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回老家，正值收花生季节，村子里家家户户院里都堆着花生垛，门外空场地都摊着成片的花生在秋日下晾晒。收获后的田野里，散落的花生满地都是，刚犁起的土垈，用脚随便踢碎一块，便可露出几个。我奇怪咋也不见人来复收，大人们忙，孩子们跑着玩耍也视而不见。问小叔，他说：“现在遍地都是，谁稀罕哩。”原因是近些年种其它作物成本高价格低，相比之下，花生生长期短产量稳定，还能卖上好价钱，所以都大面积种植。这相当于八十年代以前的红薯，满坡遍地都是。

 然而在我们小时候，花生稀缺，是奢侈品，以至人们称花生不叫花生，叫花参，属于参类，可见花生是何等珍贵。每年队里只在村东沙板地种几亩。那时吃饭是个大问题，不能浪费地。这花生地是孩子们最向往的地方，放学回家绕段路也要经过花生地，看它从土中拱出嫩芽，开出淡黄色的碎花。到秋天扎锥时就不能靠近，只能在远处指指点点。刨花生那天是孩子们的节日，成群守在地头观看。然而收下的花生大部分当做油料品交公社仓库，生产队除留种子外，余下的就不多了，我们七口之家只分到一竹筐。我奶在屋里东塞西藏，她并不是怕我们吃，只是想延长些享受时间，以免一下子吃光，但还是被我们偷摸到，后来只得把竹筐系在二檩上，于是我们又整日惦记这个筐子。有个五更夜，我奶醒来恍惚看见个光肚娃在正间高处一闪而下，过来査看，只见筐子还在晃悠，于是马上明白，喊小叔，小叔睡得很死，还打着鼾，我奶只得用巴掌把他叫醒，小叔哭着嘴里还在嚼花生。

那时为防止私分粮食，队与队之间互派驻队干部，我们八队来旳是刘营二队积极分子刘先家，就住在打麦场房仓库里，他嫌食堂伙食差，夜里光偷吃花生，吃得早上起来在房后泻白汁。冬天晚上队里剝花生备种，妇女们争着参加，边干活边唱歌。初中生小华教唱社员都是向阳花，提高社员觉悟还能占住嘴，收工临走前每人要翻开口袋捜査。但还是防不胜防，妇女在袖筒或在头巾里偷藏几颗，我奶把花生塞在鞋里带回家。她把手伸到被窝，说:“你摸这是啥?”我一惊，是三个花生，顿时睡意全消。这花生在手中偷偷把玩几天不舍得吃，想到课本上的谜语：“麻屋子，红帐子，里边坐个白胖子”，真像啊。那时小孩们没啥可玩，爱在泥地上玩琉璃球，弄得手上脏兮兮的，手背上冻裂着口子。我奶说：“嚼碎颗花生，好好搓搓你那黒老鸹爪子。”因为花生油脂大，滋润皮肤。于是我剥一颗填嘴里，香，又剥一颗，真香，剥第三颗，越嚼越香，咋也不舍得再吐出来，思想斗争了好一会。有个星期天，我和小叔七叔满娃几个孩子到东坡河坑底下去放羊，这里原是沙河叉道，据说很久前，沙河与白河就是流经这个故道，一漫东南联接白河，后来雨水渐少，河流干涸变成田地，不过在这里还留下一段水窪，里边长着一片芦苇，周围岸边有很多芭茅，水边青草嫩美。是放羊的好去处，人们称这里叫河坑底下。河坑上边就是花生地，正是深秋，花生已结果，孩子们受不住诱惑，都不时朝那探望。七叔终于忍不住了，一看坡地无人，大着胆跑上去拔一棵下来，大家争着围过来分吃。结果大失所望，秧子上只有成攒的断锥和几颗稀嫩的小花生，小叔又去偷薅，还是无果而返。这时，忽然从北边苞谷棵中钻出个人来压低声音一声断喝：“逮住，小蟊贼！”大家吓了一跳，一看，是老憨，都放下心来，因为他是老贼。只见他肢下夹个小破棉袄，手里拿着两个苞谷穗。看到我们干的事，很不高兴，说：“偷，也得会偷，你们这是害践人，地太实，不松土咋能媷得出来? 还是毛嫩哪。看你憨叔”。 边说边把苞谷穗掖在腰里，又把那四季不离身的破棉袄穿上，眼四下一轮，轻快地抢上去，沉着老练地在秧子周围来回踩动，然后轻松一提，成窝的花生带出来，哗哗抖掉沙土，把带秧白亮的花生扔给我们，我们都照他的做法，果然效果很好。我们正剥着粉红色的花生仁吃得高兴，田子队长从东坡地里拿盘牛撇绳斜抄过来，我们拋下花生就逃，几只山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支叉着耳朵，瞪着惊恐的眼睛，咩咩叫着随我们狂奔，拖着带着羊镢的练子哗啦啦响，溅起尘土飞扬。队长吆喝着追了一程就停了下来，骂骂咧咧折回去查看损失。老憨用红薯秧缠住腰掩遮住苞谷穂，装起了好人，朝队长谄媚：“娃们在偷花生？我老远就看这几个不是好货，所以跑过来，刚才我还嚷（批评）他们，集体的东西咱可不能招（偷），在学校老师是咋教肓你们的？饿死也不做贼！”

后来公社强调以粮为纲，不准种经济作物，连瓜果也杜绝，一但发现就派拖拉机来毁地。只有刘营大队沙河滩才种有花生，秋后趁星期天到五六里之外去蹓（复收）花生，这里的沙地不知被翻过多少遍，挖成了战壕，我们刨半天只找到三五个。以后的花生，只有到童年们记忆中去寻找。

后来，我到某个事业单位工作，虽不是行政机关，却有些权力。有个午后帮司机老张刷车，见车库里码几麻袋花生，他扛出一袋摊到停车场水泥地上晒，有些发霉了。我吃惊地问哪来这么多花生? 老张笑我农村出来的年轻人少见多怪，我从他的话语中听出：这些花生有的是通过司机找领导办事送的，有的是在粮食部门批条子平价买的。因来不及落实到人，一两个月来就积压这么多。这我才明白原来是这样，家乡人们视为珍品的花生，通过国家正规粮食部门低价征购，又经过无数渠道分流到另一类人手中。生产粮油的人，自己忍饥受饿，交忠字粮爱国油支援世界革命，原来事实与宣传反差这么大。农村人们常年缺油水，有时炒菜只能剥几粒蓖麻子化油光锅;除了粮油，还有缴鸡蛋仼务。

在建国初期农村干部多数是好的，干群关系很好，对政府极度信任，由于体制先天缺陷问题逐渐显露，以至风气日益恶劣。在三年困难生死悠关的非常时期，没有哪个干部发扬牺牲精神，愿意把口粮分点给贫下中农，反之，利用手中权力，不顾社员们的死活，强行侵占，监守自盗，明拿暗取。我们队仓库里仅存点红薯干，队委会密谋私分，我爷是会计，他胆小怕事，又觉良心不忍，没同意，结果队长以扫暮气为名，把他报到大队，辨论会上被推搡抽打。那时食堂掌勺的炊事员也是人人眼红的有权者。后来为了平民愤挽民心，才有了拔钉子运动，对情节恶劣的土豪干部进行了整治。        

公正点说，四清运动以后，农村干部比较廉洁。“四清”原意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怎么把清经济当成了重点，运动中动员群众揭发，大小队干部人人过关，多吃多占如数退赔，在廉政工作方面较为成功，农村干部群众糈神面貌焕然一新，干部较自律，人人比觉悟，意识形态朝极左急转，这又为文革埋下了伏笔，做了铺垫。上级一声号召，民众疯狂响应，迸个火星革命烈火便熊熊燃烧。从文革起农村腐败又蔓延开去。不可否认，历次的政治运动，在一定裎度上对腐败起到了抑制作用，群众也可以趁机发泄一下，对干部提意见，但同时又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形成助长了派性。后来，只要是上边同一派别的领导掌权，下线的小领导就是有腐败问题也没事。因此，靠政治运动防腐反腐也就失去了效力。当时农村经济凋敝，物资紧缺，农民极度贫苦，不仅基本权利被剥夺殆尽，社会地位也十分低下；拿着布票到供销社扯几尺布，遇到的是营业员的白眼，上街赶集到食堂喝碗糊辣汤，高高在上充满优越感的服务人员，也会像打发讨饭的一样对待你；买瓶曲酒割斤肉，那怕买块米粒大小的打火石也要走后门，能买到一盒平价烟就如找到了点尊严；婚丧假娶能把大队干部请到家喝场酒也是很大的面子。食品站的屠夫，权势如郑屠镇关西。权力的腐败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大队公社的一把手炙手可热，盛气凌人，非今日能比，因为他们在一切利益分配上尽占先机，同时还掌握着生杀大权，不经过仼何法律程序就可拘留甚直接打人梱人，连生产队长也敢说，只用嘴角一动，立马叫你丢人。示众批斗如家常便饭，自下而上随着职位上升，权力都在无限止地扩张，这比经济腐败更加可怕，我们己经历尝受过那巨大的难。          

不得不说，在国有集体形式公有体制下，农民风里雨里辛勤劳动，果实却被别人摘走，自己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这种状况，轻点说是分配不公，重点说是被剥削造成的。不过，私有制剥削靠的是资本，公有制剥削仅靠权力。资本的投入本身就是对社会的贡献，而权力参与的再分配就是空手套白狼式地攫取别人的剩余价值，对社会是极大的侵害腐蚀。然而权力所有者只管捞好处却不愿尽职责，导至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越来越少。当时，运动频繁，每场运动都是围绕着权与利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甚至到了白热化。这种现象，深层次分析，可能与资源极度匮乏有关系。人与自然电视栏目上，非洲草原一到旱季，荒原上仅剩存少数水洼，无数动物便聚集这里，为了生存进行殊死博斗。这种状况，农村更为突出，人多地少，又不允许外流，更不允许开发其他资源，长期缠搅在一起，引发各种矛盾，如家族历史恩怨，历次运动的派性遗留，眼前的利益分岐等等，盘根错节，勾心斗角，纷纷攘攘，不可开交。这也培育操练出一群刁民，他们狡黠强悍，不讲规则喜爱闹事，以至改革开放初期出省打工到处不受欢迎，给家乡带来坏名声。农村在集体所有体制下，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农民仍停留在半饥半饱贫困状态，对未来无信心，对劳动已失去了兴趣。为了提高劳动积极性。时兴批斗示众甚至捆人打人，这并不单是极左意识形态作祟，同时也是强化劳动管理，整治懒惰的手段。社会到了这种地步，也即是走到了尽头。因此，改革开放势在必行。 

二零一八年五月 于南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