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张海彦和他的高干父亲

                   作者：文正华

   张海彦是西安市灞桥区席王乡草滩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于地主兼老革命家庭。他的父亲叫张一平，是西安地区早期共产党员。

   海彦，海燕，两个名字是谐音。也许因为儿子性别的缘故，张一平有意回避了“海燕”二字，为儿子定名为“海彦”,但，张一平的心思却还是一目了然。

    在1947年那个黎明前黑暗的日子里，张一平给儿子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他能像海燕一样 ，勇敢地搏击风云；像一道黑色的闪电，劈开黑暗，在大海的上空自由地翱翔。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这是张一平最喜欢、最崇拜的一句诗，也是1932年反蒋抗日学生运动中他曾经在北京草岚子军人反省院（监狱）用英语鼓舞狱友们的斗志，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时常常吟诵的一句诗！

当年，张一平是这样干的，自然也希望儿子这样干，为了民主，为了自由！

两年后，新中国成立了。

阴霾散去，天空晶莹。张海彦再也不需要像他的父亲那样，冒着生命的危险，与反动势力浴血奋战。他拥抱了一个春天，一个晴朗的天空，只等着翅膀长硬，去自由地翱翔！

小学时候，张海彦加入了少先队;初中时候，张海彦加入了共青团。他没有像其他地富子女那样受到政治上的歧视。

在渐渐懂事的少年张海彦的心目中，父亲是光荣的革命干部，他就像一棵大树，一座高山，一匹草原上驰骋的骏马。他自己就像大树上一朵灿烂的小花，沐浴着春风和阳光，周身都感受着祥和与幸福；他就像站在高山顶上的游子，遥望着东方冉冉而升的旭日，心里充满了激动和希望；他就像骏马背上的骑士，随着骏马的驰骋看到了大地的辽阔与坦荡。他爱父亲，以父亲为荣，决心长大以后也做一个父亲那样的人。因为他知道，父亲是一个好人，一个值得崇拜、值得学习的人。

1927年至1929年，在国共合作时期与之后的白色恐怖中，张海彦的父亲张一平因受陕西共产党创始人魏野畴、西安民立中学共产党人刘继曾和中共长安县委昝玉祥的影响，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学校里，他把自己的原名张鸿义改为张一平，以表自己追求国家和平、民主、统一的志向。

1930年，张一平考上了北京铁路大学测绘专科。1931年，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爱国组织，同时也正式开始了他的革命之旅。1932年10月，张一平在飞行暴动中因冲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两次被捕入狱。在第二次被捕后，与薄一波共同关在北京草岚子军人反省院同一个监舍中，薄一波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张一平出狱后回到西安，受临潼县委书记刘庚委派，在家乡草滩村建立了东乡地区（西安东郊）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向农民宣传革命真理。1934年秋，张一平在孙蔚如新建的灞桥小学担任义务教员时认识了陕西省委组织部长孙作宾，从此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35年秋，张一平和孙作宾联手，圆满地完成了向陕北苏区运送枪支弹药和药品的任务，同时，还在西安王家巷为陕西省委开辟了一个秘密联络点。1936年，张一平受陕西省委孙作宾、崔廷儒的委派，先后到国民党十七路军特务二团（抗战爆发后改编为三十八军五二九旅1057团）先后担任中共团党委书记和三十八军五二九旅中共旅党委书记，以文化教员身份作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工作。“双十二事变”爆发后，张一平在周恩来副主席的直接指导下，平息了部队中因放走蒋介石而引起的不稳定情绪。1938年，张一平随五二九旅许权中旅长参加忻口保卫战，在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战场上坚守十一天，杀敌无数，立下了赫赫战功。临撤退的前一天，张一平奉命随汪峰一起前往太原向周恩来副主席以及李先念、杨尚昆等首长汇报战况，受到周副主席夸奖。战后，张一平遵照周副主席指示，带领20多人到敌后打游击，不到半月时间，把一支20余人的部队扩大到700多人，壮大了革命力量。在此期间，张一平的队伍与八路军120师会合，受到了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周士第副师长、甘泗淇主任等领导的接见与表扬；贺龙师长还亲手送给他一支驳壳手枪和一袋子弹。1938年底，张一平因身份暴露，被迫回到陕西省委，受到马栏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关注。习仲勋曾希望他能到关中地委搞统战工作，但此后因工作需要，他改任商洛、关中地区党的特派员十多年，直到全国解放。这十多年间，张一平组织领导这一地区地下革命斗争，发展壮大党的力量，保护和营救革命同志，发展和建立革命武装，多次为陕甘苏区运送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为争取全国解放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1946年秋天，在张一平的精心策划部署下，护送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三位中原局首长由商洛经西安安全地回到陕北，受到了中央领导的夸奖。1950年初，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的习仲勋点名调张一平到西北局统战部工作。同年秋天，张一平受党组织委派，赴兰州创建《西北民族学院》，这一干就是十多年，直到1965年张一平带领社教工作团进驻甘肃张掖，继而担任张掖地区副专员······

张海彦曾多次听父亲讲过这段历史，也以父亲这段历史为傲。

有这样一位历史辉煌的父亲，张海彦的人生还能有什么悬念？

——好风凭借力，扶摇上青云！张海彦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

然而，人生之路并非一条直线，由一个设定的原点出发，端直地到达心仪的终点。

张一平常常告诫儿子，不要依赖别人，想要有好前程，就得靠自己奋斗！

1964年，张海彦初中毕业。当时灞桥区仅有的三所高中没有录取他——他落榜了。

张一平半是安慰半批评地说：“考试选拔人才是最公平的，分数是硬杠子。既然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那就回农村，当个农民也好啊！”

“不，我要出去！你把我带出去吧，哪怕是当个工人也行！”

“这可不行，我没有这个权力 ！”张一平决绝地说，“当工人也得按程序走！”

65年，张海彦的母亲怜惜儿子，又向丈夫求情：“就这么一个儿子，你就带他去吧，到甘肃随便找个工作，扫地，擦桌子，就算把他安顿了！”

   张一平望着妻子，似是怪怨又似解释地说：“你咋也这么说呢，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我是地区的副专员，办事得有原则，不能以权谋私，不然，下面的人都这么干，那我该怎么说呢？”

妻子为难了，她不再坚持让张一平为儿子找工作，因为她太了解丈夫了，尤其是他的那个“原则”！虽然妻子不懂啥叫原则，但她知道，那大概是说，啥事能干，啥事不能干，得有个界线。

妻子名叫姜玉贤，娘家也在草滩村，比张一平大三岁。她和张一平从小青梅竹马，自1925年和张一平结婚后，丈夫的所作所为她都看在眼里，对张一平的脾气秉性比对自己的手心还熟悉。

1926年，镇嵩军到村里抢粮食，闹得鸡飞狗跳，村里人唯恐躲之不及。可张一平倒好，不仅不躲，还挺身而出，与镇嵩军辩理，结果被打得头破血流，妻子非常心疼，张一平却说：“这事就得有人出头，我打不过他，可也不能服软，也要叫他知道咱们不是好欺侮的！”

1934年，张一平把王登富、姜蔺保等几个草滩村党支部的人叫到家里来开会。他告诫妻子：“要是有人问谁爱到咱家里来，打死也不能说！”

1938年秋至1949年夏，因地下工作需要，张一平先后在西安、灞桥、蒲城、长安、商洛、眉县、临潼等十多个地方的中学教书。因为流动性大，工作时间少，工资常常是入不敷出。每当缺钱的时候，张一平就叫妻子卖地。十年间，张一平为了干大事，让妻子姜玉贤卖掉了二三十亩地，但他却从来不动用手中的党费一分一文。他说：“把咱的家底贴光了也不要紧，组织的钱一分都不能动，也不能误了大事！”

1946年秋，张一平将中原局政委郑位三夫妇及儿子从商洛接到家中，让妻子精心照料他们的生活。后来，把郑位三一家三口由草滩村向黄桑堡转移的时候，张一平让妻子姜玉贤装作陪郑位三一家人走亲戚的样子出了村，瞒过了村口国民党库房军官的眼睛。临送郑位三一家由黄桑堡赴富平的时候，张一平又让妻子随车护送。临出发，他告诉妻子：“大大方方送亲戚，路上万一遇到麻烦，宁可丢性命也不能暴露亲戚身份。”

1950年，进城不久的共产党人中刮起了一股“换妻风”。因姜玉贤是农村妇女，又是小脚女人，没有文化，有个知识女性就给张一平写信，希望他能与农村妻子离婚与自己结婚。张一平坚决地回答：“不可能！我妻子都5个孩子了，又不是坏人。为什么要跟她离婚？自古道，无事不休妻，休妻惹是非，这是道德界限。现在和平了，进城了，就不认农村的妻子了，将来官做大了，恐怕连父母都不认了，这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吗？”

······

姜玉贤对丈夫太了解了，他认为不能干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干的。他心中有个坚守，有个信念，有个不可逾越的界限。

于是，姜玉贤不再央求丈夫张一平。她想找他的老战友、老朋友为儿子帮忙，譬如说王新茂。

王新茂是灞桥区汪新寨人，三十年代起就和张一平一起战斗，是张一平的下级，也是张一平的朋友。1965年，王新茂正是长安县的县长，找他给儿子谋个差事，恐怕不是个难事，长安县供销社正好缺人哩。可是张一平知道了，立即制止。

张一平专程从兰州赶回来，给儿子做工作：“是好汉，自己的前程自己闯，不要让别人给你搭梯子！”

又是自己闯！

张一平对于子女一贯都是这样要求的。1951年，大女儿张良江师范学校毕业，张一平就是这句话。结果，大女儿自作主张，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自愿军，人已经到了张家口，张一平还不知道。二女、四女初中毕业，都没有考上高中，结果都回乡当了农民。三女赵桂芳从小就过继给一户姓赵的人家，幸好是贫农成分，1964年，村里来了个甘肃建设兵团的招工指标，就让她去了，但这和张一平没有丝毫关系。现在，轮到唯一的儿子了，张一平还是这句话，难道，他还真要让儿子当农民吗？

张海彦不理解，只怨父亲不愿意给自己帮忙。他觉得，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怪脾气，不仅不给自己人帮忙，有时候还帮倒忙。

张一平的确是这样一个人。

刚解放的时候，党内进行党员登记。张一平的一个亲戚找到张一平，央求他出面做个证明，把自己的党龄提前到40年以前。张一平坚决地回绝了，说：“这个忙绝不能帮，必须实事求是。说假话欺骗党组织，我做不到，也希望你不要这样做。”硬是把人家说得认错了，打消了作假的念头。1964年，有一个表亲的儿子从兰州大学毕业，想借张一平的面子帮忙分配回西安工作，张一平不仅不帮忙，反倒给人家孩子做工作，说甘肃正缺少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硬是把人家留在了甘肃。另外，更令人不解的还有张山哥的事。

张山哥是张一平本家一个堂哥，自小没了父母，又因病落了个瘸腿残疾，张一平的父亲打小就收留了他。1938年秋，张一平的父母因染上疟疾双方去世，家里家外的一切重担全落在妻子姜玉贤一人的肩上。多亏张山哥帮忙操持地里的活路，日子才得前行。张一平十分感激这位大哥。只是张山哥大半辈子没有成家，张一平帮不上忙，也深感内疚。1960年春天，张一平到西北局来开会，会议最后一天，上午在大庆路栽树，下午他请假探家。一进门，就听妻子说，张山哥结婚了，收留了一个从甘肃逃难过来的中年妇女，户口还没上上，希望张一平帮忙给办办。

张一平开始说：“那太好了，张三哥苦了大半辈子，早该有个家了。”接着說：“戶口好办，到原籍开个证明就行了。”妻子说：“好办就不寻你了，就是没证明嘛。”一句话，引起了张一平的警惕。张一平隐隐觉得，这里边可能有什么问题，说：“那我得去看看。”

张一平到张山哥家，了解到那女的是平凉人，丈夫带着十岁的儿子逃荒去了，她自己也逃了出来，家里还有个6岁的女儿和年迈的婆婆。于是给那女的和张山哥做了半天工作，说这事做不得，劝那女的要为长远着想，回家与自己家人团聚，不要犯重婚罪；又劝张山哥不要在人家困难之际，破坏了人家的家庭。当天，他就打电话，让甘肃来开会的人把女人接回去了。

······

张一平的为人，妻子姜玉贤是知道的。既然丈夫不让给儿子办事，她也无可奈何。她曾劝说过儿子，但儿子还是不理解。

不但儿子张海彦不理解，就连张一平的老战友王新茂也不理解：张一平不愿把儿子带出来，难道说他的儿子有问题？

有一次，听说张一平回来探亲，王新茂前来看望。临走，王新茂特意要求让张海彦送他。出了门，王新茂就注意观察海彦走路的姿势，胳臂腿的活动以及他说话时的面部表情，故意说东说西地问这问那。临分手，王新茂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张海彦，冷不丁地说了一句：“这娃好着呢么！”

当时，张海彦就明白了王新茂要他送客的意思：父亲不让别人为儿子找工作，别人还以为张一平的儿子有残疾哩！

张海彦心里很委屈。

张一平耐心地劝儿子： “当农民有什么不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现在，农村正需要有志青年，你看，人家董加耕、邢燕子、周明山，都在农村干出了成绩，成了全国学生的榜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号召，革命的需要，你在农村闯，也一定能闯出一片属于你的新天地。好好干，这也是为人民服务么！”张一平拿了几本《中国青年》给儿子看。

张海彦不再倔强，他决定像父亲说的那样，扎根农村，发挥力量，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做出贡献。他白天干活，晚上看书，心劲很足。他看到社员们有个头痛脑热都到邻村去看病，很不方便，就买了许多医学书籍自己钻研，还请教灞桥一带的名医做老师。1966年年底，他建议村上建立一个医疗站，可是，村上却传出了闲话。有人说，他耍奸猾，想进医疗站挣轻省工分。有人说，一个地主狗崽子，还想给贫下中农看病。还有人连张一平也牵扯进来，说张海彦的父亲是叛徒、走资派。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张一平的确也被打倒，关进了“牛棚”。

风言风语像一根根钢针扎在张海彦柔软的心上，像一盆盆冷水迎头浇在海彦火热的身上，让他纯洁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之痛，人生冷暖之苦。

不错，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可也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他的父亲解放前做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又远在甘肃，回家少，又不许家人在村里张扬，所以，关于张一平的身世，村里几乎无人知晓。张海彦也就成了一般在外工作人员的地主家庭后代。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自然就要享受地富子女的“待遇”了。

草滩村是个蔬菜队，年年都有招工指标。村里贫下中农的子女，每年都有招工的、当兵的，年轻人一个一个往外走，而张海彦姐弟五人，除了大姐、三姐侥幸参加了工作，二姐、四姐都窝在农村，当了农民嫁了人。现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张海彦不仅闯不出去，反倒不断地遭受侮辱和欺凌。他不想听村上人的闲言碎语，他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他找到村党支部书记要求到社办企业去工作，支部书记为难地说：“你这是让我犯错误么，我给你办事，村里人说我走地富路线，我不好工作么。”张海彦说：“他们只看到我家成分是地主，可我还是革命干部子女。”书记说：“你爸在外边工作，你就是革命干部子女？村上在外边工作的人多了，没有这个政策么。”张海彦很无奈，在生产队，他和谁讲理去？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到哪儿能说得清？他只想哭，甚至在心里埋怨父亲：你只说让儿子去闯，可是，我的翅膀都让绳索捆绑着，怎么能闯得起来么？

令人毛骨悚然的地富子女的帽子，就像法海手中金钵幻化的雷峰塔，死死地压在张海彦头上，让他动弹不得。只要生产队或团支部召开会议，支部书记、民兵队长、驻队工作组就要警告他们地富子女，只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这不仅影响着他的工作和前途，而且还严重地影响着他的婚姻和生活。在村里，没有人给他介绍对象。

1968年，张海彦虚岁已22岁了。那年月，像他这样的农村青年，早就结婚生子了。可张海彦却无人问津。母亲姜玉贤十分着急，四处托人说亲。两年过去了，毫无结果。那年月，灞桥一带许多地富家庭的人都托亲朋好友到陕北、商洛给孩子找对象。张海燕的母亲也托了商洛的亲戚，可是，回话不是说没有合适的，就是人家嫌是地主成分。

还是嫌成分不好！

母亲姜玉贤几乎绝望了，张海彦本人也为此事愁眉不展。

可谁知，就在全家人愁得无法可想之际，同村的一位贫农成分的姑娘朱菊叶竟自己找上门来，要求嫁给张海彦。而且，这姑娘，村里谁不夸赞，那个小伙不仰慕？她不仅模样好，身材好，聪明伶俐，有文化，而且，在村里还当过团支部书记、出纳、会计，而今又当着妇女干部。这喜事来得太突然了，张家人像做梦一样，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既感动，又高兴，一再劝说菊叶姑娘要自己拿定主意，再和家里人说好，以免另生枝节。

朱菊叶能和家里人说好吗？这不可能！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清清白白根红苗正的贫农女儿怎么能嫁给一个地主儿子？

菊叶从小没了父母，是大妈把她当亲女儿一样看待，一手拉扯成人。大妈有四个儿女，都比菊叶大。这些哥哥姐姐都是工人、军人、干部，还都是共产党员。听说菊叶要嫁给地主家的儿子张海彦，全家一口声反对，坚决反对！有的说，菊叶太傻了，这不是往火坑里跳嘛！有的说，谁敢嫁地主家，子孙后代都翻不了身，亲戚都跟着受连累！大妈更是接受不了，天天骂菊叶糊涂、瞎了眼，还多次打到张海彦家里叫着姜玉贤的名字骂：“姜玉贤，你听着，你个地主，啥东西，还想娶我家的女子，瞎了你的狗眼，都啥社会了，还做你的地主梦呢！早些告诉你儿子，离我家菊叶远远地，再来往，看我不打断他的腿！”

不管大妈和哥姐咋说咋闹腾，菊叶却拿定了老主意，死心塌地要嫁给张海彦。张海彦和母亲都劝说过菊叶：算了吧，你的好心我们领了，再这样闹腾下去，两家结了仇不说，还毁了你一辈子。菊叶摇摇头，说：“不，我就要嫁给你！”张海彦对菊叶说：“我家是地主，你倒看上我啥嘛，非要嫁给我？”菊叶瞪大眼睛说：“都啥时候了，哪来的地主？我就看你老诚，有本事，就想和你这样的实诚人过日子！”菊叶不管家人怎样反对，她的意志不会改变，她偷来家里户口本，悄悄到公社领了结婚证。临结婚的日子，大妈把菊叶锁在屋里，菊叶从窗户逃出来，跑到城里，躲在张海彦大姐家。

结婚那天，下了一天雨，菊叶直接从城里进了张家门。朱家没有一分钱的嫁妆，没有一个送亲的人。新婚之夜，菊叶大妈怒气冲冲打上门来，站在张海彦家院子里，边骂边抓起地上的泥巴往张海彦的新房窗户上砸，把窗户纸砸了个稀巴烂，一直闹腾了大半夜。新房里，两个心心相印的人紧紧相拥，双泪直流。

张海彦结婚后心劲儿足了。他有了一个贫农的妻子，而且是生产队的妇女干部，简直像捞了根救命稻草，感觉终于扬眉吐气了，再也不低人一等了。在生产队里，他啥活都干，年终，数他的劳动日数目最高。

1972年，村里来了个驻队干部，姓苏，是六七级大学生，在席王公社当革委会副主任。他不知听谁说张海彦爱看书，有一本《康熙字典》，便登门来借。闲聊中，问及海彦的家事。海彦趁机向苏副主任述说了他爸闹革命，当干部，68年还被结合进张掖地区领导班子，担任革委会主任，后来又遭人陷害，被关进“五·七干校”的事，听得苏主任惊心动魄。又听说张海彦在村里遭人歧视，想进社办企业都得不到允许，苏主任说：“这事包在我身上，进社办企业还不容易！”第二天，苏主任就拿来一张表，让海彦填了，说：“你明天就去砂石采掘队上班。”

公社的砂石采掘队名字好听，其实就是在灞河滩捞沙子、石头，装火车。那时候，捞沙子、石头全凭人力，哪来的机械？张海彦每天早晚在家吃饭，中午带着干粮，捞沙子就拿铁锨，挑担子，扛大箩；捞石头，大个的用手抱，小石头用担子挑。没几天，肩膀磨得红肿，手掌起了血泡，胳膊肿了，石头磨得腔子疼，一到晚上，浑身像散了架。菊叶心疼他，天天晚上给他抹药，挑血泡，用热水泡脚。劝他说：“砂石队活苦，你回来吧！”海彦说：“不，那才能磨练人的意志呢！那里虽然苦一些，可听不到村里人那些闲言碎语，耳根清净，不看人的眉高眼低，我心里舒服。”的确，砂石采掘队就有这好处。那里人不多，都是男的，从各村来，谁也不管谁啥成分，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独立作业，互不牵扯。大家整天忙于完成任务，没有闲话，不像生产队里，几十人挤在一起，男的女的，嘻嘻哈哈，干的干，混的混，一晌下来，活没干多少，闲话能拉几马车。菊叶不再劝丈夫走回头路，她知道丈夫的脾气，他看不惯那些世俗的东西，只要是他看准了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两个月过去了，张海彦手上的血泡变成了硬茧，肩膀上的血肿变成了厚皮，胳膊也不肿了，浑身也没那么疼了，挑担、抱石头轻松自如了。张海彦觉得，按当时人的说法，这是过了劳动关了。父亲不是总要自己闯么，这不就闯过一关了吗？闯过关就自由了，再不像刚来那阵儿那么紧张了，也不觉着那么累了。他常常望着远处的天空，想：我捞的沙子、石头，是运到城里盖楼房呢，还是运到甘肃、新疆或别的什么地方修铁路去了？这样一想，他觉得心大了，浑身轻松了，身上又来劲了。他每天按时上班，从不迟到，也不请假，是全场唯一的全勤。夏天，火辣辣的太阳把灞河滩烤得像蒸笼，脸和双臂烤得焦疼，汗水顺着脊梁杆子往下流，溻湿了衣衫和短裤。他不声不响，把毛巾在河水中搓搓，擦一把脸接着干。冬天，石头冻在泥沙里，他用撬杠把石头撬活，再抱起走。汗水浸湿了他的棉袄，他索性脱了棉袄穿着单衣干。他每天的出活量总比别人高。别人捞一方沙子，他捞一方二。别人捞一方二石头，他捞一方三。年终，全公社社办企业工作总结暨评比表彰大会上，他是第一个上台领奖的。

那时候，公社农场也一起参加评比大会。农场场长发现了张海彦，觉得他年轻有干劲，又有文化，放在砂石队屈才了，就问张海彦愿不愿意去农场干些技术活。张海彦觉得农场更能施展他的才华，就满口答应了。砂石队和农场都在灞河滩，都归公社企业办管理。调换人很简单，场长给主任汇报一下，讨个批示就行了。于是，张海彦来到席王公社农场工作。

在农场里，张海彦除了日常劳动之外，还负责果园和农田的防病灭虫。海彦对工作十分精心，他买了许多果园管理的书籍，研究果园的各种病虫害以及各种农药的使用和配方，每天深入田间地头仔细观察，适时用药，使果园、农田既无病虫害，也无药害。这一年，席王公社农场的果园和庄稼均获得大丰收。场长问他为什么使用农药使用得这么好，他说，他本来就喜欢学医，原先还学过给人治病。不料想，他在农场取得的成绩和会看病的话很快就传到席王公社奶牛场场长的耳朵里。奶牛场场长找到公社企业办主任，死活要把张海彦调过去给奶牛看病。那时候，席王公社奶牛场有五十多头奶牛，也算是灞桥区社办奶牛场规模较大的一家。只是缺乏技术力量，管理十分粗放，奶牛经常生病，产奶量不大，尤其是初生牛犊的成活率很低，母牛受孕率也不高。

海彦来到奶牛场，场长就任命他担任技术员兼兽医。海彦不负领导重托，他一进场，就从奶牛健康的源头抓起，对奶牛的草料、饮水、圈舍粪便清理、消毒、通风以及冬季保暖、饲养人员的个人素质等提出了严格要求，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他晌晌巡视各个牛圈，检查卫生，观察每个牛的进食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汇报、整改，大大改善了奶牛的生态环境。他买来了许多奶牛饲养的专业书籍和兽医方面的书籍认真钻研，学习奶牛饲养的新技术和奶牛常见病的防治知识。只一年工夫，奶牛场的面貌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病少了，牛肥了，奶多了。第二年，他掌握了玉米秸秆饲料的青储技术，解决了奶牛过冬的饲料问题；尤其是掌握了母牛的人工受孕技术，提高了母牛受孕率和子牛成活率。场长十分高兴，年年都派他到北京学习。1982年，他到西安参加奶牛协会经验交流会，在会上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得到了与会专家的好评。会议期间，有记者听说他还是高干子弟，要求采访他，他婉言谢绝了，说：“我也是刚刚入门，等以后做出大的成绩，再来向你汇报。”

1984年，公社牛奶场解散了。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张海彦回到家里，也办起了自己的奶牛场。他养了十多头奶牛，和妻子一天到晚忙得顾不上吃饭。他们四更天就起床挤奶。挤完奶，妻子一人登上二八自行车，跨着两只七八十斤的大桶到城里去送奶。张海彦就忙着打扫牛圈，消毒，割草，铡草，配料，喂牛······这些日常工作，张海彦一般都坚持自己干，实在忙不过来才临时请忙工。

那时候，养牛的人还不多，牛奶生意很好。海彦两口子虽然人累瘦了，可是收入增加了，心里敞亮了，他脚下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了。三两年工夫，海彦成了有名的万元户，院里盖起了小二楼，砖砌的门楼上镶嵌起“耕读传家”四个大字。

1985年，海彦的父亲张一平辞去了张掖地区行署顾问的职务，回到了海彦的农家小院，与妻子儿孙们享受天伦之乐了。他一进门，就看见家里日子风生水起的景象和墙上镜框里张海彦获得的一张张奖状，高兴地连连夸赞儿子干得好。他说：“你比爸有本事，会养奶牛，这可是技术活，不简单啊！”张海燕说：“你是给公家干事哩，我这算啥，咋能和你比？”张一平说：“不要小看这养牛，这也是为人民服务么！”村里人见了，说：“当大干部哩，不在城里住，回乡下干啥哩？”张一平说：“咱的根在农村，再是干部，也不能忘了农村这个根本！”

张一平的回家，给海彦的农家小院增加了无限的乐趣和温馨。张海彦清楚，自从记事起，父亲就和家人聚少离多。1950年，父亲去兰州创办西北民族学院的时候，工作头绪多，条件很艰苦，顾不上带家。母亲孩子多，拖累大，全家种地、料理家务，都要靠母亲一人应付，偌大一个家，根本丢弃不下。时间一长，全家人两地分居惯了，再也没想着带家去兰州的事。几十年间，海彦陪母亲也看过父亲几次，知道父亲一直住单身宿舍，吃机关大灶，日子过得很清苦，也都同情父亲。而今，父亲回家了，母亲高兴，父亲高兴，一家人其乐融融，海彦也觉得像掉进了蜜罐里。他常常看着父亲在院子里打太极拳，在街巷里和乡亲们聊天、下棋，到街头村委会取报纸，带着孙子到隔壁发电厂去游泳，或者与母亲一起出村去散步。他和妻子挤奶的时候，铡草的时候，父亲就在旁边看。父亲快80岁的人了，还帮着扫院子。村里有人来买奶，父亲就喊儿媳妇：“ 菊叶——，有人打奶！”每当这时候，海彦的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他喜欢看见父亲的身影，一米八四的个子，到老都是笔挺。他喜欢听父亲的声音，啥时候都像山里的泉水那么清澈响亮。他佩服父亲的精神，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澡。父亲回来的时候，带回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九七八年七月十日照的，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李副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接见《全国财贸系统“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代表合影，父亲站在靠中间的李先念、乌兰夫二人身后；另一张照片上没有打字，不知年月日，只见父亲坐在第一排中间习仲勋、杨尚昆身旁。听父亲说，习仲勋邀请他到家里吃过饭，李先念给他买了回西安的卧铺机票。这些都曾让张海彦感到自豪。他也笑话过父亲的吝啬，说父亲去城里看望老朋友孙作宾都舍不得叫出租，还要挤公交，倒几回车，不嫌麻烦。父亲说：“公交上人多，能听人说话。反正咱也不着急，慢慢走。”

张一平不大生病，身体很健康，偶尔有个感冒发烧。海彦说：“你到唐都二院去看么，就二里路，反正老干部不花钱，你还是副省级待遇哩！”可是张一平却从不踏进大医院一步。他对儿子说：“你以为那不花钱呀？不愣花钱，那是花人民的钱哩！一进医院，啥不得算钱？”他总是自己到村卫生所买些药就过去了。海彦理解父亲，他觉得父亲很可爱。他和妻子尽管工作繁忙，但还是尽力孝敬二位老人，把老人服侍得熨熨帖帖。

文化大革命中，张一平曾被打成叛徒，站台子，挨批斗，关监狱，受了不少罪。1968年，张一平被结合进“三结合”领导班子，当了张掖地区革委会主任。一次，张一平回家探亲，约了孙作宾、王新茂几个人相聚，可事后就有人诬告他太嚣张，想翻案，张一平随即又被关进“五·七干校”。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张一平吃尽了苦头。有一年，张海彦和他的母亲去干校探望张一平，张一平安慰海彦说：“放心，你爸既不是叛徒，也无案可翻，不会影响你们姐弟的。总有一天，组织会还我一个清白。”姜玉贤含泪望着丈夫，说：“受罪哩！”张一平说：“劳动么，锻炼哩，身上流点汗，晚上睡觉踏实。”

张海彦向父亲诉说自己在村里遭人歧视，革委会的人还常常把自己和村里其他地富子女叫到办公室训话，要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要和家庭划清界限，老实学习改造，他觉得心里很委屈。张一平对儿子说：“男子汉大丈夫，活在天地间，要站得起，蹲得下，脏腑要硬心要宽，做人要能喝得下几桶恶水。只要走的端行的正，就不怕受委屈。”而今，这一切全都过去了，张海彦看着一家人团聚，再也没有了政治压力，经济收入年年增长，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仿佛自己真的像一只海燕，在蓝天中自由翱翔。他感觉自己真的飞起来了。父亲闹了一辈子革命，这不正是他想要看到的么！

1996年12月下旬，90岁高龄的张一平患上了流行性感冒。张海彦和妻子朱菊叶要拉他到大医院去看病，张一平死活不去。他说：“害个感冒还要去医院？扛一扛就过去了，这点小病算个啥，我还能洗冷水澡呢！”张一平不顾家人劝阻，冬九寒天自己洗了冷水澡。家里没有取暖设备，又是凉水，张一平这么大年纪，即使一辈子洗冷水澡惯了，这一回也没扛得过去。半夜里，他发起烧来。妻子姜玉贤叫来儿子海彦，海彦要拉父亲去医院，张一平还是死活不去。他总说：“我不去，跟医院不打交道，村口买点感冒药就行了。”张海彦没了办法，天一亮就给几个姐姐打电话。大姐在西安，立即联系好了医院。中午，大姐二姐四姐，凡在西安的都回家来了，硬是箍着父亲住院去了，一检查，张一平患了肺心病。那一天，张海彦记得，正是1996年12月24日。

刚进医院，张一平还闹着要回家，总说他在医院住不惯。紧接着，心脏衰竭，肾脏衰竭，病情很快恶化。12月31日中午，张一平把儿子海彦和大女儿张良江叫到跟前，说了句“不要向组织提要求”，就安然而逝了。

张海彦思量着父亲临终的话，觉得父亲的心深不可测。他对父亲的一生并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父亲跟生活中所见的干部不一样，他好像总是对组织有一种敬畏感，遇事总是先把组织摆在前头，唯恐违背了组织意愿，尤其是怕自家人沾了组织便宜。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张海彦听到张掖地委副书记、人大工委主任、老干局主任吴冠伦，在父亲的生平简介中说：张一平同志“是 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致力于民主事业，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出生入死，积极为党工作”；“他以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卓越战士的优秀品质出色地完成了党的各项工作任务”；“他革命六十载，从不为功名利禄所动，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为官清廉，无私奉献，一生不失共产党人本色······”。听到这些话，张海彦才明白了父亲是怎样一个高尚而伟大的人。

在办完父亲的丧事后，张海彦姐弟照例留张掖来的同志吃一顿饭。在饭桌上，张掖地委副书记吴冠伦问张海彦还有什么要求。海彦急忙说：“没有了，不用组织操心。”一块儿陪客的村支书说：“张老先生有个孙女，培华女子大学高护毕业，还没有工作，看组织能不能给安排一下？”张海燕和大姐张良江忙说：“不要，不要，不能给组织添麻烦，这是老人特意叮咛的。”吴副书记说：“这怎能算是给组织添麻烦呢？张老先生的孙女能放弃西安大城市到甘肃工作，为张掖人民服务，这是对西部边远地区工作的支持呀，张掖人民是欢迎的。再说，甘肃是张老先生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地方，现在，张老先生不在了，他的孙女又去甘肃奉献力量，这也是继承张老先生的革命遗志啊！”这样一说，海彦夫妇和姐姐们也都觉得，让海彦女儿去张掖也算是对父亲留个念想，于是，张海彦的女儿就随吴副书记他们去张掖当了护士。

1999年，张海彦的母亲姜玉贤以96岁高龄去世，海彦没有惊动任何人，以农村人的葬仪埋葬了母亲。2006年，张海彦的儿子大学毕业，海彦没有寻求组织帮忙安排工作。他对儿子说：“记住你爷的话，前程要自己去闯哩！”于是，儿子自己找工作，在西安东郊给一家物流公司当了会计。

2009年，62岁的张海彦不幸患上了骨癌。海彦没有求助任何人，他和妻子菊叶默默地承受了人生的痛苦。好在，苍天有眼，病情得到了控制，高昂的医药费给他换回了十年的幸福生活。2019年元月，张海彦癌症复发，癌细胞转移到肺部。海彦知道自己的病情已无法控制，坚持不住院，在家与病魔做斗争。重病中，他还作诗自励：                                                            

生为儿女守家院，死为父母暖被窝。

年逾花甲访阎罗，来去不用你撮合。

5月21日，张海彦与世长辞，享年72岁。村民们齐声夸赞他一生勤劳、善良、乐观，向上，为人正派，孝敬父母，严于教子，家风清正，堪为道德楷模！

张海彦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又是一个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绝无仅有的农民。他出生在农村的一个地主家庭，但又是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家庭。他曾经享受过地富子女的待遇，却不曾享受过一天高干子女的待遇。他想像父亲希望的那样，如海燕一样在蓝天中翱翔，虽然腾飞得有些艰难，但不管怎样，他却从来没有向命运低过头。有人说，海彦跟他的父亲很像，但哪里像，是心里像，骨子里像，还是哪些地方的做事方式像，还真的耐人琢磨啊！

       2019年7月28日文正华

右起第二排第十人是张一平，在李先念、乌兰夫背后。

张海彦

中为《立马中条》作者张军祥，左为张海彦，右为朱菊叶。

张海彦朱菊叶和孙子们

 张一平

文正华，网络名东陵灌园叟。西安灞桥人，洪庆文化协会会员，陕西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员，乐于蘸着夕阳余辉述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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