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中国最后一个哲学家”

文/史飞翔

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辜鸿铭一直被当成是旧中国“顽固”和“守旧”势力的一个代表，尤其是他拖着一根长辫子的古风古貌以及时不时发出的一些不合时宜的“奇谈怪论”，更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因而也备受争议。但是如果我们仔细一点，抽丝剥茧，透过这些表面的孤傲与疯癫，我们便不难发现，其实这个老头是在用一种类似于今天我们称之为“行为艺术”的“对立心态”和“特立独行”，在和当时的社群、流行文化以及时风与世风进行着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最为坚决、最为勇敢、同时也是最为悲壮的对立与抗衡。换句话说，辜鸿铭是以一种“反文化”的姿态进行着一场彻底的“文化建设”，堪称是“文化自信”最早的一批践行者。

1896年，张之洞60岁生日，沈曾植前来祝寿。席间，张府幕僚辜鸿铭大谈中西学术制度，沈却一言不答，辜鸿铭深感奇怪，问他为何不发一言。沈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但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这番话让“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9种语言，获得过13个博士学位的辜鸿铭大受刺激。从此，他发誓恶补中国文化。两年后，沈曾植再来，辜鸿铭命人将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客厅，对沈曾植说：“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听后大笑，朗声说：“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从那一刻起，辜鸿铭便以“中国文化托命人”自居。

1917年，受蔡元培之邀，辜鸿铭在北京大学开课。当这个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的，怪模怪样的老头出现在北大讲台上的时候，同学们忍不住哄堂大笑。这时辜鸿铭却气定神闲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剪掉很容易，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大家顿时一惊，再也不敢小瞧这位老头了。

辜鸿铭第一天上课就对北大学生提出“约法三章”：“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教室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或你们问我话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来不能坐下。”学生认为前两条好办，但第三条有困难。但因为要上课，也只得勉为其难了。辜鸿铭在北大教书，书本对他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学期开始上第一节课，他叫学生翻开第一页，学期结束，仍是第一页。辜鸿铭上课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学生们听得云里雾里。学生们上课用中文问他，他用英文答复，倘若用英文问他，他偏偏又用中文答复。同学们私下里给他取了一个外号“文化怪杰”。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曾多次对学生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四夷之邦。”

辜鸿铭曾对罗家伦说道：“现在中国只有二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现在还是保皇。”五四运动的两大口号是“科学”和“民主”。辜鸿铭相信科学，因此从来不骂科学，然而对民主却是深恶痛绝。他在文章中把民主的英文“Democracy”改成了“Demon-crazy”，“Demon”是“魔鬼”的意思，而“crazy”是“疯狂”的意思。辜鸿铭认为：民主就是“魔鬼”+“疯狂”。辜鸿铭讽刺改良派：“譬如说‘改良’，以前的人都说‘从良’，字典里也只有‘从良’这个字词，指的是娼妓弃邪从正，没有说‘改良’的。‘改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你既然已经是‘良’了，还改什么？难道要把‘良’改回去退而从‘娼’吗？”

有人问辜鸿铭，现在正是西学吃香得时候，凭你这一肚子的西洋学问，为什么连一个大学教职都保不住呢？辜鸿铭愤然对答：“大水一到，连死猪死狗都会冲上水面来，没有什么可谈的。”辜鸿铭称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哲学家”。他说：“我留辫子，它象征我是旧中国最后一个代表。”

本文作者史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