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地处江苏边界、交通相对闭塞、教育落后的原因，高淳的杰出人才，大都不是教育渠道走出的科班人士，常常是兴趣广泛、悟性独到的自学奇才，他们会在你还没来得及关注的时候，迅速冒尖誉满一方。典型代表：没有什么功名，却诗名誉满朝野的前清“布衣”邢昉；集美学、哲学、文学于一身的当今名贤高尔泰等。下面，比他们次一些的，再举几例：

       史献绪（1916­—1979），异人，一个很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字孝端，号端甫，笔名瘦梅，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晚清秀才，四个兄弟都有专长，他排行老三。当他读完高小，古典诗词已能背下不少，文言文更不比现在的高中生差。不清楚他从师于哪些俊才，但琴棋书画、吹拉弹唱，包括印章篆刻，无所不能。这人敬重张旭，擅长草书，且以王羲之的《十七帖》为终生师，当时县城半数以上的店铺招牌，出自他的手笔。有年除夕，史门男女都回老家过年。爆竹声声的热闹气氛中，史献绪的“戏门”到了，顺手操起拿手京胡，惹了老大低哼、老二击拍。老四本来就好这个，清清嗓子，一段《武家坡》，又一段《萧何月下追韩信》。大家庭的老少都围拢来了，这老三还想再热闹一点，以目光激励后辈登场。于是，大侄子《北风吹》，他二胡伴奏，二侄子《小放牛》，他长笛伴奏，将一门晚会推向高潮。老腔、新调，把个老秀才和边上老妻，乐了前俯后仰，忘记年岁。

      1935年，县中从东坝搬至高淳学山书院，人才奇缺。他的学历，只有高小毕业，可他是珠算神手，在头顶上打算盘，也百无一错。19岁，被高淳县初级中学聘为总务处会计，那时他的绘画也已在一方有了影响。接着，又让他在学校兼上美术课。年少气盛起来，手拉京胡，口吐京戏，还让双脚踩踏锣鼓点参与伴奏，县城的一些业余剧团，也要他去拉琴、化妆、排练，甚至参演了。高淳县中第一次排演《白毛女》，也没少他的策划，还在舞台上扮演了穆仁智一角。

       这人的口袋藏不住钱。做教师那阵，最多时曾有三个侄子跟在他身边上学；穷人家的孩子上不起学，他也会帮交学杂费。有个叫胡成功的孩子，父母死于日本飞机轰炸，在和睦涧的县中门口（1939年8月为了避开日寇骚扰，县中一度搬到这里）讨饭。他发现了，一直带他身边，供他吃住供他上学，把他当儿子看了，从床上到身上，都为他添置。后来，又荐他做了县中工友（解放后胡提升为学校总务主任）。助人，几乎是他个性。县中有两个教师是地下党员，李东鲁和高介子，他知道他们的身份。一次，国民党县委喊他问话，说县中有地下党活动，他说，打包票没有！第二天，通知这两位老师离开了县中（解放后，李任过高淳师范书记，高任过省团委书记）。他喜欢热闹，更向往别人需要他，即使生活来源很成问题时候，钱是拿不出来了，他仍有助人途径：年终银行里的账目轧不平，找他帮助，他乐意；有人找他做锦旗，宝塔大队八个村子找他做账，也乐意；过年了，村民找他写春联，不用提供纸笔，还提着浆糊桶一家一家帮贴对。逢上开学，半个村子的孩子都会拿着新书来找他、围着他，那就更高兴了，他会用牛皮纸一本一本包上书皮，还给写上名字。

       但他任过县中三青团书记，1955年，他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入狱，判刑6年。人抓起来了，县里组织群众游行，抑或举行国庆大会，那面“高淳县人民委员会”的大旗（上面刚劲的8个大字出自他的手笔），仍然一直在用。后因交代问题清楚，免于刑事处分，于1957年提前释放。回县中工作已不可能。1960年，还是他那挡不住的特长，被县第二印染厂招用。像他这样的人，文革中当然批斗不断。但文革一结束，高淳特产羽毛扇有出口任务了，他又被选进县工艺美术厂，负责外贸羽毛扇的绘图设计。他不可能失业。

　　他还酷爱收藏，藏品有于右任的对联、满盒子的鸡血石、整箱的文艺典籍、字帖，都是宝贝啊！文革时全部被抄，其中有一个铜版印刷的菊谱，是他用八个银元买得的珍品。后来，知道他的收藏品追查无踪那天，他一脸木然，呆坐在一只废旧油桶边上，默默地，刷上浅绿底漆，用颜料在底漆上构图，油桶上，一只活泼灵动的凤凰顿时出现（他画画从来不打草稿，总是提笔就来），即使在抒发伤心哀思，也会这样销魂。那个下午，他一句话没说，一杯接一杯，喝了个昏天黑地，留下一堆白酒空瓶，接着，一觉睡到第二天太阳偏西。

      这人酒量很大，没东西下酒，锅巴也行，陪亲戚能一次陪上七、八桌，兴奋起来三斤不醉，还仰卧躺椅，哼出种种小调。寂寞时就不同了，一饮就醉。他有个扁扁的玻璃瓶，装原烧（高度土酒），放在中山装的口袋里随身携带。生命最后的那段时日，酒成了他的命，有钱一定有酒，有酒一定大醉。

　　人们应该记得：一字街上曾生活过这样一位史老先生。

作者:潘国本（我中学的数学老师）出有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