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人间百味，尝过了才知苦辣酸甜；世象万千，走过了才知高低深浅。生活，一半忧伤，一半明媚；无需繁琐，简单就好；生命，一半坚强，一半脆弱；不求富贵，安然就好。读懂生命之重，花看半开时；理解岁月沧桑，酒饮微醉处。心若淡然，幸福自来；心若明媚，时光生香。世味清淡静养心，人间炎凉冷眼观，和善得大福，积德可增寿。 

       人生就是这样，无论是喜是楚，都要冷静面对。因为，每个落寞的灵魂，都是上帝的宠儿；每个孤单的影子，都是美丽的风景。

       岁月如风，依心而行，一路阳光，一路坦然。

日子瘦到黄叶时——缅怀我的大舅和姨妈

安徽省东至县大渡口中学  宋一鸥

        小时候填表，每填到“家庭出身”这一栏时，我就发怵，就像做了多么大的丢人现眼的事，最后只得咬着牙，硬着头皮填上“地主”这两个极不光彩的字眼。但是填到“社会关系”这一栏时，我立刻自豪地填上“大舅，胡敢，新疆乌鲁木齐石油管理处工作，中共党员；小姨，胡云芳，沈阳某保密工厂工程师，中共党员”，总祘是一美盖一丑，那时入党可难呢！为有这么有出息的舅舅和姨妈感到自豪，今天填表不兴填成分了，人不分三六九等，但抓阶级斗争那会儿，我这个出身卑微的贱民在精神上所受到的伤害是这一代孩子所不能理解的。

        其实我的舅舅姨妈也是出身地主，只不过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建国初期，政治宽松，当然与他们个人的主观努力以及背叛剝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决心分不开的。

       1954年，我的大舅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俄语成绩特好，本来系里决定让他留校任教，此时正是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前苏联对华援助146个项目，其中有个项目就是帮助开采克拉玛依油矿。于是他把留校的名额让给江浙的同学，主动报名去新疆。当时，兰新铁路还未修，物资奇缺，仅靠空运.，加之天气奇寒，身体每况愈下，1956年调至乌鲁木齐石油管理局，这是个厅级单位，苏联专家也很多，条件相当好，他受到苏联专家的好评，不久就入了党。他把与苏联专家的合影寄回家，我拿去到处炫耀，谁知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莫名其妙地被贬到距离乌鲁木齐一千多公里的庫尔勒，一直到1982年抱病调回家乡东至县委党校，2000年病逝，享年只有68岁，孑然一身。

         在安庆一中与大舅同班的潘伯高老师（安师院物理系主任）在安庆洪运私立学校代课曾对我说：你大舅是个老夫子，古文底子深，政治上很要求进步，曾是团支部书记，“抗美援朝”，“土改”，“镇反"，他带头出板报。我是怎么也无法把他的这些行动与“老夫子”的气质联系在一起，后来静思一想找到了答案：六一年在库尔勒工作时，人家为他介绍一名乌鲁木齐银行学校毕业的银行职员，共青团员，长得漂亮（照片曾寄回家），父亲是公社社长，不久农村搞“四清”运动，因社长有点小问题，于是就分手了，他是用政治衡量婚姻标准的。文革期间，他在家信中不止一次地敦促外祖父外祖母接受改造，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尽管那时外祖父外祖母已失去劳动能力。生活水准不能超过贫下中农，以致于生活费越寄越少。苏联解体，我到党校看望他，他指着报纸上的戈尔巴乔夫的头像骂道：这个傢伙，葬送了苏联，千古罪人，那个愤激的样子至今还历历在目。支部会上，因党校副校长出差上海买了副眼镜在单位报了销，他把人批得下不了台。想到这些，我百感交集。为了崇高的理想，他放弃了优渥的条件，义无反顾地奔赴边陲，献出了宝贵年华。不仅诚心诚意地改造自己主观世界，还要改造自己的父母，让他们脱胎换骨，甚至老婆都可以不要，他虽然仕途不顺，无一官半职，依然无怨无悔，不忘初心，他爱惜自己的羽毛，也不让别人羽毛沾灰，他没有豪言壮语，光輝示人，而是不声不响地在家信中推行党的阶级路线可见其当年入党的动机何等纯洁，他从灵魂深处已皈依到他所执着追求的信念，他想攀登道德制高点，完成自己的蜕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但是亲属中不少人认为他是个悲剧式的人物，落个“枉与他人作笑谈”的评论。我一方面为他的执着信念而赞叹，另一方面也为他的结局而叹息。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叹息，这份叹息基于某些过左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如同大观园中的道德模范，贾宝玉的寡嫂李纨，让道德的重量压迫着自己坚守着“失业寡妇”的本分。他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边疆，到头来无一官半职，终生形影相吊。以至县常务副县长带着几分好奇亲自前往党校慰问，这就是我的大舅，一个我从小崇拜，才华横溢的大舅！安庆公墓为他竖的墓碑上的寥寥几个字仿佛诉说着他人生的悲凉。好了，关于大舅的沉重话题就写到这里。下面摆摆我姨妈的龙门阵。

         我的姨妈一九五四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宁肯放弃大上海，主动请战东北沈阳，支援东北工业建设。据她说，那时，党把学工科的大学生看作宝贝似的，到处抢着要人，上海工厂多，当时完全可以留下來，但是革命的豪情鼓舞着她，也像弟弟一样放弃了上海，因为暑期家乡发大水，白浪滔天，姐弟二人取消了回家探亲的计划，直接前往东北和西北。姨妈分配在沈阳一个保密的工厂，专门生产飞机零部件，支援抗美援朝，后来公开了，就是黎明飞机制造厂，姨妈在厂里勤勤恳恳，不久就入了党，五八年准备送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速成学习，然后派往苏联，这可是人人艳羡的好机会，谁知因怀孕泡了汤，一九五七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在王光美的陪同下视察了这个厂，姨妈作为积极分子也参加了接待工作，并参加合影。谁知就是这张与王光美的合影遭受了弥天大祸。一九六五年，中苏交恶，毛主席号召建设大三线，一声令下，姨妈举家随厂来到夜郎之国，蛮荒之地——贵州省平埧县的穷山沟。迁厂前一年，出生上海，浙江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姨父作为先遣部队勘探，修路，建厂房，住在苗族的牛栏屋里，其艰苦可想而知.，谁知不到一年，一场浩劫挟风裹雨而来，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在含积极推行极左路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就是那张照片，德才兼备的小姨父被迫害成神经病，未到花甲就撒手人寰，一个不到七岁的儿子被造反派关到小黑屋子里，逼他交代父母的罪行。当姨妈回家诉说她的不幸时，泣不成声。2008年，我老伴罹患肺癌，在上海治疗，姨妈也因乳房癌来沪治疗，看到我的儿子女儿落户上海，买房置业，不无感慨地说：“还是你有福啊，你姨父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一把骨头还丢在贵州，我也是大限不远，人生无常啊！”说完潸然泪下，不久就追随姨父而去，魂不能归乡兮。记得1953年姨妈放寒假回家搂着我绘声绘色地描绘上海楼高仰头帽子都落下的美好回忆，后来又看了周而复的小说《上海的早晨》，再联想外祖父二十年代在上海就读大学的情景，可谓是三代文化绵延上海，将来更是血脉绵亘了。一想到这里，既为姨妈而遗憾，也为我家境的蜕变而庆幸，更加感恩这个盛世。赋古风一首

遗照重览已断腸，此去人天离别长。

浦江水泣助哀思，申城花落怯晚凉。

负箧西疆长袖舞，背篓南满灵蛇煌。

九原长恨隔春晖，姐弟连袂赴帝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