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安兴《中华民族大家庭赋》序

              

编者按：时值2019岁末，盘点我国文化文艺盛事，其中湖北作家潘安兴长篇赋著《中华民族大家庭赋》在祖国70华诞的重要节点上初版问世，是新时代文化文艺事业新作为、新篇章的具体体现，当然无论如何是排行榜上绕不过去的“首赋”之选。该书艺术地再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展示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史诗画卷。这对于“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华文明，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该书一俟面世，就引起了全国政学文界的极大关注。有记：原全国人大民委主任王朝文、国学专家蒋南华以及海内外各方知名人士以各种不同形式给予关怀支持与发声评荐。现选发城市学者、诗人胡翔的序文《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以飨读者。(城市学者、诗人 /胡翔)

最近以来，湖北作家潘安兴先生因为一部巨著的诞生几上新闻“热搜”。这部巨著很有来头，名字叫《中华民族大家庭赋》（以下简称《中华赋》），其物理重量、赋体份量甚至于内容宽度、文化厚度都足以让人好奇与叹服。我了解到，《中华赋》从策划筹备到创作结稿足足用了十年时间，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许只是弹指一瞬间，但对于以文化创作为业的作家来说，却是文化生命的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刻度。进一步“数字化”了一下，更加令人万分震撼：全书涉56个民族、1个待定民族穿青人，共65章，计3400多篇赋，总157万字。整个架构分上下编：上编名为“全家福”，每个民族各一章，共（56+1）=57章；下编名为“中国心”，共8章，分别是民族创造、民族精神、民族智慧、民族楷模、民族标杆、民族认同、民族团结、民族瞭望。诗曰：“十年辛苦慰初心，共与江河唤骚魂。东风来报好消息，一卷中华向乾坤。”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在多种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创作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犹如强劲的东风，催开了我国文化事业的又一个春天。在新时代的阳光照耀下，“新史诗”方阵自信坚定地走过中华大地，接受国家和民族的盛大检阅。而《中华赋》，以中华首“赋”的独特魅力，成为壮观华美、大气磅礴的文化钜献，倍受江河喝彩举国瞩目；同时以文化的名义，为世界提供一种全新的文明样式的“中国方案”，引来星月照耀全球尊敬。确实，从我有限的阅读看，无论是赋得命题，还是文本价值，《中华赋》堪称致敬中国、贡献世界的“新史诗”。盛事不朽，作文记之，下面从三个方面谈谈我的看法。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世界对话”

“中华民族”一词，充满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感，但实际上这个词或者概念最早是由梁启超在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中才提出，并经过近代以来历史进步的长期熏染，中华民族概念正式确立，算来距今也就百余年时间。之后，及至现当代，关于中华民族概念的各种学术争论如火如荼。1988年，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提出“多元一体”理论，认为“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多元一体格局经历了从分散的多元到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多元一体格局中，各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一句话，“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显著特征，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这既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充分肯定，也是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重要内容。必须强调的是，在201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首次将“中华民族”概念写进宪法, 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将引领、规范人们对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认识，更好地树立中国整体史观。总的来看，正如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系列文章所说，“中华民族概念为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提供了中国本土化的多民族国家建构道路”、“中华民族概念在对中国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思考里诞生，伴随中国民族命运和前途的转折而深化，在中国国家复兴中而升华。”千百年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开创了祖国广袤的疆域、共同创造了美好的家园、共同反抗外来侵略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形成了政治上团结统

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不难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大家庭”模式包容各民族、以“一家亲”模式包容两岸同胞、以“家族根脉”模式包容华人华侨，这种“家”的模式历史以来一直成为“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法宝。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内化于我国各民族观念中的文化共享、利益攸关、情感共通、命运与共的意识之中”（引录）。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展示中华各民族大团结的新境界、汇聚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同心同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基石。从世界的视角看，中国梦既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人民，“中国梦对世界具有吸引力”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向世界提出的一个重要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人心，中国改变世界正在成为现实。那么，如何实现中国梦的世界对话？文化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和使命。作为中国梦发言人的作家们占有文化表达的优势，置身于“梦想走进现实”的新时代，自有一种光荣感和责任感。《中华赋》正是怀着中国文化“出海”的使命向世界说明中华民族，以“中国—世界”新模式展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世界对话”。透过纸表字里，关于民族地理、历史变迁、衣冠服饰、民居建筑、饮食生活、医药卫生、图腾崇拜、宗教信仰、婚丧习俗、诗歌戏曲、舞蹈体育、节日盛会、民族英雄等层面的大面积书写，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在创造中华文化、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杰出贡献，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同时也激励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绳先启后，继往开来，谱写新时代中国梦的新篇章，共享中国梦与世界梦交相辉映的光明图景。而贯彻全书始终、呼之而出的是伟大的中国精神。什么是中国精神？20世纪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第一个中国人、国学大师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说：“中国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是民族不朽的精神。”从历史解释与时代关怀性看，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国精神根植于厚实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孕育在改革开放的中华大地；中国精神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折射出时代进步的潮流。原国家文化部部长、人民艺术家王蒙曾经发问：有没有一部书，抓住中国精神？我要说，《中华赋》就是。当我们以敬畏之心漫读轻吟，感受到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想精神等等民族精神之光璀璨绽放；当我们徜徉在那些“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字之中，一代代中华儿女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浴血奋斗、艰苦奋斗、团结奋斗的光荣奋斗史铺展在眼前；当我们凭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进入世界时，竭力在中国与世界的不同语境中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传递中国精神，贡献中国方案，禁不住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万邦之林而自豪。因此，《中华赋》是我们汲取中国精神力量，推动中华民族“复兴号”一往无前，以及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未来的重要指南。

二、“国家文化地理写作”的“中华范本”

2010年10月，以《国家文化地理写作：概念与实践》（九州出版社，胡翔，ISBN978-7-5108-0688-9）为标志，“国家文化地理写作”概念正式出炉，引起学界和文化界极大关注。基本观点：“'国家文化地理写作'强调的是对于祖国大地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文化地理的呈现和揭示，这是与各地域的历史演变、现实发展、未来走向、文化个性、民俗风情等都有着紧密联系的，其中的核心是对于各地域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特性的展示，而在这些内容各异的书写的背后，则是统一的'国家'区间，是对于文化统一性和文化认同感的确认和生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经济强弱是动态的、可以浮动的，但是优秀的历史文化却是具有恒久意义的王牌。如何穿越中华大地历史文化的烟云浩浩荡荡地表达开去，“国家文化地理写作”无疑从方法论、写作学上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知道，美丽的诗词歌赋是在历史的演进中孕育出来的中华文化精髓。从古至今，无数名流大家行走中华大地，以诗词歌赋营构人文山水、寻找精神原乡，一往情深，自成高格，留下了大量光照日月的杰作。比如古代，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杜甫的《望岳》、崔颢的《黄鹤楼》，还有苏辙的《巫山赋》；现当代，一切经典的“风月滇川”都活在老舍、沈从文、汪曾祺、徐迟、冯牧、季羡林、贾平凹等40多位名人名家的文学叙述里，余秋雨文化散文《文化苦旅》更是充满了对中华文化的爱和理解。江河无尽，文章千古，浩瀚无垠的“文化地理”书写，直接熏陶和鼓舞着“国家文化地理写作”的蓬勃发展。打望江山，就文化密集度和对中国人影响的强度而言，像青藏高原、三峡、京杭大运河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以三峡为例，一代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万千诗篇，构成三峡美妙的人文景观。尤其要说，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屈原诞生在西陵峡的秭归，以他为主创创制的《楚辞》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洋溢着浓厚的民族美学气息和民族复兴理想；其中，运用楚地（今湖南、湖北一带）方言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楚辞》不就是“国家文化地理写作”的鼻祖级作品吗？类此，“地域性”应该只是我们出发的那个地方，我们的写作应该是深耕中国文化、面向世界和人类的写作。《中华赋》无疑具有这样的眼界和魅力，在“中国”区间现场首次进行了（56+1）个民族的地理分区，展现了中华大地多元多姿的文化风貌，承载起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重量，诠释着中华文明照耀世界的重要意涵。我们看到，势同长江荡气回肠的汉族区域文章，如《永城黄口乡赋》，体现对大汉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尊重；状如珍珠光彩夺目的少数民族区域篇什，如《恩施土司城赋》、《苗医苗药赋》、《火把节赋》，饱含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温情和敬意……值得指出的是, 黄陂作为民族大播迁的缩影，“黄陂专页”占尽人文渊薮，并凸现了作家饱满的、几乎积蓄了一生的乡愁。是的，情感是中国传统文学共有的美学特征；具体到《中华赋》，情感是联通中华各民族、维系大中华文化圈的线引。以民族传统的情感抒写为例，“民族传统是各民族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那么，如何为“民族传统”的赋写插上情感的翅膀？虽然严格说来赋的本意是平铺直叙，并不以抒情见长，但是，博大浩瀚的“民族传统”极大地拓展了《中华赋》情感飞翔的天空，甚至说对情感艺术的追求几近于“偏执”，从而产生了新的创举和新的境界。走进《中华赋》，扑面而来、应接不暇的民族传统元素让人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如服饰，汉族的汉装、朝鲜族的白衣、彝族的披风等；如建筑，藏族的粗狂豪放、傣族的玲珑纤巧、侗族的古拙质朴等；如节日，蒙古族的那达慕、拉祜族的月亮节、苗族的花山节等；再如音乐、再如体育、再如风俗、再如……各民族标签或参差灵动，韵味无穷，或缤纷往来，动人心弦。看吧，一件件触手生春的民族传统，蕴藏着古老厚重的民族故事；一处处沉寂而苍凉的文明痕迹，唤醒了我们关于国家和民族的深沉记忆。从更深更远的角度观察，民族传统是中华民族精神标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闪耀着中华文化自信的光芒；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守护民族传统记忆中“改变自己，塑造世界”。总览全书，犹如穿行在中华各民族分布的“文化地理”之间，既尽情享受着各具特色的、灿烂炳焕的民族文化，又从各民族文化排列组合的方式入手找寻到中华文化的密码；既让我们倍加珍惜中华文化对于中国崛起的当代作用，又为中华文化强大的普世价值而震撼。很显然，《中华赋》应该视为是自觉遵循“国家文化地理写作”理念，把生动蓬勃的山河图景、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以及波澜壮阔的中国故事书写在中华大地并向世界敞开大门、引领全球“中华文化之旅”的“中华范本”。

三、赋体文学的“潘氏实践”

赋是古代独立于诗歌散文之外，讲究文采、韵律，兼具诗文性质的文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子散文中的短赋、以屈原为代表由诗向赋过渡的骚赋、体制正式确立于汉代的辞赋、魏晋以后的骈赋、唐代的律赋、宋代的文赋……赋这一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学、占有汉语和汉字优势与特色的文学体式，在中国文学史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只是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五四运动后，赋体文学走向衰微，其时也是古典时代的终结。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文化生态的向暖为文化复兴提供了春意融融的宏阔背景，赋的命运也出现历史性的重大转折；而赋“颂德揄扬”、“润色鸿业”的特性，使新时代充满“史诗”理想的作家们情有独钟，因之迎来了“盛世兴赋”的可喜局面。以《光明日报》“百城赋”为例：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坐标，是欣欣向荣的中国的缩影。“百城赋”开栏以来，赋家群起响应，百城何其有幸！正如开栏语所说：“从江南到漠北，从东海到西疆，灿若星河的中华名城叙述着泱泱华夏的辉煌。”如廖奔《北京赋》告诉我们：北京是古老的，但同时又是一座焕发美丽青春的现代都市。因此，“百城赋”成为我国影响巨大、赋体文学重现生机的标志性事件。更多民间赋团风生水起，如潘承祥掌舵的中赋联就像赋界的一面旗帜，唤起有识之士揭竿而起推动赋学复兴。赋门既开，万赋天来，铭刻青山、盛名远播的卓越之作比比皆是，如范曾《炎黄赋》“回溯五千年文明源流，着眼今日国运之隆兴，赤子情殷，墨妙笔精，词旨宏大，气雄力厚”；胡翔《盘古赋》“在闪烁其词的文字背后，使我们得以破解民族复兴、人类共荣的密码”……当然，有如“大生产运动”的产物，少数粗造的赋作给日益繁荣的赋坛留下些许遗憾。确实，作为民族精神的结晶、文学价值的经典体现——史诗（史诗！），不仅仅是国家机器和时代的需求，还是一个时代作家的智力需求，但确乎不是每一个作家都会生产出动人心魄的“史诗性”作品。从文本着眼，客观地说，赋体所具有的结构恢阔、铺陈宏伟、辞藻富丽、议论纵横，以及排比夸张、描摹渲染、骈偶谐律等艺术特点，决定了创作的巨大难度。依我看，史诗性作品要求既要具有“史性”，也要具备“诗性”，两种特质缺一不可，只有心雄万夫的作家才能有“史诗”担当与作为。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语重心长地说，“新时代为中国文艺敞开了广阔的天地”，“我们的文艺要回到初心，不要忘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中华赋》以“对于国家、民族的文化责任”，跟泱泱中华要“史性”，凭恢宏大赋有“诗性”，并且伴随大国崛起的史诗般实践孕育创造了“史诗性”作品。有这样几点值得总结：一、为什么选择“赋体”？首先从赋体样式的选择来说，赋为我国古典文学所独有，最具民族特色，堪称国粹。对一个赋家来说，坚守“赋”体的民族身份是鉴别“赋品”的基本条件。其次，从赋体样式选择的思维来看，世界思维是所有思维资源中最经典的思维。按照《从赋的译名看赋的世界性和民族性》（郭建勋、钟达锋）中的观点：在西方学者眼里，赋多被翻译为“rhapsody”（狂诗），狂诗成为与赋对等的概念。两者最大的共同之处在于其原始传播媒介——“朗诵表演”，因此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赋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更何况，文学无国界，绿叶更同根，追寻太阳、拥抱世界还惧怕什么时空的阻隔呢？二、怎么看待赋体？有人说赋体创作是带着“镣铐的舞蹈”，尤其是以大中华为书写对象的“大部头”，都是对创作初心和工匠精神的拷问。《尚书•大禹谟》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华赋》以初心萃取精华，以匠心守护精神，使出“洪荒之力”，提升创造力，增强文化力，终使古赋焕发出新的光彩。三、如何创作赋体？中国风，全球品，是《中华赋》孜孜以求的文化理想。1、体式上，采用“律赋”体。全书呈现出工整对仗为代表性的律赋特征，奋力抵达音乐美和建筑美的境界，虽然总体上与“音韵协谐，格律精切”的要求存有距离，但仍有太多的佳作与读者碰撞相遇产生激越铿锵的声响。2、内容上，在“铺采摛文”的形貌之下，隐藏着“体物写志”的内容。内容的宏博超乎想象，其中有几千年的史实骨架、有“大家庭”的内容血肉，并有丰富的思想含量、深厚的情感蓬发。3、结构上，一是篇章结构：由正文和“木兰山樵诗曰”两部分组成，二者互为添彩、相得益彰，尤其是结尾处“木兰山樵诗曰”议论抒情，以寄“颂美”之意，既进一步深化了主题，又表达了对各族的无比眷恋；一个是句式结构：从不拘泥于格律严明的固定句式，在三三、四四、六六、四六中间灵活运用。4、语言上，有意识地迎合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绝不故弄玄虚、哗众争宠，而且许多篇章白话化、通俗化似乎过甚，——尽管如此，并不影响其博大精深、气度恢弘的古赋格局。由是观之，《中华赋》不仅仅是一部探索创新、绽放赋体文学风采的作品，更是一个中华之子叱诧赋坛、建功立业的生动见证。

综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华赋》刷新了我国当代作家（赋家）书写中华民族的新高度，填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史诗性写作”空白；而扎根中国，注目世界，努力筑就新时代文艺高峰的生动实践，赢得海内外各方有识之士同知共仰。现在，我们传扬它的光荣与创造，或许是因其宏大的创作主题、卓越的艺术品质，或许是因其不负时代的使命、对于世界的贡献……我甚至以为，欲知中华民族前世今生，读一遍或几遍《中华赋》足矣！更加相信，《中华赋》高起点、大手笔地为中华民族立言，为“大家庭”发声，正如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所说的“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其勋绩必将载入新时代的文化史册。“心有高标，方可致远”，每一个时代都呼唤伟大的作品，“国容何赫然”、“乘运共跃鳞”的新时代更是如此。鲁迅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期待潘安兴先生更加坚定“史诗自信”和“史诗自觉”，继续书写出动人至深、流芳以远的中华民族新史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培根铸魂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2019年10月于北京———————————————————————————

(潘安兴 /自号木兰山樵。湖北黄陂人。与共和国同龄，满载着与祖国同呼吸、共成长的时代印记。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武汉作家协会会员。代表作《中华民族大家庭赋》。)

（胡翔 /城市学者、诗人。历任大学教师、新闻总编等。现任中国城市主题文化协会执行主席、城市主题文化内参总编辑。中国产业联盟网创始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国家文化地理写作”概念首倡者及代表作家。曾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骏马奖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