轶事典故

俗名小考

关于玄奘俗名究竟是“陈袆”、“陈祎”、“陈炜”一直有所争议。玄奘本姓陈，这是没有疑义的。《旧唐书》中就有记载：“僧玄奘，姓陈氏”但是，他的名字却总说纷纭。有人说名“祎（yī），有人说名“袆（huī），还有人说名炜（wěi）”。认同他叫陈祎的，有《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等工具书。认为他叫陈袆的，有《辞海》《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等工具书，还有钱文忠教授的《玄奘西游记》等著述  。认为他叫陈炜的，有《导游基础知识》、《西游正史》等书。 

造成玄奘俗名说法不一的原因，主要是当时官方的史书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除了《旧唐书》提到玄奘的姓氏外，《新唐书》中再没有说及，这就造成了没有一个权威说法的状态。而对“祎”和“袆”两字的考证，也显得各有其理。

认为应该用“袆”的理由是：“袆”字作为玄奘的俗名，应该出自《礼记》中的句子“夫人副（古代贵族妇女的头饰）袆”，‘袆’义为一种服饰（或说！祭服）。玄奘的二哥长捷法师俗名陈素，“素”字也是出自《礼记》中的句子“大夫素带”，“素”义为白色的生绢（带），也是一种服饰。这种亲兄弟间名字出自同一古籍的原则，应该是有力的证据。

认为应该用“祎”的理由是：（一）“祎”为美好之义，且多用于人名；而“袆”为古时王后的一种祭服。（二）玄奘的“奘”字，为壮大之义，根据古人名与字相配的原理，大与美相承，从意义上看“祎”字更加合理。（三）“祎”和“袆”两字，一个为示字旁，一个为衣字旁，由于这两个偏旁十分接近，古代常常混用，“袆”字可能是“祎“字的误写，如汉碑、敦煌写卷、唐石经上都是这样，其实都属于别字。

否认玄奘名“祎”的人，还有几点推论：其一，如果因为辞书上说“祎”字“多用于人名”，就认定肯定是这个字，这就不对了。因为一个字在大部分的文献里只是用于人名，可以得出结论此字“多用于人名”；但是如果因为某个字“多用于人名”，就认定某历史人物的名字就是这个字，这样的反推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其二，所谓用“祎”字是“大与美相承”，是把古人名、字相配的原则用错了地方，因为僧人的法号是不必配合俗名的。比如近代高僧弘一法师，本名李叔同，法号与名字，其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其三，“祎和袆两字，由于偏旁相近，古代常常混用”，时有这种可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特意将“袆”字写成“祎”字。因为作为刻石版刻工，一般不会愿意费工多刻一笔，而总是希望省力少刻一笔的。更何况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后人闭尊者讳而故意缺笔，于是给后世造成了误会。因此，不论是从取名的用意，还是从刻石刻经版的混用方面说，玄奘的俗名都应是“陈袆”。

当然，即使认为玄奘的俗名叫“陈祎”，也不能说就是错的。在这方面，钱文忠教授的《玄奘西游记》做的比较到位，他在正文里都用“陈袆”，但在旁边加个括号，里面注明也作“祎”。钱教授解释说：“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只有一个地方讲他叫陈祎，另外四个同时代的文献讲他叫陈袆，而我们在没有足够多的证据情况下，只能取多的一个，不能拿少的否定多的”，这是学术研究应取的严谨态度。

西域奇闻

乌兹别克

乌兹别克斯坦地处东欧和中亚交通要冲的十字路口，是世界上少有的 “双重内陆国”（所有邻国都是内陆国），也因此被认为是“中亚之心”。玄奘曾在乌兹别克洒佛教火种。（ 博物馆留物证）

塔克西拉

塔克西拉与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也有着深厚的渊源。据史料记载，公元405年晋代高僧法显到达此地，幷居住了长达6年之久，不过当年的遗迹已经荡然无存。著名的唐代高僧玄奘在公元650年来到塔克西拉，在此讲经、说法整整两年，在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他以优美的文字描述塔克西拉：“地称沃壤，稼蔷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气序和畅，风俗轻勇，崇敬三宝。”如今，玄奘的讲经堂遗址仍然保留着。 

呾蜜国

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主管卡齐姆·阿卜杜拉耶在北京大学作主题为“古铁尔梅兹城及周边地区的塔克西拉 佛教文化”的学术报告时指出，古铁尔梅兹城及其附近地区佛教文化遗存的发现，进一步确证了玄奘记载的真实性。玄奘在赴天竺取经途中沿河谷到达古铁尔梅兹城。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记载了该城的佛教状况：“呾蜜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东西长，南北狭。伽蓝十余所，僧徒千余人。诸窣堵波（即佛塔）及佛尊像，多神异，有灵鉴。” 

佛骨遗踪

有十余位陕西学者通过考证，一致认为实际上葬于长安兴教寺的玄奘墓塔从未被发掘过。从唐宋元明清至民国，历代对寺院重修的记载甚多，但寺塔始终完好保存，特别是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的重修，增建圆测、窥基两舍利塔于玄奘塔两侧，都有力地证明了玄奘墓塔完好、其遗骸仍瘗藏在兴教寺内。同时，有专家认为“史学研究应当把宗教信仰与历史事实区分开，僧人可政传得‘顶骨’应属宗教性说法，不应当做史实看待。”因而兴教寺玄奘遗骨安葬地是历史定论，“发塔”等奇谈怪论是以讹传讹，不能成立。当然，事实情况到底如何，以上谜团是否能得以完全解开，都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的研究。

行脚僧图像

200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扶桑之旅”展览中，有一幅所谓的“玄奘画像”，画的说明提到，此画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产，依据中国请来样，于镰仓（1185-1333）后期绘制，绢本设色，135.1×59.9厘米，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见右图）。此画自然让人们想到与之造型完全一致的西安兴教寺石刻。画中表现了一位中年的行脚僧人，长眉微须，身背经箧，经箧中清晰可见一卷卷经书，僧人右手持拂尘，左手持经卷。在僧人头的上方，从经箧上部垂吊下一盏小灯，让人们不禁想到漫漫求索路上，影伴孤身的行脚路程。值得注意的是画像上，高僧的耳朵穿有大耳环，颈项上挂有由九个骷髅组成的串饰、腰悬戒刀。如果按日本学界公认的此像为玄奘画像，那么，这种饰物该如何解释呢？如果假定这个僧人就是一部分学者认定的玄奘大师，如何理解玄奘的成就与画像的关系。

玄奘圆寂于公元664年，在他活着的时候，受到皇室的青睐，成就非凡，圆寂后，对于他的纪念活动更是超过其生时。但中国为什么没有大量地出现肖像式的玄奘大师画像，也就是在皇帝授意下，由宫廷画家绘制的人物画像，是没有画像的传统吗？当然不是。中国一直有以绘画记事的传统，如步撵图、昭君出塞等，玄奘这位轰动一时的人物，没有得到皇家的图像记录，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事情。《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也记录有为法师等十人画像之事：“迎法师并将大德九人，各一侍者，赴鹤林寺为河东郡夫人薛尼受戒……三日方了。受戒已，复命巧工吴智敏图十师形，留之供养。”但是，如今似乎已不可能看到吴智敏所画的法师及九大德像了，这是《传》中唯有的记录为法师画像的内容，但这仅有的一次画也是一次集体画像，不是单独为法师作画，那么为什么皇家没有命皇室画手画一幅有意义的大师像呢？日本所存具密法性质的大师像又是源自何处？皇家对于绘制大师像的沉默，是否体现了皇家赞助人对于佛教的真实态度呢？事实上，日本的玄奘像就是仿制了中国的原形，但中国的原画丧失了，而且消失的没有留下别的踪迹。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