，欧洲各国的中国“流民”——非“流氓”，尤以上海帮为甚，纷纷从事这项生财有道的新兴商业。其过程如下：

 邮递裁缝首先买通舰队后勤官员，在航空母舰或巡洋舰甲板置案量衣，将购衣兵士的姓名尺寸寄往香港缝制，不到一个月成衣就可寄回。况且上海人最会卖噱头，每套西服内里锈有“专为某某先生特制 MADE SPECIALLY FOR MR。XX”字样。美国大兵在国内哪穿得起订制全装，而且邮递服装十分便宜，当时每套才美金廿五元上下！中间人邮递裁缝则可获卖价的四分之一，由于每次上船所订制的西装以数千上万套计，这笔进帐委实可观！

林连水在经营中餐馆的同时，与很多上海帮人均从事此业而发财。

我们刚抵马德里不久，就听说北方比日堡BILBAO到了一批安徽芜湖天主教区的学生共上十人，后来又有大批天主教神父共二十余人，陆续自中国各地辗转来西，此外尚有两个背景较特殊的人物：

其一是吴祖禹，他偕妻梁宜玲及两岁幼女自罗马来西，他父亲吴经熊早年留法，在描述当时中国留学生在巴黎逸事的蝴蝶鸳鸯派小说《海外缤纷录》中，也有把真名更换过后的他。吴经熊后成为是中国当代法学家，中华民国宪法起草人之一，曾任中国驻梵蒂岗教廷大使。梁宜玲说我的相貌和她二哥很相似，因而我们之间的友谊甚笃，直到以后我和娥笳交朋友时，两人还时常到他家走动。

由于在西留学生日众，遂创立“西班牙留班学生同学会”，共推吴祖禹为首任会长，过了一阵，发觉“留班”此字不妥，会贻笑大方，遂将该词改为“留西”。一九五三年，天主教于斌枢机主教来西斡旋，促成西班牙与中华民国恢复邦交，首任驻西大使于竣吉是其父的旧交，遂将他罗致到大使馆任三等秘书。吴祖禹进入使馆工作，遂卸除同学会会长之职，由吴玉德神父接任，直到若干年后，人事变迁甚巨，同学会遂不了了之。

其二是张慕飞，他在国内解放前，曾是蒋纬国麾下幕僚，来西时的军衔是陆军上尉。后由大使馆交涉，进西班牙参谋学校ESCUELA DE ESTADO MAYOR就读，结业后赴台湾任装甲兵上校团长。在马德里时，我们交往频繁，一个绚烂的春天早晨，那时他还没入学，寄住在一个西班牙家庭，那天我没课到他家去玩，那个家庭有个豆蔻年华的漂亮姑娘瑟利阿CELIA，她建议一块租自行车到艾尔· 巴尔多EL PARDO去郊游，那里是佛朗哥元首官邸所在地，距离马德里只有六公里，是个风光绮丽的小村。于是我们便兴高采烈地跨上自行车去“踏青”。一路上和风拂面，公路两旁松林草坪的青葱翠绿，况且，时有麋鹿漫步其间，顿使你伏案终日苦读的劳累洗涤殆尽。

六公里行程，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我们都没有骑自行车习惯，到达目的地时，瑟利阿已香汗淋面，曾一度向我借手帕擦脸。当天回宿舍晚餐时，我无意展开手帕擦手，同学们发现手帕上有口红，起哄起来，不由我分辩口红的来源，让我背了个“黑包”。

神职人员中最初与我走得较近的是李金增神父，那时我俩都在马德里大学城数理学院有课，他每天骑了一部气管排量很大的摩托车上学，好气派！当时西班牙在战后特别贫困，学生中很少能买得起那样巨型摩托车，所以对他都非常羡慕，听说李金增神父家境颇富，离家时带出很多美金，大家替他起了一个“美金神父”的绰号。他在西班牙没待多久便去美国，听说他买下一座教堂，为信徒服务非常成功，曾被美国天主教主教区评为模范教堂云云。

再有与大家交往最频繁的是张少伯神父，他曾经就读于北京天主教所办的辅仁大学中文系，结业后留校任助教，国文程度颇高，写得一手好字，方方正正，一笔不苟，正如其人。他在当时的华人圈内很被人推崇，因为经常为人无偿服务，我和娥笳结婚的宗教仪式便是由他所主持。

他在马德里时，住在一座女修道院，为她们做弥撒和执行其他圣事，女修道院特为他在小花园中安置一座环境非常幽静的单独住所，我和娥笳不时前往探望。张少伯神父在西班牙华人圈内口碑甚佳，多年后终于去台湾为教会服务。

还有一位山东籍的杨伯德神父，他在马德里待了一段时日后便赴巴塞罗纳发展，开了一家中餐馆和一座大学生宿舍，以营业餐馆所获的盈利贴补宿舍的不足。杨神父的确神通广大，后来又开武术馆并撰太极拳立论著书，不但在巴塞罗纳华人圈里，且在当地社会颇具声名。

这里必须阐明的是，在天主教的教规中，当修士晋升神父时，必须发三个愿，即独身CASTIDAD、服从OBEDIENCIA、贫穷POBLEZA，普通神职人员仅发前面两愿即可，如入任何修会，例如“耶稣会”、“圣方济各会”、“圣阿古斯丁”……等等修会，则必须发最后贫穷愿。所以，一般仅发过两原的神父，不允许结婚，必须服从教会命令，但可保有私产。有此可见，西洋“出家人”和东土“出家人”不完全相同，有的无须“四大皆空”作整体性的奉献，当然，像水浒中的花和尚鲁智深，或活佛济公那样的僧人，就另当别论了。

一九五二年五月槐花香的季节，第三十五届国际圣体大会IIIV CONGRESO EUCARISTICO INTERNACIONAL在巴塞罗纳召开，全球天主教都派遣代表团前往参加，那是极其盛大的宗教活动，由教宗庇越十二世PIO XII主持，梵蒂岗的枢机主教CARDENALES、全世界的各地总主教ARZOBISPOS和主教OBISPOS，以及各极神职人员、修会修士修女，穿着个色道袍参加，巴塞罗纳市区和近郊，一时车水马龙万象更新起来。那时在西班牙的中国人几乎全部是天主教神父的学生，怎能错过这大好良机，从各地群集到这个依伯利亚半岛东部的地中海名港。

圣体大会期间，我认识了一位早年定居在巴塞罗纳的尚四海，他是在欧洲各国走江湖的杂技艺人，与德国前妻生有三子，随父亲杂技团在欧巡回演出，后娶西班牙加达露涅CATALUÑA女子生有一子，那时才两岁余，非常活泼可爱，我们被请到她家用午点时，见到小宝宝拿着牙签戳着一枚大圆纽扣转动，说等到长大后也会和哥哥一样在台上作转盆表演，引得大家捧腹大笑。若干年后，尚四海在马德里城郊大石PEÑAGRANDE区建房迁居。一次，我和妻子前往探望时，远远见到一座似庙非庙不伦不类的中国式跳檐门楼，无须询问便找到他家。尚四海经常带着儿子领杂技团外出，西籍主妇凡遇到丈夫的朋友极其热情，把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

尚四海在马德里还有一弟，名不复记，大家都称他为“尚老二”，亦娶当地女子为妻。尚老二务业修指甲和修脚，通常预约上门服务，由于中国人手艺灵巧，甚受马德里上层社会人士欢迎，他说美国与西班牙复交后的首任大使夫人和流亡在西班牙的匈牙利伯尔拉切PERLAC伯爵夫人，均是他的固定主顾。

世界上竟有那么凑巧的事，一天，秘鲁籍的华裔心理学医生朋友陈博士给我挂了一个电话，问我是否课余有空教一位伯爵夫人国画，穷学生有机会赚点零用钱，当然欣然允诺。正好那位伯爵夫人市中心的豪华住宅在我女友娥笳家附近，我每周二和周四下午六点钟教过一小时绘画后，即可和娥笳在卡斯德亚纳CASTELLANA大道附近散步。教画时当然边谈边画，一天，伯爵夫人说，她曾经有过一个中国人为她整修手指和脚指，不但为人十分和蔼，技术也非常高明，突然间失去联络，再也找不到像那样的职业性人员，我一听之后，即刻知道就是尚老二，于是我答应伯爵夫人代她寻找，结果从王老太那里获知，尚老二的西籍妻子患癌去世，他离京去它处谋生，不知去向。

欧洲的社会名媛和贵妇，她们的夫君不是商政显要，就是富豪贵胄，通常夜间应酬早晨晚起，下午则在家无所事事，有时邀请同阶层夫人聚会闲聊是非，否则付出高价润金“聘雇”从事艺术者，教她们赋诗、绘画，或弹钢琴，如此她们在社交场合中有话题可谈，并且，还可炫耀少许似是而非的艺术修养。由是一般落泊潦倒的文人和艺术人士，出卖时间来换取一些，对他们来讲的“丰润”报酬。假如这些献身艺文者，果真具有真才实学，还可藉他们高贵学生的推荐，而在社会中成为知名之士。欧陆自十九世纪起，就有不少著名的画家，曾经受到过贵妇的支持而成名，而那些促成艺术家闻名于世的贵妇，也因此获得荣誉，岂不是件两全其美的好事？！凡是以地位或财力支持从事艺文人士者，不分性别，西语称为“MECENAS”。

早期的马德里有一位传奇女士黄玛赛MARCELA DE JUAN，她在西班牙社会很有名气，因为她精通英、法、西等国语言，首先在西班牙外交部翻译部门任职，后在联合国充翻译，不时还在西国报章发表有关中国的文章和短诗，还出版两册中国古诗西文译本，西国文艺界一般人士均认为她是中国女文人和诗人。

她欲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诗歌前，往往把中国原文给我，让我先代她译成西文，我的西文诗歌的意境和词句可能不十分完美，预先给娥笳润色后再给她。诗歌发表后，她总是送点粉盒、化妆品之类礼物给娥笳作为酬谢。

我首次跨入电影界工作，就是黄玛赛女士给我介绍的。1963年春天，美国好莱坞独立制片家萨姆艾尔·伯朗斯顿SAMUEL BRONSTON，在西设厂筹拍“北京五十五天55 DAYS AT PEKING”，厂方认为黄玛赛是中国通，聘她审核剧本，同时请他代找一位中国艺术顾问，于是她将我介绍去，这样可一举两得，因为我这一去工作，不但可解决艺术上的疑问，在必要时也可助她一臂之力。虽然后来各奔前程，来往并不十分频繁，但始终保持着良好友谊。

因此，我不惜以巨大篇幅来细述她的平生：

                       一、 初次相识      

首次见面，那应该是五十五年前的事了，我不愿说上世纪中旬，听起来好遥远。

那时，我刚来马德里不久，听到廖若晨星的老华侨说，这里有位非常资深的华裔黄女士，据说在满清时代便来马德里了，她精通数国文字，目前在西班牙外交部服务。当时在马德里中央大学UNIVERSIDAD CENTRAL DE MADRID—现在改名为贡伯路登塞大学UNIVERSIDAD COMPLUTENSE—就读的中国学生同样是小猫三只四只。周末或假期，我们经常去当地老华侨家“串门”，他们都非常热情招待，减除了不少远离家乡孑身海外学子的乡愁。如今既然多得到一位华裔的信息，便打听清楚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以便多一家走动走动。

一个暮秋的下午，我们约好去黄女士家造访。她住在莫拉将军GENERAL MOLA大道一所公寓建筑的顶层，现在这条大道已改名为贝尔加拉王子PRINCIPE DE VERGARA大道，由于莫拉将军是佛朗哥元帅起义推翻西班牙共和政体战争中的名将，后来西政体由独裁和平演变成民主后将之更换。那时的莫拉将军大道还是两旁边道通行车辆，中间是步行道的格式，中间那条西班牙称之为散步道PASEO，该莫拉将军大道非常悠长，法国梧桐夹道幽雅之极。我们乘公共汽车早下了一站，遂踏着黄叶，在散步道上行行重行行，终于找到了那座虽不十分豪华，但很有气派的公寓建筑。

乘电梯到达顶层按铃后，一个西班牙中年女佣开门，微笑着引我们入客厅坐下，便入内室通报，我们趁空窥视厅中布置……

那是一间中西合璧雅致非常的所在，外层窗帘是透明薄纱，内层是与西式沙发面配套的银灰丝绒，除了咖啡桌和侧面依墙的钢琴也是西式外，其它茶几和橱柜等均是中式紫檀传统家具。正中主墙上挂着巨幅人像油画，画中人是一位身着满清官吏盛装，面目清秀英姿焕发、留着小八字胡的中年人，其余墙上挂满中国条屏和斗方书法和西洋风景和静物油画，尤其是一张高几上的石雕观音侧身座像特别引人注意，那柔和的轮廓和慈祥表情，有唐代遗风。

盏茶功夫后，一位穿米色连衣裙、身披浅褐针织外套的中年夫人，笑容可掬地自内室姗姗而来，她修长的身材，微带中国“意味”的面貌，有点冷艳之感。

“欢迎，欢迎！要你们久等了！”她用一口略带北京腔的普通话寒暄着。

根据西欧习惯，假如有客登门造访，女主人即刻外迎有失身份，即使在内无所事事，也要让客人在外稍等。

“用咖啡，还是用茶？”

“咖啡好了，假如不麻烦的话。”茶在国内喝惯了，到了国外嘛，改尝咖啡。

她向在旁侍候的女佣吩咐了一下。不久后，女佣端出咖啡和一些早就预备好的点心和干果，一小碟一小碟摆满了沙发前的咖啡桌。

开始时，彼此间难免有点生疏，没过一会儿交谈渐渐投契，气氛也随之和悦起来。

自此以后，我们只要有机会便去看看她，她虽然非常繁忙，能抽空见到一些中国年青留学生，能寻获一点失却的旧梦，也很乐意。

由于黄女士的生辰是元旦，我们一些较熟稔的“忘年之交”，几乎每年都去她家祝贺。她总是备了丰富茶点，但无蛋糕，她说，她不太喜欢正式过生日，当看到蛋糕上的一支支蜡烛，就意识到又增长了一岁而感到“恐慌”。即便如此，有那么多年青朋友来陪伴，唱起：“HAPPY BIRTHDAY TO YOU！”时，她仍是感到非常快慰的。

二、 日后的交往

一九六二年春天，我突然接到黄女士的电话，问我是否有空和愿意参加一张有关前清义和团围攻北京东交民巷史迹的美国影片工作，那时，我自西班牙国立电影学院毕业已数年，仅参与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片，蓦然得到这个大好机会，怎不欣喜非常！即使没空，也要抛弃一切来接受这项邀请。问清之后，才知道好莱坞大独立制片家萨姆艾尔·伯朗斯顿SAMUEL BRONSTON来西拍摄一张名叫“北京五十五天”的历史巨片，已聘请黄女士为剧本审查，另外还缺少中国艺术指导，于是她便想到我是最适当人选，准备将我推荐给他们。自此，我与黄女士在同一片中工作，于是彼此间的接触更为频繁了。

那时，黄女士在西班牙外交部工作，她精通英、法、德、西诸国文字，由于自幼随家庭赴北京，在法语学校就读，十五年后返西定居，能说一口地道的“京腔”，中文阅读和写作能力较差，所以有时在撰写有关中国文章和翻译中国古诗时，找我去她家磋商。这样她在中文上，我在西文上都相得益彰。

多年的交往后，自她本人或别处，我们得知她的一生经历，的确是非常少有的传奇故事。

三、满清驻西班牙公使

前清时代，在浙江余杭县，有个姓黄名履和的勤读书生，应试科举，屡试屡及第，乡试时先秀才后举人，殿试时晋级进士，被派于外务部门就职。当时满清驻西班牙公使缺职，由于该国与满清间业务并不繁重，况且有语言障碍，是冷缺无人问津，黄履和遂自动申请前往补缺。

一八九七年，黄履和赴马德里正式上任大清帝国驻西班牙全权公使之职。在职两年后，在一个偶然机遇中认识了一位比利时籍的伯如达BROUTA夫人，该女士秀外慧中气质高贵，使满清国的黄公使一见钟情，那时的黄公使年届三十尚无家室，这在当年是非常少见的现象，所以在交往不久后，终于一九O一年初夏在伦敦缔结良缘。一年后，一九O二年的一个明媚春天，爱情的结晶诞生了一个女婴，取名为娜婷，那是法文NADINE的译音。

两年后，一九O四年黄公使又被派遣到古巴首都哈巴那LA HABANA就任公使。任间，于次年一九O五年元旦，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出世，取名玛赛，是西文MARCELA的译音，同时还起了个中文名字“爱兰”，但这个中文名字，自出生起，从来就没用过，这个女婴就是本故事中的主人翁。后来黄玛赛将她的姓“黄”字，写做西班牙文的同音字“JUAN”来取代，怎奈JUAN在西文中是“名”而非“姓”，习惯称呼上，前面必须加上个“DE”字，因此MARCELA DE JUAN便是黄女士沿用的正式姓名。

婴儿黄玛赛诞生后八个月，黄履和公使又被调回西班牙复职，当时的大清帝国公使馆设于马德里贝拉兹格兹VELAZQUEZ路，如今该路仍属马德里最高尚地段，那里的建筑壮观和气派，还是首屈一指。但他们却居住在郊区直线城CIUDAD LINEAL的花园别墅，现在该住宅区虽面貌全非，但禁止建造高楼大厦，多少还保持了一些往日的风格，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西大使馆就在那里。

期间，黄公使的两位千金没正式上学，特请有家庭教师在家学习，这是早年西方贵族和上流家庭教育子女的习俗，尤其是女儿，由于家庭富有，认为她们将来无需就业谋生，所受的教育都偏向家务管理、艺术培养、社交礼仪……等等。在家中学习时，特别注重世界主要语言，他们姐妹俩得天独厚，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比利时人， 家庭教师教英语和德语，再加上身住西班牙，后来她俩对联合国官定的英、法、西、俄、中五种语言，除了俄语外，都能运用自如，况且她们还精通德语呢！

在黄公使马德里任职期间，对幼年的黄玛赛女婴来讲，还发生了一件饶有趣味的插曲。一九O六年，也就是她出世后的第二年，满清朝廷为了西班牙国王阿尔风索十三世ALFONSO XIII的婚礼，派遣僧亲王为御使前来马德里参加。这位亲王见到黄公使不满两足岁的混血千金秀丽可爱，遂提出与其幼子交换生辰八字联姻的荒诞想法，黄公使视幼女为掌上明珠，况且观念先进，不愿女儿将来在帝王家受委屈，虽心中不以为然，又不便明言拒绝，遂托词孩子们尚幼，满汉不能通婚，谁知这位王爷倒非常开通，说是现代文明不拘小节，并称，他的幼子小王爷属鸡，而公使千金属龙，十二生肖中无凤以鸡取代，这对小配偶是“龙凤呈祥”，将来一定幸福无疆！黄公使对王爷的执意联姻无可奈何，只得暂时允诺。所幸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废止帝制建立民国，这段荒唐婚事，也就不了了之。

若干年后，黄玛赛年长，正应验了欧西的一句谚语“世界如一方手帕”。 有次她在巴黎一个宴会中，遇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国青年绅士，交谈后竟是当年两个父亲为他们做主定亲的未婚夫婿小王爷，当时的小王爷已成家立室，向她打趣说：“亲爱的玛赛，现在我仍旧有权要求娶你做我的正房！” 黄玛赛微笑着答道：“假如我答应你的请求，你将怎样处理你目前的三妻四妾？” 随之大家哈哈大笑，互相拥抱彼此在面颊上亲了亲，便算了结了一桩公案。

中华民国成立后，虽然“改朝换代”政府体制改变，黄履祥仍在驻西公使职位上保留了一段时日，直到一九一三年秋，接到新政府指令调遣返国述职。消息到来阖家雀跃，尤其是黄家姐妹，终日在家聆听父亲的教诲，华夏的疆域是如何宽阔，文化是如何灿烂，民情风俗是如何别致……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亲眼看到那些美丽的事物，亲身可体验到那古老而奇妙的世界。

四、阖家返华

当初欧亚间的交通工具，通常是远洋巨轮。法国的“远洋航递MESSAGERIES MARITIMES公司”的邮船，每年仅一次往返于马赛MARSELLE和上海之间，所以黄公使全家必须乘该公司的其它航班，自马赛起碇渡地中海、经苏彝士运河达红海、再横渡印度洋抵锡兰首都哥仑波上岸，另换英国海轮途经新加坡、香港至上海，在上海稍停两天后再赴天津，全程共三十九天！中国公使返乡述职，坐的当然是头等舱，这些远洋巨轮的设备和服务极其豪华，佳肴美酒一天三餐外，还备午点；船上备有各种娱乐场所，夜晚有猜奖、跑马等游戏和舞会，让旅客不至于在旅程中感到无聊。况且在如此漫长的海上航行，必须经过很多港口，每次停泊一到两天，旅客可自由上岸观赏各地不同的异国风光，真可谓是难得的假期旅游！

泊碇上海的短促期间，黄公使全家上岸游览，最使幼年黄玛赛惊讶的是，黄浦江边的外滩，那么多西洋大厦林立。英租界的巡捕，大多是高大缠着红头巾有兜腮胡子的印度人，一问之下叫做“红头阿三”，法租界的巡捕，很多则是矮小带尖顶斗笠式帽子的安南人。她曾与姐姐娜婷首次合坐一辆人力车荡马路，那时正是炎夏，见到车夫拉得汗流浃背，非常于心不忍。

黄玛赛在幼年日记上记得很清楚，他们抵达北京的日子是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三号。那时中华民国的新任总统是袁世凯，上任不久市面上便出现有其侧面光头像的银元，大家都叫它“袁大头”，此称对幼年的黄玛赛非常逗乐，故此持久不忘。卸任的黄公使很快便到外交部上班，不久后被特任礼宾司司长，负责接待所有来华访问的政界或文艺界的外宾，有的是在欧洲就认识的旧友，还被请到官邸小叙，那时她父亲的官邸在北京东总布胡同。那是一座非常体面共有三进的四合院府第，朱漆大门前方两旁有一对大石狮；每个宽阔的天井里分别栽有杉柏、石榴、紫薇以及玉兰等树，另外还放置了大金鱼缸和一些小假山作为陪衬。

最奇怪的是，当时和中国外交官结婚的欧洲女士中不少是比利时人，在任的外交部长陆征祥夫人也是比利时人，因此，彼此间走动频繁。按、陆征祥部长自夫人去世后，便进入天主教修道院“出家”终其晚年，传为佳话。

在马德里时，黄玛赛和姐姐娜婷没有正式上学，请了家庭教师在家学习，到了北京后必须找个学校。当时，在北京有两所为外交官和外侨子女开办的学校，一所为英国人所办，只许白种儿童入学；另一所为法国天主教教会所办，名“圣心SACRE COEUR学堂”，由方济各会修女FRANCISCANA主持，种族歧视较低，除了白种儿童外，同时招收中国高官贵胄和上层社会有色人种的子女入学，黄氏姐妹便开始上了圣心学堂。中学毕业后，还在美国人在北京开办不久的清华大学就读了一段时期。

五、京华所遇之名人

一九一八年春天，一天上午家中门房进来通知，外面有一对男女青年来访，黄礼宾司长便吩咐引进客厅。通常一般不重要的访问，父亲都让黄玛赛在旁聆听，原因是可让女儿多增长些社会接触。见面交谈后，才知道那对青年前来造访的主题是质问，以外交部高级官员的身份在对外输送劳力中受佣金的事，事情的过程是：一九一四年开始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曾要求中国输送一批劳工到法国工厂做工，这样他们可以将工人抽出赴战场与德军作战，每名劳工付美金十元作为代价。话谈清楚后，才知道中国外交部经手这项交易的官员与黄玛赛父亲同姓，也姓黄而导致错误。于是大家误会冰释友善交谈起来，这样才知道前来质问的青年名叫毛泽东，二十三岁，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服务。那时黄玛赛仅十三岁，事过境迁，当时青年毛泽东的形象永远铭刻在她的脑际。

常到黄府与黄玛赛父亲讨论文学动态的有胡适和林语堂，她那时年龄虽小，但由于父亲宠爱，常在旁聆听，所以日后对这两位的文学著作情有独钟，尤其对林语堂描写老北京习俗的《京华烟云》等佳作特别喜爱。

中国外交部黄司长的两位千金年事稍长，婷婷玉立，靓丽高雅，因是欧亚混血女郎，别有风韵，在当时北京外交场合和上层社会中特别活跃，有“姊妹花”之称。

当黄玛赛刚满十八岁时，不少中国赴欧美的留学生返国服务，其中有一位叫叶公超的英俊“海归” 青年，刚从英国留学回来便被分配到外交部，由于工作关系常到礼宾司走动，因此和妙龄的黄小姐渐渐熟稔起来，两位年龄相差无几的青年彼此间均私存爱慕之意，但没明言，不久后，叶公超外调任职，这段柏拉图式的罗曼史也就告一段落。多年后，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初，退撤台湾的中华民国外长叶公超正式访问西班牙，当时，正在西外交部任职语言部门主任的黄玛赛，被派接待那位中国贵宾，两旧友斑鬓相逢，不胜沧桑之感，但能畅怀一叙往事，不失为一桩快事。

一九二四年，英国王室成员温莎WINDSOR中尉——后因其兄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与星松WALLIS SIMPSON夫人结婚禅位，而登基英王位为乔治六世GEORGE VI——访华，中国外交部礼宾司黄司长除以官方身份接待外，还私请到家赴宴。温莎中尉见到黄司长两位小姐，遂对她俩的大方脱俗非常赏识，要求在华期间由两位小姐陪伴游览，并驰马于郊区天坛附近，这一段非寻常的邂逅，亦是黄玛赛终身难忘的回忆。

学业结束后，黄玛赛便进入法国工商银行工作；其姐娜婷性格比较活跃，并且，从小就爱穿男装，一次在社交场合中被张宗昌大帅所赏识，被罗致任命为上校联络官，自此以后，经常军装出入，非常神气！

一九二五年，意大利公使馆新到一位有爵位的加诺CIANO青年秘书，很快便和黄公使家两位风头十足的千金成为好友，他们经常在外交场合和舞会中出现。后来，加诺伯爵与法西斯党魁莫索里尼女儿结婚，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意大利外交部长及法西斯最高议会议员，由于反对莫索里尼施政方针而遭枪毙。黄玛赛谈起旧事非常痛惜，她说：“其实，加诺伯爵是个本性非常善良的人，而是一个被卷入政治旋涡的牺牲者，虽然他在政坛和人生旅途上有如是悲惨的遭遇，但在她的回忆中，仍然保持着纯真美好的形象。”

六、悲痛岁月

一九二六年，对黄玛赛来讲，是一个极其悲惨的岁月。首先是，她曾和法国青年伯爵古尔受FRANCOIS DE COURSEULLES交往了将近两年，彼此间的感情已达嫁娶程度，而且黄玛赛的父母对这位法国青年伯爵也甚有好感。当古尔受伯爵返法述职不久，给黄玛赛写了一封委婉的“谢罪”信，请她原谅他们不能完成百年好合，原因是他的法国贵族社会不允许他和一个欧亚混血女郎缔结良缘……黄玛赛读信后气愤填膺，吼道：“一派谎言，一派谎言！真正的爱情哪在乎社会舆论！君不见英王爱德华八世，为了和美国离过婚的星松夫人结合，竟不惜禅去王位！”其次是，在同年的晚秋，父亲在东总布胡同官患病不治身亡。如此严重的双重打击，几乎使花样年华的黄玛赛悲痛得欲寻短见，为了打消那绝路念头，获得母亲允许赴欧一游，主要的目的地是回西班牙，寻找儿时绮丽的梦，况且，那里还有母亲的兄长伯如达舅舅。

黄玛赛嘱咐姐姐少出照拂母亲，因为母亲因父亲的逝世，精神大受打击健康情形不佳，并把北京家中一切安顿妥当后，便乘火车到天津，从那里再度登法国“远洋航递公司”直达马塞的“波度PORTHOS号”巨轮，自多年前来华时的原路回程赴法。在巴黎消磨了一个月时光，见到不少在北京时的旧友，谈起往事如梦不胜感慨。随即乘火车去马德里，胡略·伯如达JULIO·BROUTA舅舅定居在塞戈比亚SEGOVIA，赶到马德里车站迎接。黄玛赛首次到塞戈比亚这座古城，那里有很多教堂，有童话式美丽的碉堡，还有一条罗马时代的雄伟并拥有数不尽的拱门水道……她从小离开西班牙，即使曾经见到过一些名胜古迹，也记不太清楚，如今，展示在眼前的一切是那么新鲜，那么动人，减除了不少离开北京时的忧愁。塞戈比亚郊外有座陆军炮兵军官学校，每逢假期，青年的学员都军装毕挺，到城中广场美其名“散步”，实际目的是“泡妞”，他们在广场上突然发现一个外来的中国靓丽姑娘，争先恐后前来问长问短献殷勤，弄得黄玛赛不知如何应付，严格说来，原来黄玛赛青年时代是在中国成长的，根本不习惯西班牙小子如此的热情风流。

黄玛赛的舅舅原是《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的驻西班牙记者，后留下定居写作和翻译。一天，胡略舅舅叫她带一部萧伯纳著作的译本到马德里给一个叫阿基拉尔AGUILAR的大出版商，由是黄玛赛便认识了这位大出版商，继而成为挚友。后来，她的很多著作都由阿基拉尔出版社出版和发行。

在去马德里的车厢里，突然有个乘客前来打招呼：

“对不起，黄小姐，您还记得我吗？”

“…………” 黄玛赛觉得有点面熟，但具体记不起是谁。

“您不记得在巴黎时，有次宴会上巴西公使梅洛给我们介绍……”

“哦，对不起！现在记起来了。你叫……” 黄玛赛没等他说完，就回答了。

“我叫约瑟，这是我的朋友费尔南多。”他给黄玛赛介绍了站在身旁的朋友。

他们在车上一路谈笑到马德里，更凑巧的也许是天公撮合，他们仨同住在一家旅馆。在马德里期间，自然而然地同桌进餐同出游览，彼此处得非常融洽。后来黄玛赛记得，在车上，当约瑟给她介绍那位陌生朋友握手时，她立刻像触电一样，心头发生一种从没经历过的感觉……谁能预料就在那次邂逅中，注定了黄玛赛与费尔南多两人的命运。

他们俩交往频繁，不久便进入热恋嫁娶阶段。费尔南多·洛贝兹FERNANDO LOPEZ是位建筑师，他家是南方格然那达GRANADA非常“体面”的世家，因此对欧亚混血儿的黄玛赛将进入家门当儿媳，多少有点看法。但是，费尔南多的非黄玛赛不娶的坚定意志，终于使固执的传统世家让步，结果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惜好景不常，这对燕尔双飞的爱侣，仅仅享受了两年半的绮丽岁月，费尔南多患疾病不治而亡。况且，黄玛赛的母亲也在费尔南多去世后不久病逝，亲人的连续去世，使黄玛赛一次又一次堕入了痛苦绝望的深渊。

七、寄托工作

没奈何，新寡的孀妇只有把全部精力和时间投入工作，企图避免脑际空闲去在悲惨的回忆中盘桓。首先在一家名叫“SNIACE”的企业工作，任职经理秘书，由于精通多国文字，在对外贸易中非常得力，因此，甚受经理赞赏。说句实话，黄玛赛对该职务并不太感兴趣，所以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恰巧得到荷兰驻马德里领事馆需要一名谙多种语言的秘书，于是前往应征，立即被录取雇佣，由于她自幼在外交圈子里生活，这项职业为她是再适合不过了。在领事馆工作期间，心情也渐渐好转起来，于是她开始写作，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一些有关中国的民情风俗介绍。当时西班牙社会各层对那个远东的古老中国一无所知，仅仅读过《马可波罗东游记》的认为对“卡泰CATHAY”或“支那CHINA”那个遥远和神秘的国度稍有认识。嗣后，又被西班牙外交部罗致，在语言部门服务。

基于所发表的文章，应马德里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要请，做了一次命名为“中国艺术介绍”的演讲，当时西班牙最有影响力的保皇党“ABC”日报大加宣扬。此后，不仅西班牙的大城市如巴塞罗那、塞比亚……等，纷纷请她去演讲，甚至于还到里斯本、巴黎、布鲁塞尔、安姆士坦以及瑞士的好几个城市去介绍华夏文化和其习俗，于是一跃成为欧洲文化圈内的名媛。

黄玛赛的成功自有她本身条件，身为大清帝国外交官千金，是欧亚混血女郎，不但精通各国语言，身材高挑面貌娟秀，每次上台演讲时，身穿素净绣花旗袍，手指系丝手帕，婀娜多姿声音动听，甚受一般听众欢迎。

九、再度返华

自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创立联合国后，她便常被西班牙政府派往联合国任同步翻译，最后，又被派至西班牙驻香港领事馆服务，因此有机会多少肤浅地认识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

黄玛赛是一九一三年八岁时随家到达北京，在那里居住了十五年后，于一九二八年最后一次离开北京到西班牙定居，直到一九七五年，四十七年以后首次因公再度返华，她是西班牙访华代表团的联络官，那时新中国还没完全对外开放。

西代表团一行人自香港经过罗湖边境，抵达新中国的第一个城市是广州，参加了广州国际广交会，除了五花八门丰盛的商品外，使她注意的是两座工业模型，其一是制造柴油火车头的工厂，其二是大寨模范公社。

翌日一早中国官方便率领西代表团参观几个规模极庞大的公社农场，每个农场据称有好几万农民，备有学校和医院，年轻医疗人员称之为“赤脚医生”，这个名称引起整个代表团团员的诧异，一经解释后，均对这批受过两年医疗训练的学生，“赤脚”步行往返于乡间为农民治疗而产生敬意。

抵达北京后，下榻在北京饭店，这座大楼是挨着老北京饭店新建的，设备完备，可与任何欧美饭店媲美。在排得紧紧的开会日程结束后，官方首先带着代表团成员参观了新中国的建设，她看到北京面目全非，到处是宽阔的大道，过去王府井的东安市场已扩建成非常雄伟的东风市场，满街如过江之鲫的自行车到处乱闯，过去的城墙、牌楼、还有很多胡同都已消失，感叹不已。不过后来游览名胜古迹时，见到了故宫、天坛、颐和园、十三陵、长城……等等依然如故，而非常欣慰。此外还参观了工厂、公社、农民住宅、躲避原子弹袭击的防空隧道……等新建设，最后该项庞大工程，不得不使人叹为观止！

在上海所住的是过去的莎逊大厦，现在变为和平饭店，可喜的是黄浦江烟波浩瀚，外滩老建筑林立如旧，苏州河那厢的百老汇大厦依旧矗立桥边，一问之后，才知已改成上海饭店。此外，很多旧时代租界上纪念殖民地国家英雄的路名一概更换，例如，上海最宽阔最长的霞飞路已易名为淮海路，由于黄玛赛少年时代在北京时，一次世界大战法国英雄霞飞元帅曾经访华，并到她家做客，故而特别记得这条路名。

十、尾声

西班牙不像英、法、德、意、荷、比诸国过去以帝国主义姿态，在十九和二十世纪初不断侵略满清王朝，即使在侵华的八国联军中，西班牙也未曾参与，因此西班牙和过去的中国工商，甚至于文化关系上，都少有交流。

在早年西班牙华侨华人中，仅有一些杂货小贩和少数江湖卖艺者，像黄玛赛女士这般华裔传奇人物，实在是绝无仅有，况且她在西国上层社会，尤其是文化圈内占有出颖的一席之地。她不但藉报章和演讲，在西欧宣扬中国文化和介绍华夏习俗，还出版两册中国古诗西文译本，此外并撰写《我昨天所住过的中国和我今天所看到的中国LA CHINA QUE AYER VIVI Y LA CHINA QUE HOY ENTREVI》一书，书中前篇谈到民国初期，袁世凯复辟、军阀互斗、溥仪结婚……等事迹和当年北京街坊的民情旧习。后篇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代她所目击的实况，给历史留下亲历的见证。

这里，谨以此文纪念在八十年代仙逝的黄玛赛的同时，献给现代旅西侨胞，俾便认识早年西班牙的一代不凡华裔女士。

（连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