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鼎年（江苏）

 

读者看了这题目，或许会奇怪，老式文人就老式文人，怎么还加个限定词“准”，这算什么意思?

这得容我解释一下，按老式文人的标准概念，我父亲似乎还不在这个圈内，因为他大半辈子是银行职员，并不从事文化行档。但他又名副其实出身书香门第。我父亲的祖父是清代皇宫里的御医，这在台湾作家高阳的《慈禧全传》里有记载，我父亲的父亲凌公锐在近代史上，也算小有名气。笔者在读《陈布雷外传》时曾无意中读到我祖父凌公锐教陈布雷演讲，后来陈布雷参加学潮，被北洋政府抓进去，我祖父作为教师出面营救等等。我祖父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著有《万国史纲要》《法治理财》等书，后奔走辛亥革命，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于日本。当年我父亲仅9岁。家中的顶梁柱一倒，我父亲无法完成正常的学业，至初二就辍学外出当学徒了。可能是遗传因子的作用吧，父亲读书不多，却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以我的审美，现今有些头衔一大堆的书法家其毛笔字还不如我父亲呢。我父亲辍学是迫于无奈，所以他读杂书读闲书一日未松，看得多了，技痒后也常爬爬格子投投稿，还赚到过一些稿费呢。当然，这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前的事。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属业余作者，或叫自由撰稿人，鉴于此两点，我给他定为“准老式文人。”

说他老式，因为我父亲受的是传统教育，传统的儒家思想根深底固，标准一个“非礼勿言，非视勿视”的孔孟之徒，越规越矩的事从来不敢做，属于政治上火烛小心，生活上循规蹈矩的老派文人。可能是胆子小的缘故吧，也可能是对时势的判断有先见之明吧。自1949年后，我父亲封笔不写，以免以文惹祸。在我印象中，父亲是个沉默为金的人，在家里，在我们儿辈面前极少极少论及政治，也极少极极提及他的祖上。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浙江湖州老家参加我叔父的葬礼才知道，我叔父在1957年反右时因言惹祸，遭到了沉重打击。我父亲吸取了他弟弟的沉痛教训，牢牢锁紧了他的嘴，因此，我叔父右派问题，我们兄妹几个始终不知道，连我母亲也没得到半点风声。可见我父亲嘴巴之紧。我想，我父亲这样，全然是为了我们子女呀。他一定是怕增加我们的政治压力，心理压力。

幸亏我父亲解放前一贯的洁身自好，解放后小心谨慎，我们一家大小在文革中一次次有惊无险——我从心底谢谢我的父亲。

记得1966年，红卫兵之风也刮到了我们的小县城太仓。参加红卫兵要先报成份，我报了“职员”，马上在“伪职员”等一片嘈杂声中被剥夺了首批加入红卫兵的资格。

当抄家风、外调风刮到我们弄堂时，我们兄弟几个天天提心吊胆的。因为我父亲解放前就在银行干，外调的来了一批又一批，我紧张得要命，父亲却很坦然地对我说：“别害怕，你父亲不嫖不赌不贪污，任何政治组织都没参加，清清白白做人的，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祖宗，不会有事的。”

说不害怕就不害怕了吗，当弄堂里接连有人家被抄家，被戴高帽子被挂牌游街被批斗，我真担心厄运会落到我家。刚跨入初中的我，在风声鹤唳中，与我姐姐、弟弟一起把家中翻出来的线装《康熙字典》以及家中的几幅字画都烧了。看得出，我父亲是不舍得的，但他没有劝我们，只一脸痛苦地说：“可惜啊，可惜!”

由于父亲一向做人正派正直，旧社会过来的他，竟然逃过了十年浩劫这一劫。

粉碎“四人帮”后，政治渐为清明，已退休的我父亲逐渐开朗起来，话也多了，还常说些笑话，变得诙趣了起来，仿佛换了个人似的，或许是压抑得太久，到那时显露本性了。

记得1980年底我儿子出生，因为出生于清晨，那年月有流行单名，我给他取名为凌晨，小名晨晨。我父亲知道后告诉我：说他小时候就叫晨朗，后来读书后改为凌贻初。没想到废弃不用的乳名，会与几十年后孙子的名字相契合，这可能是冥冥之中的定数。父亲说：凌晨这名字好，凌晨是一大早，一日之计在于晨，是个好兆头，有希望有寓意的名字。

有次我父亲对着我儿子凌晨说：我的父亲凌公锐是大学生，你的父亲凌鼎年也是大学生，只我和你一老一小两个晨晨不是大学生，我是自学到大学水平，你将来可要强父母，胜祖宗，考个好大学……

可惜我父亲没看到这一天，在1983年3月20日因心脏病发作而魂归道山。可以告慰我父亲的是：我继承了他未竟的写作爱好，如今已发表了1000万字作品，出版了53本集子；孙子凌晨也早毕业于上海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成了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后来还去英国读硕士研究生，如今在上海广电传媒集团旗下工作，没辜负我父亲当年的期望。

仅以此文纪念我父亲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