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介绍〗
法国《世界报》在评价苏东坡时是这样说的：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勤于政务；处江湖之远，尽职尽责，为善一方。
《世界报》把苏东坡置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大背景之下加以审视。它认为，中国的北宋时期正值佛教式微、孔孟学说重新抬头，这有些像欧洲的文艺复兴。
而生活在这个时期的苏东坡，则力图将佛家的出世、道家的养生和儒家的入世调和起来，从释道儒三者的会通合流中寻求精神自由，诗文书画仅仅是他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
苏东坡收到弟弟苏辙邀他同归颍昌的书信，信中苏辙告诉苏东坡：“桑榆暮景，我们两兄弟相聚的时光有限，岂忍再长相别离？”
言语酸楚，感人肺腑。苏东坡对弟弟的深情厚意“不忍违之”，于是再次改变主意决定归居颍昌。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苏东坡感到朝中风气丕变，于是与朋友程德孺、钱济明在金山相见，商量之后，“遂决议为毗陵之居”（宋·何蘧《春渚纪闻》）。
虽然非常渴望能与弟弟苏辙朝夕相处，尽享“同归林下，夜雨对床”（《书出局诗》）之乐，却又因时势所逼，不能达成愿望，心中的遗憾难以名说，只能感叹此乃天意，天命不可违！
除了避开政治纷争之外，当时苏东坡举家已在舟上度过多日，正值六月酷暑，急需一个安息之所，要早做决定。
而且苏东坡心知弟弟苏辙的经济情况也不如以前宽裕，不忍心再带着一大家人前去投靠他，增加他的负担，因此归老常州已成定案。
度岭以来，苏东坡受到沿途各州县官员的热情款待，老百姓们的反应尤为热烈，所到之处无不是人接人送，前呼后拥。
根据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六月中旬，当苏东坡所乘船只到达常州时，苏东坡头戴便帽，身披短袖坎肩，坐在船舱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
运河两岸有成千上万的百姓追随前行，争睹这位当代伟人的风采。苏东坡对身边的朋友说：“莫看杀轼否？”
邵博在记述了这一动人场景之后，情不自禁地议论道：“其为人爱慕如此。”
苏东坡所说的“看杀”出自《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说卫玢是有名的美男子，弱不胜衣。
他从豫章来到建康，大家久闻他的容止美名，想来一睹其风采的人围成一道道人墙。卫玠本来就体弱多病，不堪其劳，最后成病而死。
苏东坡之所以引用此典故，一方面是因为他当时已染暑热，身体不适，另一方面也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自谦之意。
更何况此时的苏东坡实在不愿意再引起朝廷的过分关注，民间百姓对他的热烈关注、关心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则未必是什么好事。
苏东坡当时已是年过六十的老翁，即使不是鸡皮鹤发，也自然不是和卫玠一样的“璧人”。
运河两岸千万人随观，为的是他绝世的文采风流，这自非卫玢的容止所能够比拟的。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当苏东坡终于决定归老常州时，他其实已身染重病。
自元符三年（1100）六月离开海南，从瘴疠之地内返，苏东坡途中已身染瘴毒；
加上这一年以来行走道途，生活不定，已过花甲之年的苏东坡，怎能抵受如此的折磨？
他早已精力衰颓。再加上多以舟楫为家，所行之处，河道熏污，秽气袭人，五六月间又正是暑夏之时，
江浙地区天气炎热、气候潮湿，白天骄阳似火，夜晚暑气蒸腾，郁闷湿热。
六月，六十六岁的苏轼终于病倒，他向朝廷“请老，以本官致仕”（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待续）
《自题金山画像》
苏东坡 ［宋］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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