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焦奉钧，一八八四年生于陕西省临 潼县（今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下焦家村。七岁丧母，十一岁丧父，自幼无依无靠，生活无着，姨母将其领养。但姨夫却不甚赞同，故自进姨家门，姨夫便命其白天放牛割草，农忙时下地帮忙干农活，晚上睡在牛棚的储草房里。夏夜蚊虫叮咬，彻夜难眠，冬夜寒风刺骨，通宵瑟缩。一年四季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受尽了煎熬。十二岁那年农忙时节，姨夫迫其铲地锄谷子，因年幼力小，挥不动铁锄，不慎将一棵谷苗齐根铲断，恰被姨夫看见，当即从其手中夺过锄头，顺势用锄把当头一棒，顿时脑袋顶端起了个大包。此间受的罪，一言难尽，姨母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无奈之下，又把他送到外婆家，但因外婆年迈，不主家政，亦无力护助。面对舅舅舅母，处境却丝毫未获改变，依旧遭到冷眼和虐待，仍然是度日如年。他只能是忍气吞声，暗盼自己快快长大，想着能像大人一样干活就不会挨打受骂了。

      一八九九年十五岁时被迫离舅家出走，过起了流浪儿生活，四处漂泊，每日沿门乞讨，成了个名副其实的乞丐。后流落到距家乡一百三十多里路的户县，不久被县城一家蔡姓木匠铺掌柜（也是临潼人）收作男佣，每日在蔡家做些杂活，如扫地抹桌、递茶端饭、铺炕叠被、提倒尿壶等等，总算有了较以往稳定的生活，告别了四处漂泊、到处流浪的乞讨日子。在当佣人时，表现格外勤快。日子久了，蔡掌柜夫妇见他忠厚老成，人也机灵，十分喜爱，便在他十八岁那年决定收他为徒，开始学习木工手艺。其间他苦干实干，刻苦钻研，三年之后便出息成一个成手木匠，能独当一面了。

      一九零七年，蔡掌柜因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决定关门停业，告老还乡。行前将木匠铺所有工具分赠给他和他的一位师兄，并勉励他一定要在户县干出点名堂来。

      师傅的教诲和嘱托给了他无尽的勇气和力量。他怀着自己的理想与抱负走上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的道路。他靠着一根扁担，两个自制的木工工具箱组成的一副担子，起早贪黑，风雨无阻，从不间断，走街串巷，四处揽活，走到哪里就做工在哪里，简直像一个小游商。他的活计，做工精细，收费合理，深得雇主赞许。两年后，方圆百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户县北街有个大好人焦师，这是后话。

     一九一二年二十八岁的他与户县东关农家女焦爱娃经人保媒结婚，在县城里租了间厢房暂居。妻子秉性刚强，心灵手巧，吃苦耐劳。夫妻二人志同道合，齐心协力，共同操持着这个贫穷的小家。丈夫多半时日在外做活，妻子在家勤俭操劳，常为富户人家浆洗衣裳，做杂工，赚些小钱。有时还帮丈夫打打下手，干点木工小活，如扯锯拉钻子、拽墨斗线等。为了尽早能有个自家的“窝”，她的日子过的极为艰辛，节俭的不能再节俭。她自己一个月只食用一斗（二十九市斤）小麦，连麸皮都吃了下去。每年春天定抓两只小猪崽，养到年跟儿，再把猪卖掉，对这个小家来说，是笔可观的收入。为此，平日里丈夫挤时间常去机关单位的伙房讨要泔水，她便把漂浮在上面的肥肉皮、囊囊膪、蒸馍等先捞出来冲洗干净，凡肉脂类的炼成油（即如今的地沟油），凡面食类的再发酵，掺些黑面蒸成馒头，多半自己吃，偶尔丈夫回家时，亦同食用，俭省到如此程度。

     夫妻双双经过六年多的拼搏，积攒了一些银钱，便在户县北街买下了万姓家的三间临街危房，但必须翻盖方能住用。于是决定拆了重盖。由于户县这个地方解放前非常封建和落后，尤其是在清末民初那会儿，当地人普遍欺生。在拆完旧房新建房立木时，一个本街乡绅指使人半夜入袭工地，爬上房架，拦腰锯断脊檩和大梁，姺事先没有向他们招呼，欺负外来户。如此惨景连演两次，实在没法，无奈之下，只好请人过话去求情。又在酒坊摆酒席，宴请当街有头有脸的相关人士才算作罢。第三次立木上架终于相安无事。算起来，翻盖了一回房立了三次木，上了三次梁，结果欠下了乡党不少帐。

     新房建成后，随即开设了自家的木匠铺，铺名取号“永盛昌”（户县县志有载），经营棺木、门窗、箱柜、桌椅、板凳、风匣、木桶、水筲等。从开业的第一天起就遵循着以往的行销原则：以诚信求发展，以质量求生存。产品件件合格，并以微利出售，随之生意日渐红火，欠债也逐渐还清。

     随着木匠铺生产的不断扩展，父亲自个儿忙不过来了，便开始常年雇用木匠技工，并且不断的增加。尽管如此，父亲仍是雄心不已，并不满足现状。他开始着手实施琢磨已久的农工商一条龙相结合的发家计划。一有盈余，就购地置房添家产。在他的经营理念里农业仍为重点。尤其是在经济作物的种植上，如小兰（靛）、棉花，黄烟，蔬菜等。但对粮食作物更为重视，每年小麦，包谷等主要品种种植的比例都很大，他经年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七十二行，庄稼为王。可见他对农业的看法和态度。另一方面，在日常生产生活的全过程，他设方想法做到颇具社会性的成龙配套，以求自给自足。例如木匠铺常年用的桐油和天然漆都是从终南山里头买来的生货，再去化工店买些秃籽、老底儿（化工原料）回来自己熬炼；田里的棉花收摘回来了，不去卖籽棉，而是用自家轧花机加工后去卖皮棉，能多卖钱；轧棉花剥脱下来的棉籽，送到临近的榨油作坊加工成棉籽油，足够全家人常年点灯照明使用，剩下的棉籽饼乃上好的农家肥，亦留作自用；因他自己有木匠手艺，仿制了一台织布（民间土布）机和两架纺线车，由母亲与嫂嫂操作纺纱织布，全家人铺的炕单解决了，当然，所用的原料自然是产自自留的顶级好棉花了；家大人多，吃饭是件大事，为了满足需要和方便起见，在院中盖了两间磨坊，买了套石磨，还专门买了头毛驴来拉磨，自产的小麦自己磨，常年食面解决了，而且吃的全是优质面；家里的一年到头食用的醋、喝的黄酒和醪糟都是自家酿造的。既方便又实惠，这个家简直就像个小社会。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户县解放，到一九五二年土改时，家有肥沃旱、水田顷余，骡、马、驴多头，两进深临街门房七间（两个院落），北关空庄基十间，木匠铺一爿等财产。常年雇木匠技工四人，务农长工二人，帮灶长工一人，农忙时雇短工人数不定，被划为地主成份，并确定父母、兄嫂四人为地主分子。当农民分地分房分财物时，父亲以平和的心态正确对待。加上他一生乐善好施，善举多多，故而政府和群众对他和家人以开明地主相待，未予批斗，同时并将本该没收的用生漆和丝绸裱裹的两副极品棺材盒全套寿衣留给他们夫妇二人。这在当时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高潮中实居罕见。土改后，年近古稀的他，仍热爱生活，热爱劳动，平日总闲不着，喂鸡放羊，不停地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计。

     父亲一生做的善事，无法数计，现略举几例：县城单日有集，乡下人多来赶集，其中每次都有不少进城讨饭的穷人，所以每逢集日一大早，他便告诉家人多准备些午饭，凡来乞讨者都给份饭吃，非集日来门前乞讨者，无一不给些干粮和米面。使其满意而去；每年夏伏天，他让家人多烧些茶水，盛入大盆摆在门口的方桌上。共往来行人饮用，且从不间断；户县城乡的许多百姓家的特困户家里死了人，来到他的店铺买棺材，多数都得到了减免；一日，门前来了个讨饭的年轻人，正好让他遇见，便当面问清那个面黄肌瘦的小伙子的情况，当即决定留下他去马厩干杂活，快到过年的时候，他令家人付给其全额工资外，再送些年货，让其回到山村的家里重新安排生活，帮其度过了难关；上世纪30年代，私塾逐渐消迹，洋学堂兴起，北街八保的北当小学和三圣宫小学建立之时，他不只捐了财物，还积极参与筹办事宜；他一生曾给有家难归和家境奇贫的两个木工和一个务农的长工先后分别娶了媳妇，帮他们安了三个家，但从未扣减过他们的工钱；他还将一位无儿无女无家可归的孤寡老长工赡养到老，死后按家庭成员为其办了丧事；他信佛虔诚又是个不杀生的人，抗战后期，河南沦陷，大批难民涌入关中，户县也来了不少，其中有以捕鱼为生者，每每遇到难民卖活鱼时，他全买下，紧接着他忙叫人把鱼倒进涝河放了生。

     他一生舍得付出，从无索取图报之心。所以父亲在户县可以说是众所周知，乡亲们都称赞北街焦师是个大好人。我敢断言，假使他生活在现今这个年代，肯定会成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但一定也是位慈善家。

     父亲对子孙后代的管教是从娃娃抓起的，而且特别严格。他身教言教并举，事事处处以身作则。一有机会便对自己的儿孙不厌其烦的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待人要仁意礼貌，宽容厚道；对穷人要有善心，并竭力相助；做生意要讲诚信，不义之财不取分毫；有了钱绝对不可放账（高利贷），那样做会亏人；人在世上，年轻时多学点本领，到老来不会受穷等等。

     父亲还是位顶讲孝道的人，他时常对后人们说：不要去结交不孝顺的人做朋友，更不能学他们忤逆不道的行为。他还常讲，人在世上，晚辈孝敬长辈，小的尊敬老的，这是人的良心，不然的话会禽兽不如。你看羊羔还跪乳呢，乌鸦还反哺呢。他自己也常回老家去上坟祭祖，有时还携妻儿老少同往。

     父亲在旧社会是个孤儿，能从一名乞丐发奋创业到一名地主。可见他的闯劲儿非同一般。父亲又是个文盲，从没有进过学堂，虽只字不识，可也曾一生辉煌。他热爱生活，他勤于思考，抗争命运不断地给自己的生活树立新的目标；他做事有股子韧劲，而且特别能吃大苦、耐大劳；他待人和蔼可亲，有一颗善良仁慈的心；他办事公道，处处展现出人的良心和本真；他生活尤为节俭，从不浪费粒米寸线；他处事心态平和，得之淡然，失之坦然；他教育后人，言传身教，以身作则，诲人不倦。这一切或许与他一生酸、辣，苦，甜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有关。同时也和他的善于从社会实践中博学多知不无关系。所以，对他老人家来说，好人得到了好报：福寿双全。一九七一年父亲安然仙逝，享年八十七岁。

      综括父亲的一生，可以说是勤劳的一生，创业的一生，艰辛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仁慈的一生，也是令后人永世怀念和学习的一生。希望父亲的艰苦创业那股闯劲儿能够世代相传，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