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文艺漫笔:浅谈文学作品的语言
文图/梁成芳
文学语言是创造文学作品的物质手段,是描绘情节,刻画人物,表达主题的工具。可以说,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学。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重要工具,它与各种事实,生活现象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文学的材料。”
语言有文学的语言和人民的语言。文学语言又叫艺术语言,指的是作为文学反映现实的工具的语言。文学语言和人民语言是有一些区别的。鲁迅说:“语言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要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 鲁迅所说的“口语”,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人民语言”,而他所说的“语文”,也就包括了“文学语言”,文学语言与人民语言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前者比后者更为简明,正如高尔基所说:“语言是由人民创造的。我们把语言分成规范语言和人民语言,这只是语言中有‘未经加工’的语言和由大师们加工过的语言。”
人民语言是文学语言的原料,但它不能等于文学语言。文学语言应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 准确。所谓准确,就是恰到好处地表现事物的面貌和本质,也就是刘勰所说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介。” 每一件事物都可以用不同的话语去表达。但是,最能准确地描绘这一事物,是能恰切地表达这一意思的语句只有一种。法国大作家福楼拜有一段名言:
我们不论描写什么事物: 要表现它,唯有一个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唯有一个动词,要得到它的性质,唯有一个形容词。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地苦心思索,非发现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不可,仅仅发现与这些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相类似的词句是不行的,也不能因为思索困难,就用类似的词句敷衍了事。
福楼拜本人就是这样苦心追求的,他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五年干完稿,所以他成了著名的语言大师。古今中外,凡文学巨匠,莫不如此。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总是一改再改,有的竟有十五至二十次未定稿。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有不少“一字师”的故事。相传贾岛为“僧敲月下门”,这一句诗到底该用“推”还是用“敲”,花费了不少心思。后来经过韩愈的指点才改“推”为“敲”。因为月亮已出僧方归,门显然已经上闩了,用“敲”比用“推”更准确。郭沫若的《屈原》中婵娟的一句话原来是这样的:“宝玉,我特别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 后来演员把“是”字改为“这”字,很受郭老的称赞。这样一改,语气大不相同,更足以表现婵娟当时的气愤心情了。
2. 鲜明 。 鲜明就是不含糊、不隐晦,写得明白清楚。最美的文字总是最亲切的文字,也是群众最熟悉的经常使用的文字。刘勰说:“今一字诡异,则群句惊震,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后世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难斯,趣舍之间所谓,不可不察。鲁迅也说他‘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作家使用语言要有创造性,但不能故意标新立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你不能说成“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板 ”。要使语言达到鲜明的标准,还不能堆砌文字,而要直截了当地说。王维的两句诗:“隔牖风捕竹,开门雪满山”,没有使用一个形容词,但是,整个雪景却表现得异常鲜明。再如“明月照积雪”、“高台多悲风”等诗句,也是因意境新颖而语言明白晓畅才成为千古名句的。
3. 生动。生动最主要的要求是写得具体和形象。真正形象化的语言必然是状物如在目前,写人跃然纸上。在毛泽东诗词中,“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一个“舞”字,便把彩虹写活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一个“飞”字,便把架桥的特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形象地表现出来。毛泽东写诗总是反复推敲,务求其生动感人。如“红雨无心翻作浪,青山有意化为桥”。将“无”改为“随”,“有”改为“着”,就使无生命的东西拟人化,变成有生命的东西了。鲁迅亦是如此,总是尽力使语言生动形象。如《阿Q正传》里写Q拿钱买酒,原稿是:“阿Q……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钱,在柜台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 ”而我们现在读到的《阿Q正传》是“阿Q…… 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铜的和银的在柜上一扔…… ” 原来的“钱”字比较笼统,改为“银的和铜的”就更加具体生动,同时也表现了作品的时代特征。
文学语言不仅要形象具体,而且要新颖才可能获得生动性。清人叶燮说:“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永也。使即此意此辞此句虽有小异,再见焉,讽咏者本已不出节。数见则益不鲜,陈陈踵见,齿牙余唾,有掩鼻而过耳。” 事实也是如此,第一个人用花比美人,很能给读者以生动的感觉,但老是如此,就不仅不使人感到生动,而且使人感到厌烦。所以,有才能的作家总是力避陈辞滥调,尽量言他人之所未言,言他人之所不能言的东西。
文学语言写的具体、逼真,固然生动,但如果能做到“神似”,那就更生动。我国古典诗歌中常用表示听觉效果的字去形容视觉形象,如“红杏枝头春意闹”;或用表示视觉效果的字去形容听觉形象,如:“呖呖莺歌溜得园”;甚至用表示嗅觉感受的字去形容听音,如“风来花底鸟声香”,等等。如果从逻辑上讲,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但在文学创作中却是完全允许的。
4. 精炼。 最美的文字也是最经济的文学,它总是能以很少的字表达很丰富的内容。刘勰说:“皎日彗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 “皎日”、“彗星”、“参差”、“沃若”,都是《诗径》里所用的词。不仅《诗经》,我国许多优秀文学作品,也都做了“以少总多”。有的作家用三五几笔就能勾勒出人物的概貌。例如鲁迅在《故乡》里对楚二嫂的描写: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象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寥寥数笔,便将楚二嫂的姿态神情、声音笑貌活画出来了。有的诗人用几句诗就能描绘出一幅动人的图画,如韦应物的《滁州西涧》:
独怜幽草涧边生,
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能不能写得经济,这是衡量作家本领大小和作品艺术性高低的标准之一。废话连篇固然谈不上艺术性,即使有意义的话,如果写的罗唆也令人生厌。正因为如此,所以鲁迅“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删去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很有必要。又如王勃《腾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的名句,还有人认为其中的“与”、“共”二字是多余的。
5. 含蓄。 文学作品不能写得太露,使人一览无余,而必须写得含蓄,引人回味,发人省思。文学作品的含蓄当然不只是语言的问题,但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把什么都说完了,当然就不含蓄。含蓄与精炼分不开,写得不精炼就不会含蓄。
所谓含蓄,就是钟嵘所说的“言已尽而意有余”,或刘知几所说的“言近而旨远,词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末尽。” 语言能否做到含蓄,给人的感受大不一样。“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和“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这样的诗句,都是描写封建剥削阶级豪华生活的,但前者满口“金”、“玉”、诗浅意陋,而后者则意在言外,含蓄蕴借,其艺术效果是大相径庭的。又如老舍的短篇小说《断魂枪》,写一个武术家有一套绝技,别人千里迢迢来向他请教,他不教,说了许多好话还是不教。别人走了以后他把门锁了起来,一个人在院里练枪法。写到这里,作者只用了“不传”两个字就结束了。这是既精炼又含蓄的。作者没有把结果说出来,让读者自己去想。再如《红岩》中写甫志高穿着西装扛行李为江姐送行,以显示自己的“艰苦”精神。江姐批评了他,甫志高作了一番解释并要江姐给他提意见。写到这里,作者只用了一句朴素的描述:“暂时没有说话,江姐心里象在想什么。” 这句话就包含了丰富的内心活动和大量的潜台词。江姐究竟想的什么作者没写出来,让读者去想象,并且可以使读者以后读到甫志高叛变时再来回味这句话。
含蓄与鲜明并不矛盾。鲜明是就形象而言,含蓄是就思想而言。如刘勰所说的:“物色尽而情有余。” 或如梅圣愈所说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意外。” 好的语言总是把形象写得鲜明突出而又意味无穷。
这些要求是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的语言都需要达到的。除此之外,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如话剧的对话,就特别要求口语化,要求富于动作性;而诗歌的语言则特别要求富于音乐性,等等。
文学语言来自人民的语言,而人民的语言又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因此,文学语言往往就具有时代色彩。纵观文学史,我国的文学语言在宋元话本中发生过一次大变化,在“五四“时期又发生过一次更大的变化,在一九四二年以后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使文学语言同人民语言结合得更紧密,也更有生命力了。语言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它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我们在和群众的接触中便可以感受到,同时,从一些直接出自群众之手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民歌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比如有一首描写放棚鸭的人在旧社会的生活的民歌《湖鸭客》:
湖鸭客,湖鸭客,
鸭子篙篙十八节,
日里赶鸭湖边走,
夜里又在田边歇。
走尽天下几多路,
没有店家歇一歇,
遭孽不过湖鸭客,
鸭子棚里半边月。
这些语言,既朴实、生动,也优美、活泼。因此毛泽东指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 认真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才能使文学语言更加丰富多彩、更加优美动人。
文学作品的语言,还有人物语言和叙述人的语言之分。
所谓人物语言,就是作品中的人物的对话、独白。语言和情节、结构一样,要服从和服务于人物的性格。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应该是性格化的语言。所谓性格化的语言,就是充分地揭示人物性格特征和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的语言。高尔基曾经告诫青年剧作者:如果作品中的人物“都说着同样的语言”,那么他们就会成为“令人无法触摸”的人物。
成功的人物语言能够充分地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鲁迅说:《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物来的。这话说得极有道理。例如《水浒传》第二十三回里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
武松再筛第二杯,对那妇人说道:“嫂嫂是个精细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说。我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看觑他。常言道 :‘表壮不如里壮’。嫂嫂把得家安,我哥烦恼做什么?岂不闻古人言:‘篱牢犬人入’? ” 那妇人被武松说了这一番,一点红从耳朵边起,紫涨了面皮,指着武大便骂道 :“你这个腌臜混沌!有什么言语在外人处说来,欺负老娘!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撅不出的鳖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什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头瓦儿,一个个要着地!” 武松笑道:“若嫂嫂这般做主,最好;只要口心相应,却不要‘心头不似口头’ 。既然如此,武二都记得嫂嫂说的话了,请饮过此杯。” 那妇人推开酒盏,一直跑下楼来了,走到半扶梯上,发话道 :“你既是聪明伶俐,却不道‘ 长嫂如母’ ?我当初嫁武大时,不曾听得说过有什么阿叔!那里走得来 ‘是亲不是亲,便要做乔家公’ !自是老娘晦气了,鸟撞着许多事!” 哭下楼去了……
这一段描写是很成功的。作者通过人物的对话,使武松、潘金莲、武大三人都跃然纸上,显出了各自的性格。武松的话句句有因,句句刺到潘金莲的心上。潘金莲则在遭到武松的突然袭击时,采用了指桑骂槐的战术;尽管她的还击貌似有力,然而却是外强中干的。她越是嘴硬,越显得站不住脚。至于武大,在这段文字里作者没有让他开口,也没有直接描写他,不过,在武松和潘金莲斗嘴时,还有武大开口的余地吗?如果武大开了口,那就不成其为武大了。作者不写他,其实正是着力地写了他。在这“不写之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武大当时的尴尬面孔和莫可奈何的神情。
再看看《红楼梦》第八回的一段描写:
一语未了,忽听外面有人说:“林姑娘来了。” 话犹未完,黛玉已摇摇摆摆的进来了,一见宝玉,便笑道 :“哎哟!我来的不巧了!” 宝玉等忙起身让坐,宝钗笑道 : “这是怎么说?” 黛玉道 : “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 宝钗道: “这是什么意思?” 宝玉说 : “什么意思呢,来呢一齐来,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明儿我来,间错开了来,岂不天天有人来呢?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热闹。—— 姐姐有什么不解的呢?”
……
这里宝玉又说 : “不必烫暖了,我只爱喝冷的。” 薛姨妈道:“这可了不得,吃了冷酒,写字手打颤儿。” 宝钗笑道:“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要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要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拿五脏去暖他,岂不受害?从此还不改了呢。快别吃那冷的了。” 宝玉听这话有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烫来方饮。
黛玉嗑着瓜子儿,只管抿嘴儿笑。可巧黛玉的丫环雪雁来给黛玉送小手炉儿,黛玉因含笑问他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 那里就冷死我了呢!” 雪雁道 : “紫鹃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来的。” 黛玉接了,抱在怀中,笑道: “也亏了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
……
在这一段里,作者通过林黛玉的语言异常成功地显现了她的性格。她不示弱,心里有不满就说出来。她言语犀利,话中有刺,但常常是从侧面去刺人。她聪明,能见机生智,使对方无懈可击。她奚落人也采用的指东说西的手法,但她绝不同于潘金莲。潘金莲显得横、泼、无理,甚至有流氓气。而黛玉却不越礼,不使人难堪。她的话非常合于她的身分。
人物语言除了要合于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而外,还要表现出人物说话时的心理活动。任何成功的对话,都不能没有内部反映。在前面节录的那两段描写中,如果潘金莲和林黛玉的话没有传达出她们说话时的心理活动,就不会显得那么生动、有趣、深刻。
在文学作品中,除了人物语言外,还有叙述人的语言,所谓叙述人的语言,就是作家在作品中描绘人物、叙述事件、描写环境、评价生活等使用的语言。叙述人的语言是联结人物语言的桥梁,是使作品中的人物语言组成有机的统一体的基本手段。作品中的人物不是随便说话的,他总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说出自己应该说的话。所以,人物语言常常穿插在叙述人的语言之中,受着它的支配。
在一部优秀作品中,人物语言和叙述人的语言总是交织在一起的。潘金莲和武松斗嘴的话,是在羞红了脸后骂出来的,林黛玉奚落贾宝玉的话是笑着说出来的。如果仅仅写出她们的言谈,而不写出她们说话时的神情、动作,就不可能把她们的性格写得那么鲜明、突出。
叙述人的语言还包括作家对他所描绘的人物和生活的评价以及作家主观感情的抒发。这也是很有意义的;它可以强调和突出人物的性格,可以把主题思想和作家的倾向表现得更加鲜明,可以唤起读者的注意,加深读者对作品的理想和感受……
文学作品不同于一般的文章,它总是以生动感人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总是熔铸着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这种感情,鲜明地表现在作品的语言上,或含蓄、或直露、或奔放、或细腻,情中情,理中理都在语言上……
构成文学作品形式的第一要素就是语言,我们在写作过程中要正确把握语言的精准性。“约则义孤,博则辞叛。” 繁简适当,只有这样,才能提升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只有这样,才能写出脍炙人口的好作品。
2020.7.20. 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