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响应政府号召，回乡参加农业第一线。时间不久，还当上了生产队长。农村的人和事促使我写了许多生活小故事，寄给了《陕西日报》秦岭副刊。终于有一篇叫《老参谋》的豆腐块见报了。责任编辑叶浓还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短信，鼓励我努力写作。从此，我就认识了这位在副刊部担任副主任的叶浓老师。

每隔两个月，他就会给我发表一篇。我很感激他，就经常写信或打电话问候一声。每个月底，他把“秦岭”副刊撕下来，卷成圆筒寄给我，我们成了未曾谋面而来往十分密切的朋友。

后来，我写了一个大约8000多字的短篇《新任队长的婆娘》寄给他。他看了大加赞赏，但又提出许多修改意见。为了节省时间，他亲自帮我修改，然后把修改稿和稿纸寄给我，让我誊抄。经过三四次润色，感觉比较满意，又帮我寄给《人民文学》。时隔三月，杂志社终于发来“拟采用”通知。谁知，一场全国性的“文艺整风”大肆批判中间人物论，原本拟采用的文章又被枪毙了。

再后来，“文革”开始，我也搁笔不写，他也没了消息。

整整十七年，我们两人没有任何来往。

（叶浓老师）  

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到了蓝田，我又捞起搁置了17年的秃笔，修改那篇被封杀了的短篇小说。这次，我把文章名字改成《麻婆娘》，甚至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完稿后，我骑着自行车送到报社，这才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我仰慕已久的文学导师——叶浓。

大高个儿，浓浓的眼眉，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倒茶，递烟，绝对没有大编辑的架势。经过交谈，我才知“文革”时他全家被下放到陕南西乡县，从此过起农人的生活。后来进入三线建设工地，直至“文革”结束，他才被调到《汉中日报》当了一名临时编辑。我见他的时候，他从陕南回西安刚刚一个月。叶浓老师说：“这叫无巧不成书。假若一个月前你来报社，还见不到我呢。”

叶浓老师把《麻婆娘》看完了，夸我改得很好，但他告诉我：“兴盛啊，不要把眼光总是放在《陕西日报》这个层面上，应该向更高层次发展，陕西有《延河》，有《长安》，甘肃有《飞天》，宁夏有《宁夏文艺》，河南有《奔流》，青海有《青海湖》……多着呢，每个省都有一份纯文学刊物，以后争取在这些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还不等我接他的话茬，老师又说，“《麻婆娘》一文，我帮你推荐到《长安》杂志去。看看杂志社的编辑咋样说。”

“行，那就拜托老师您了。”

时隔不到一个月，《长安》文学月刊社就给我发来拟用通知。来信说：《麻婆娘》这篇小说很好，虽然以主人公“麻婆娘”为主线，其实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公而忘私的生产队基层干部。文章生活气息浓郁，细节鲜活，耐人寻味。但是，字数有点多了，希望压缩到5000字左右，再寄给我们。

这当然是喜事一桩，说明《麻婆娘》这篇文章在《长安》杂志上发表有了一丝希望。不过，要压缩，必然须删去一些情节，本该就不甚丰满的人物形象将会更加单薄。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决定去见一见我的老师叶浓，他对这篇文章付出了大量心血，而且该不该压缩，该压缩哪些情节，我得听他的意见。于是，我又骑了自行车，拿着编辑部的来信，直接去了报社。文艺部一位编辑告诉我，叶浓老师在省委党校学习，让我去那里找他。

骑自行车向省委党校赶。一路春风，一路桃花，摇摇晃晃半个小时后我就进了党校大门。敲开叶浓老师的房间门后，发现坐着的站着的拥了一屋子人。叶浓老师见我来了，直接把我介绍给其他学员。我有幸和贾平凹、邹志安、赵熙、徐岳、蒋金彦等文学界知名作家一一握手。直至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人都是国家干部，细皮嫩肉的，手指绵软而纤细；而我，手指伸出来，明显既黑又粗。我忽然自惭形秽，立即把手装进裤兜里。

原来他们刚刚吃完中午饭，正在这里聊天。

叶浓老师把我领到另一个房间，问：“兴盛，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有事吗？”

我从兜里掏出《长安》编辑部来信交给他，同时说：“那边的老师让我压缩到5000字，我不知该不该压缩，所以前来和您商量。”

叶浓老师看完信，告诉我：“压缩后，人物形象就更显单薄。绝对不能压缩，我看，还得再增加一些内容，譬如麻婆娘孝敬婆婆的事情还没有写进去，她虽然‘麻’，但她不是反面人物，应该再增加一些正面形象，使她的性格能立起来……”

叶浓老师说着走出房间，把在《长安》月刊社担任编辑的贾平凹老师叫过来，将我带来的信递到他的手里，说明我来西安商量该删还是不该删的事。贾平凹看过信，说：“这事我知道，《麻婆娘》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是白浪老师，那天，他在编辑部说：蓝田有个小伙写了一篇小说，叫《麻婆娘》，很有意思，大家轮流看一看。我当时就看了，也觉得不错。不过，因为杂志版面有限，所以让作者压缩到5000字。”

叶浓老师说：“我还觉得人物形象不够丰满，正准备再增加点内容呢。”

贾平凹说：“当然，要把麻婆娘的性格写得更加完美，还得再补充一点内容。叶浓老师，您是前辈，您看着办吧。”

叶浓老师转过身，对着我说：“这样吧，咱不但不压缩，还要增加麻婆娘的正面形象，让人物更丰满一点。你回去再改一改，改好后，再投给《长安》编辑部。如果他们不用，我可以帮你转投《北京文艺》或《山西文学》，也许人家能看得上。”

贾平凹忙说：“让作者改后就投回《长安》编辑部吧，不要向外地投稿，我们为这篇稿子七八个编辑都看了一遍。失之交臂还有点可惜。”

就这样，我咣当咣当又回到蓝田。后来，增加了麻婆娘孝敬婆婆、当面数落男人背后又爱怜男人等一系列情节，赋予麻婆娘更多的正面形象，文字由原来的8000字反而增加到12000字。誊抄后又寄给了《长安》编辑部。

一直等到9月初，叶浓老师来信，说《长安》编辑部已经把《麻婆娘》发表了。

再过一个月，编辑部汇来100元稿酬。我欣喜若狂，这可是“文革”之后的第一笔稿酬啊。说实话，一来老师为这篇文章从17年前就开始呕心沥血，17年后不断提出修改意见，付出的心血恐怕比我都多。我决定拿出50元稿费酬谢他，于是，在一个星期天，我又骑着自行车并且带了十来斤农村的土特产品——黄豆，去了西安，径直到了他的家里。老师让家人炒了八九个菜，在家招待我。饭后，我掏出50元放在饭桌上，他笑一笑说：“我一分钱都不会要的，兴盛，老师只希望你能写出更多更优秀的文章，成为名副其实的作家。那将对老师是莫大的安慰。”推让再三，我只好将50元钱又装回我的口袋。

1980年春节刚过，《陕西日报》文艺部发出“农村题材小说征文评奖”活动，一些活跃在文坛的作家如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王蓬、邹志安、峭石、赵熙、京夫等，不断地有佳作发表在《陕西日报》秦岭副刊上。每篇文章均占去一个版面，很是壮观。叶浓老师把这些文章通过邮局寄到我的手里，让我认真学习。看了叶浓老师寄来的报纸，启发很大，我跃跃欲试，决定拿起笔来认认真真地写一篇，参加征文评奖活动。

这正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试行初期，干部和社员对政策都吃不透，各地发生许多扯皮事件，大多因不能兑现承包费而引起纠纷，我决定从这一主题入手，揭一揭那些不按合同办事的人和事。我们村，还有周围几个村，都曾不同程度发生社员承包不到期，干部却徇私情撕毁合同，转包给与他关系密切的亲戚或朋友；有的村搞专业承包，超产不奖励，报酬不兑现，甚至不按合同办事，我就想把这些现象综合在一起，通过一篇文章反映出来。这不正是农村题材的小说吗？

经过仔细筹思，我决定用三级干部在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的不同态度去完成这篇作品。我把主人公赋予大队支部书记、公社书记、县委书记这一特殊群体。因而，我给这篇文章起名叫《三个书记》。我给三个书记规划了各自的性格、语言、面貌特征，甚至各自穿什么衣服也都提前规划好了，然后写了故事梗概和提纲。从前写短篇，从来没这么认真过，这次我是下了决心的。

虽然仅仅5000多字，我却写了三天，反复修改，反复润色，最后才把稿子定下来。

我的钢笔字写得不错，起码很工整。我认真地抄写一遍，然后用挂号信寄给我的导师叶浓。一个礼拜后，老师来信了，首先对这篇小说夸赞了几句，认为我在原有的写作水平上又跨越了一步，不再是“生活小故事”那样的豆腐块，开始向小说迈出了第一步。他说，这篇小说虽有许多缺点，但可以发表，而且提示我注意未来十天以内的《陕西日报》秦岭副刊，特别是“农村题材小说征文”栏目。来信第二页，叶浓老师对《三个书记》提了两点意见：第一，对人物性格把握不够准确，特别是县委书记那样的大官，写得不活，不像一个县团级的干部，主要是我缺乏这方面的生活。他建议我以后多写点自己熟悉的事情，譬如农村的小人物。写小人物的生活琐事，写小人物的爱情纠葛。他再一次提醒我，文学是人学，小说主要是写人物性格，不是刻意编织故事的；第二，《三个书记》虽然写出了当前某些社会现实，揭露了承包责任制后出现的一些社会矛盾，但文章没有深意，似有“图解政策”之嫌。因而以后的创作一定要在主题上多下工夫。

读完老师的信，我陷入沉思，把过去的作品一一回顾，想了许多许多。我的大部分文章确确实实实在图解政策，未能老老实实地刻画人物，不是我不认真，而是个人水平有限，这是我今后创作必须注意的地方。

半个月后，《陕西日报》“农村题材小说征文”栏目将我的那篇文章发表了，不过，老师把题目《三个书记》改成了《开会之前》。

1982年春天，我所在的渭南地区文化系统，对1981年发表在全国各地省级以上报纸杂志上的小说、散文、诗歌进行评选，我的这篇文章竟然被评为小说类一等奖。这是我在文学创作上第一次获得奖励。并且参加了渭南地区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文艺创作讲习班。

我骑了自行车，赶到《陕西日报》社，把《开会之前》获渭南地区优秀小说一等奖的事情汇报给我的导师叶浓，他不但不高兴，反而皱起眉头，说：“哎呀，这篇小说怎么能评上优秀奖呢？兴盛啊，千万不能沾沾自喜。你应该知道，这篇小说很不成熟，还有好多缺点哩……”

叶浓老师的话，弄得我很尴尬，没了话说。顿了顿，他说：“你应该把发表在‘农村题材小说征文’栏目中的《第一刀》《猎手传奇》好好读一读，看看人家是怎样刻画人物的，再看看那些文章的思想性，和你的文章比较一下，那样，也许会提高你的写作水平。”

叶浓老师并不是给我泼冷水，他说的是实话。也许老师恨铁不成钢，希望我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我必须认真的创作，特别是在刻画人物上要狠下工夫。

此后的几十年，我一直记着老师讲给我的那句话：“文学就是人学。小说主要是塑造人物，不是编织故事……”

说句良心话，我在文学的道路上能走到今天，出版十几部长篇小说，汇集好多部散文集，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叶浓老师的谆谆教诲而取得的。

叶浓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也是我永远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