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亲可敬的老支书

                  作者张书成

     读今年8月20日《商洛日报》上刊登的《一心为公的老支书》一文，一位可亲可敬老支书形象，又清晰真实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关于他的生前一些已经远去但却在村里人嘴里时常提起的零碎琐事，又荡漾在我的心头，回响在我的耳边，多日来挥之不去，有不写不快之感。

      这位叫许经化的老支书是我的邻居，与我家仅有一墙之隔，他家的侧窗正对着我家的灶房，其家人的说话声、咳嗽声都能听得见，因而我对他非常熟悉，甚至一些细小的事情都能从耳缝里听见，《一心为公的老支书》写得真实，写得细致，但在我和村里的好多人看来，有些地方还需要补充，让更多的人知道得更具体一些。

      听我爷爷说，老支书早年投身革命，与共产党游击队来往密切，在解放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候，就秘密地给陕南游击队送情报、送给养和药品。他家在村后的天坡崖下有几亩地，常借着去地里做活把棣花一带的敌情传递给隐蔽在梨树台的游击队领导巩德芳、薛兴军等人，让游击队对敌情了如指掌，打得赢，跑得快。爷爷说有几次往后沟里送粪，都见着有本（许经化的小名）在背笼底下藏的盐、锅盔馍、熟红薯等，上面盖了牛粪，背到天坡崖下，悄悄的送上了梨树台的几户群众家里去——那时候国民党部队搞坚壁清野，把群众赶到棣花一带居住，梨树台成了游击队的栖身之处。以至于解放以后，陈效真、薛兴军、陈寿益、田申荣等游击队领导人经常到有本家里来，亲热的象一家人似的。

      “老支书”当时在棣花一帶人所共知，代替了他的官号和小名。他是1951年棣花乡成立党支部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也是圪崂村的第一个农民党员，从那时候起，就一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任职二十多年，把一个偏僻贫穷的山村领导成了全县的先进村、红旗村。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全县的口号是“学大寨、赶马炉、超许沟”，各地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老支书”自然是模范党员，先进基层党支部书记。在这个千把口人的山村里，他以正直、务实、爱民、清廉而赢得了全村人的敬重，让群众在困难的岁月里，吃得饱，穿得暖，并且帮助邻近的贫困群众，度过了馑荒，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众口称赞。

      在屹崂（后来叫许家沟）村的人看来，老支书对粮食生产抓得特别紧，而且抓得有方。他抓粮食生产，首先抓肥料。种庄稼的人都知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那时候没有化肥，他以“老农民”的经验，要求全村（后改成大队）七个生产队，在所有的地塄坎上种苜蓿。苜蓿是最好的上地肥料，全大队1600多亩坡地、沟台地、梯田坎上全都是嫩闪闪的苜蓿草，一到春夏，开满了紫红色的小花，成了腰山一景。苜蓿一年割三茬，头茬1.5米高左右，四月底收割，用铡刀铡碎，刚好上水稻地；二茬1米高左右，六月底收割，刚好是包谷的追肥；三茬只有尺五左右高，八月底收割，刚赶上种麦，是最好的底肥。此外，他号召全村养猪喂牛，自己带头养母猪，为村里的人提供猪源，还养了两头黑牛，在他家门口的牛圈里，几头猪和两头牛混养，而且和睦相处。他在群众大会上常说“猪吃百样草，看你找不找！”我记得他常常到地里干活时，肩上扛着锄头，锄头上挑着笼子，回来时挑的满满一笼子猪草。在他的号召和带动下，全村户户养猪牛，自然，猪牛粪都是有机肥，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地里缺肥的问题。另外，他还发动群众在雪岭、帽子岭、柳树洼一带广种油桐，将桐籽卖给国家，同时买回桐籽饼、棉籽饼、药籽饼等肥料，使队队地里庄稼长得好，从没有白茬下种的现象。

      老支书抓粮食生产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抓良种引进和推广。五十年代初级社时，他就从外地引进玉米“金皇后”、“白马牙”，小麦“碧蚂一号”、“阿勃”“小偃一号”和“矮化水稻”，“四号红薯”、“百号”、“懒薯”等优良品种，使全村的粮食产量由解放前的亩产一二百斤猛增到四五百斤，甚至超过了当时的“黄河”指标，达到了六七百斤。特别是河南内乡县请来了两位“红薯下蛋”专家，具体的技术是将挑选的小红薯栽在窝子顶上，等红薯发芽长叶时，剥掉红薯周围的土壤，让起根发芽的根系向下生长，吸收养料，长成大红薯。这技术看似简单，效果却是十分的好，“红薯下蛋，亩产不是八千，就是一万”，当时全村成了全县有名的“红薯窝”，各队挖的红薯在场房里倒时，要搭长梯子才能倒上去。每人平均分红薯八九百斤，其中一队里挖的一窝红薯达到13.6斤，最大的一个重9.2斤。有一年，我家的红薯除过窑里藏满，切晒干的红薯片用大背笼背了15背笼。在困难的岁月里，圪崂人用红薯馍、凉粉、饸烙、蒸红薯度过了饥荒，而且好多人接济邻村的亲戚、朋友，许多人说“多亏了老支书抓红薯生产，要不会饿饭的啊！”

      他抓粮食生产的第三个特点，是抓农田基本建设。每年秋收还未结束，他就开会安排修地，修水渠。我清楚地记得，社员们白天收庄稼，晚上趁月亮或打马灯修梯田，搞深翻。十多年间，硬是把沟沟岔岔、山山岭岭的地修了一遍。他还组织修天条沟水库，让棣花旱源上的300多亩地变成了水浇田。在修王世岭百亩平原时，他抱病到西安、商县，找陕西省军区当副政委的陈效真和在商洛行署工作的陈寿益，让他们支援了一大批架子车、镢头、铁铣，还有炸药雷管导火索，使原来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王世岭变成了平展展的平原，大大改变了全村的土地结构，增加了粮食产量。

     在抓粮食生产的同时，老支书还抓了农具改革。除了引进“双轮双铧犁”、“一牛拽四磨”等先进生产生活工具以外，他召集全村的高手木匠，研制了一种叫“尖杈”的场里农具，形状是四个长杈，安在“尖杈”的前面，腰身下有两个木轮，后面是两个人推的方形把儿，其作用是收麦后在大场上推麦秸，一次推小山大的一堆，大大减轻了场上妇女们挑、推麦秸的劳动量，受到了全村妇女的欢迎和称赞。我后来当了三年生产队保管，常听到妇女们说这事情。

      他还关心群众的文化生活，村里有夜校，有扫盲识字班，一到正月，村里的剧团便开始演戏，《游龟山》《火焰驹》《游西湖》《春秋碑》天天演，戏楼前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他天黑前就给烧汽灯，有时搭个凳子给灯添油，还亲自帮厨，给演员吃加班饭，有时是蒸红薯熬萝卜，有时是烙锅盔熬糊汤……

     这老支书还是村里有名的大孝子。冬天，他为八十多岁高龄的母亲烧炕，暖被窝；夏天乘凉的时候，给母亲搧扇子，赶蚊子；每顿吃饭，他母亲吃一碗，他就给舀一碗；不管工作多忙，每天回家先去母亲屋里看望、请安；永远没有在母亲跟前犟嘴，发脾气；就连其母吃烟，他都经常把烟按在烟锅里，点着，然后递给其母亲……其孝顺程度，实为罕见。

     他也十分爱惜粮食，走到哪里，见地上或路边撒了几颗豆子或麦子包谷，就蹴下身子，一颗颗地捡起来，然后到场里，倒进生产队粮食堆里，令人可敬可佩。晚年的时候，我几次到他家里去，他用铁勺子在锅洞里烧剩饭，有时候是拌汤，有时候是糊汤面。并对我说“娃呀，粮食是宝贝，是度人性命的东西，千万不敢糟蹋！”这话，我至今言犹在耳，牢记在心。

张书成，生于1956年12月，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政府公务员。商洛市作家协会会员，市诗歌学会会员，丹凤县作协理事。

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先后在《金秋》、《先锋》、《共产党人》、《当代陕西》、《教师报》、《陕西教育》、《工商时报》、《农民日报》、《陕西农民报》、《法制周报》、《文艺报》、《商洛日报》、《丹江潮》、《山泉》、《丹水》等发表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数百篇（首），《万湾农家乐》、《旅游遐想》等获丹江旅游征文二等奖。部分散文、诗歌被收入《采芝商山》、《丹风文学》丛书，巳由北京团结出版社结集出版《棣花细语》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