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高考的前夜

文‖安黎

 我是上世纪的1979年参加高考的，时值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三年。那个年代，大学的录取率极低，大约才百分之二三，大学生的数量，比濒危野生动物还要稀少。然而物以稀为贵，谁一旦榜上有名，便犹如范进中举那般，似乎荣华富贵近在咫尺，瞬间就能轰动十里八乡，引发无数人的热议和羡慕。

 高考日期为7月7日至9日，地点在县城中学。我们这些在乡村学校就读的乡野孩子，按照通知，必须赶在前一天的傍晚，抵达县城的某个宿营地，如此，才不至于耽误第二天的考试。没有班车，自行车尚属个别家庭才拥有，于是再遥远的路程，都有赖于两条腿的交替前行。粮食也极为短缺，若吃到一个白馒头，都能滋生出过年般的幸福体验。我母亲夹着一只空碗，借遍大半个村子，才借来一碗白面，将其与玉米面搅混后烙成锅盔，切成方块，一个不剩地塞入我的馍袋，算作我三天高考的伙食。十七岁的我，左肩背着一个用草绳捆住的旧铺盖卷，右肩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馍袋，而馍袋的外面，用绳子拴着一个又烂又小的用于盛水的搪瓷缸子——这样的装束若放在现在从街上经过，一定会招来不少路人的侧目和猜度：哪来的逃荒的难民？

 从村里起程，独自前往县城。下长坡，过河桥，走柏油路，汗流浃背地步行二十余华里，在太阳行将坠落之前，迈入了宿营地的大门。宿营地是火车站近旁的一所小学，名曰车站小学。学校放假，腾出来的教室，便充当我们的临时宿舍。我走进宿舍，放眼四望，却不免眉头紧皱：教室里的桌椅宛若遭遇五马分尸，早已被瓜分完毕，各归其主，我和其他两三位后来者，连一条板凳都无法获得。课桌又窄又短，有两个人占据了五张六张，将其拼接成一个较大的睡铺；有一个人独霸了三张四张，却绝然不肯让出一张给他人。抢占不到课桌的，就退而求其次，将三条或四条板凳并拢在一起，勉强组合成一个睡铺。板凳并不整齐划一，有的腿长，有的腿短，有的因木楔松动而摇晃，有的因板面开裂而凹凸。

 我央求过好几个同学，祈求他们看在平时关系要好的份上，也鉴于他们的铺位较为宽松，要么接纳我同睡，要么让出一两张课桌，但均被拒绝。手足无措之际，多亏小可的见义勇为，才解我以困，化我以忧。平日里就和我过从甚密的小可，仅占有两张课桌，供他一人睡还勉强凑合，但要一并容纳两个“彪形小汉”，无疑有着不小的难度——这正是我求爷爷告奶奶，却未向他求助的原因。但此时的小可，仿佛两肋插刀的侠士，脸上浮现着对那些贪吃多占同学的鄙夷，一声不吭地抱走我弃扔在地面的铺盖卷，将其放在自己的床铺上——我拧成卷心菜般的心，在释然与感动之余，也就不再惊惧自己会像一件被遗弃的废品，依偎于墙角，与扫帚簸箕相伴着熬度漫漫长夜。

 又短又窄的两张课桌，又怎么能摆放得下两个人？尽管我们都体型偏瘦，近乎于皮包骨头，但竖着睡，依旧有点儿冰箱装不进大象的局促，就只有选择横着睡了。并排横着躺，腿的膝盖以下，皆垂吊于空中，连翻个身，都极其不易。好在历经持久地摸爬滚打，对各种苦累，我已习以为常，于是咬紧牙强忍着，既不叹息，也不呻吟。闲聊几句后，考虑到第二天的考试意义重大，就敛声屏气，闭合双目，希冀尽快沉入梦乡。

 时值酷暑时节，即使是深夜，空气也仿佛熊熊烈燃的火焰，炙烤得人燥热难耐。学校的背后，是一条不洁的河流。那条河，被周边的住户当作抛扔垃圾和倾倒污秽的便利之处。这些污秽之物经水浸泡，又经烈阳暴晒蒸发，散发出浓郁的臭味。教室的窗子唯有木框子，没有玻璃，在汹涌的臭味弥漫整个教室的同时，蚊子也像密集的轰炸机那样呼啸而至。一个一个肥硕的蚊子，仿佛夜晚的偷情者，于寻寻觅觅的徘徊中，似乎是在与一场艳遇迎面相撞，于是一边欢天喜地地贪婪吮血，一边莺歌燕舞地纵情狂欢……小可搔痒和拍打蚊子的声音，我清晰可闻。在燥热持续地熏烤和蚊子亢奋地叮咬下，我的睡眠就变成了装模作样——佯装酣睡，其实却整夜未眠。第二天晨起后，头脑昏昏胀胀，晕晕乎乎，犹如一袋煮沸的酒精——我就扛着那袋酒精，头重脚轻地朝考场摇摇晃晃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