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有书信往来的女孩

文/吴德忱 诵/沧海

       近期一段时间的每天下午四点多钟，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有张越主持的“半边天”节目，讲的都是女人的事。“带着爱情来娶我”是几位事业有成、婚姻无着的大龄单身女子对爱情与婚姻的述说和企盼，其间自然谈到了初恋的甜蜜与苦涩。

       就在收看那一期节目的凌晨两点多钟，一觉醒来却怎么也难以再眠。一个“初恋”搅得我辗转反侧，不置可否。扪心自问：“有过初恋吗”？调动所有记忆的神经，“排查”婚前所有相识的女孩，再一次确认：没有初恋。

       没有初恋，大概是一个人一生一大不幸；有了初恋，大概是一个人一生一大遗憾。“不幸”与“遗憾”不知哪个能让花季更加灿烂？

       其实，没有初恋并不等于没有金童玉女般的交往、帮助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这是一种超越情爱的圣洁的友谊，是珠峰洁白无瑕的雪莲，是荒无人迹原始山谷上空相对遥望的两颗微弱的星辰。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她是第一个与我有书信往来的女孩，是第一个与我互相帮助、共同学习、追求上进的女孩，是第一个与我有同一个目标的女孩。

       这个女孩与我不是同学，也不是同乡。她在灯红酒绿的都市，我在穷乡僻壤的村寨，彼此相识完全是天成。

      半个多世纪前，我们正值花季，都是初中学生。金秋十月，国庆刚过，傍晚放学回到家，蓦然见到好几个女学生把行李搬到我家，铺卷在炕上。生产队长介绍说，这是长春十三中的学生，下乡锻炼，帮助秋收，让多多关照。当时这个班来了五十多名学生，生产队把女生都安排在家庭条件比较好、“人性”好的人家住，这样会安全一些。我们家自然名列其中了。生产队把米和柴送到家中，由我母亲当她们的“厨师”，一日三餐为她们调理伙食，生产队给我母亲记工分。头两天，我和她们没话说，只是抽空跳水、抱柴，帮我母亲打下手。几天以后，她们主动跟我打招呼，当知道我也是初三学生时，距离一下子缩短了，按当下时髦的话说变成了“零距离”。因为是同届，课程都一样，学习的话题顺理成章地多了起来。城乡差距在学校也有突出表现，整体上城市学生学习水平要高于农村学生，这是毋容置疑的。但在和她们的闲聊中，自己并没有感到她们高出我多少，大多是我成了“主角”。当她们得知我是年级团支部书记时，对我更是“刮目相看”，因为这几位女生都不是团员，有的只是团的“积极分子”。

       和我接触最多的是一个短发女孩，名叫“赵连莹”，是她们在我家的“头”。每次聊天我都不敢正视，只是低头说话，偶尔扫一眼也似流星闪电。

      大约十天左右，她们就回城了。我和她们并没有道别，只是听她们说一两天就要走，并说给家添了不少麻烦，深表谢意。一天放学回家，看见火炕上没有了行李和母亲失落的样子，我才确信她们真的走了。

       在那个年代，城市学生到农村体验生活，参加农村力所能及的劳动是一种“淬炼”。学生对农村的感觉大概除了一个“苦”字，不会有什么留恋，也不会产生深感情。我对她们也没有太深的印象，只是觉得她们比农村女孩见多识广，开朗活泼，容颜细嫩，衣着漂亮。可以肯定的是，她们让我长了“见识”：知道城市学生是什么样，城里姑娘是什么样，这可能就是我的唯一收获。

       正当我将要遗忘她们的时候，却突然收到了她们的来信。信中除去客套之外，就是交流一下学习情况，特别提到让我帮助她们“进步”，将来成为共青团员。落款只有一个人的名字：“赵连莹”。

       按照“她们”的要求，我给赵连莹回了一封信，不自量地谈了自己想法。令我惊讶的是，赵连莹给我的第二封信却对我的回信大加赞赏，说给她上了“一次生动的团课”。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她还建议“我们要经常保持联系”，“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打那以后，我和赵连莹经常有书信，只是收信的地点不再是学校，而是她的家：西四道街1—10号。

       初中要毕业的“五一”前夕，我收到了她的一封信。她说，她已经入团了，并邀我“五一”那天上午九点到火车站大钟下的门口与她见面，交流学习和“如何做一个共青团员”的心得。这让我忐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那个年代，学生特别是中学生是不准也没有恋爱的，同班男女生之间也没有单独谈话的。可是，人家邀我我又不能不去，好在我们俩有单独说话的经历，再聊聊天也不会怎么样。那时，我们都很单纯，洁白如玉，根本没有男女之间的想法。再说了，一个城市女孩，一个村野少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怎么有那种可能呢？

       公元1964年5月1日，我借一辆自行车，准时到达约会地点。赵连莹先我到达，当我还没看到她时，她已喊出我的名字，快速迎了上来。我们半年多没有见面，再次相见她显得极其热情，看得出是城里姑娘，非常落落大方。与她相比，我倒显得有些拘谨、懵懂，完全不像个男子汉，倒像是没见过世面含羞的村妞。她是这场戏的编剧、导演和主演，我只是个配角。

       我们从“大钟”底下径直走到对过的广场，在一个破旧的休闲椅子上坐下。这时我才仔细的扫了她两眼：她比先前白了许多，还是短发，刘海从前额垂着；眼睛大而明亮，像藏匿无数美妙的故事总是微笑着；一身兰学生装洗得有些发白，没有裤线，脚穿一双蓝色的“五眼”短口胶鞋。这些都是当年的流行色。她问我母亲好吗？我说好。她说，她要考五中，五中“风景好”，离家也近。问我考那个中学，我说郊区就两所高中，我想考九中。她说，九中也不错，没问题吧。我思忖片刻，对她说，好像问题不大。她信心蛮大，甚至将来考大学的目标都选定了。她说，她哥在北大，她也要考北大，让我也考北大。那会儿我对北大不甚了了，也就含糊其辞的答应了。现在想起来有些汗颜，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她见我脸上有汗水，站起来又去了大钟底下。片刻，她拿回两支冰棍，顺手递给我一支。其实，五一时节对北国春城来说一点也不热，可是不知为何却冒了汗。冰棍在我手上让我不知所措，第一次拿女孩送给我的东西，第一次和女孩面对面吃东西，多么难为情啊！她瞟了我一眼，“紧张啦？”，说得我周身汗腺膨胀，忙掏出手帕擦擦脸上的汗，自打圆场，“没有，没有！”

       快到中午了，我俩分了手。她说，不管考得怎么样，都要我给她写信。我答应一定会的。当我推着自行车走出百米开外回头再一次张望她时，她还在原地站着，不断向我挥手，看那眼神，倒像是目送自己的初恋的情人，欲吐不能，欲离不舍。

       新学期开始了。我们都如愿以偿的升入预期的上一级中学。从那时起，我们都铆足劲，努力着，为考取北大废寝忘食。从高一到高二，每次期中、期末考的试题我们都互相邮寄，作为不同学校学习范围、深浅程度的参考。每次她寄给我的题，我都认真演习一遍，对我学习成绩的提高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我所在班的同学都知道我在五中有个学朋，有些试卷他们也都争相传做。有的还问我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我莞尔一笑，故不作答。

       我们在书信中，不但演习数理化，还谈文学。她鼓励我只要努力一定会有好结果的，并用“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等励志古诗对我予以鞭策。记得她还用罗曼•罗兰两句话予我于启迪：“一种理想，就是一种力”；“为了高尚的目标，多大的代价我也愿付出”，这是对我对她自己以及所有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人说的吧。可惜，当年我对这样格言的理解应该说是很肤浅的。

    应该承认，她读的书比我多。就我当时的环境，找一本书来读是很困难的，除课本之外猎取的知识非常有限。 

       正当我们都在为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所有人的美梦都被无情的粉碎了。紧接着就是“上山下乡”，从此我们再没有联系。 

      没有了共同目标，就没有在同一条路上前进的愿望，这是很自然的事。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人世茫茫两不知，更何况不谙世故未出茅庐的青年。

      在一个城市要找一个人其实并不难，可是找她的理由已经丧失。多年以后，我们都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学生时代那样的幼稚与清纯早已被历史所吞没，再也无法复原，只能留存心底，作为一种记忆。

       我们往来的书信我留存将近十年，直到洞房花烛的前夜，我才把它付之一炬。我不愿圣洁的友谊被世俗所玷污，宁肯让她死去。

       时光如流水一样涤砺年轻的容颜，却冲刷不掉已经发生的故事；岁月似车轮一般碾压生命的火焰，却留下或深或浅或直或曲的辙印。不管她在何处，美好的祝愿连同这篇文字一起献给她———第一个有书信往来的美丽女孩。

写于2009年9月

原创首发

作者简介：吴德忱 ，长期从事财政经济工作。曾受聘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客座教授。退休后，与文学结缘，有散文和诗作出版。现已夕阳西下。不图功名，只求快乐。

沧海，居天津，爱好文学，喜欢诵读，用声音传递真情，弘扬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