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漫笔：新诗改罢自长吟

文图/梁成芳

诗是各类文章中难度最大的一种体裁。诗，字数少，体积小，但却要求容量大，含义深，做到缩龙成寸，尺幅千里。为了达到以上要求，就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明代李沂在《秋星阁诗话》中说：“作诗如食胡桃、宣栗，剥三层皮方有佳味，作而不改，是食有刺栗与青皮胡桃也”。同代诗论家谢榛主张“诗不厌改，贵乎精也”，都是他们在诗歌创作实践中的经验谈。俄国著名文学家托尔斯泰指出：“为了区分纯金，就得筛掉沙粒”，更是一语道破了“诗不改不工”的真谛。

古今中外诗人关于认真改诗的故事甚多。伟大诗人杜甫“新诗改罢自长吟”，白居易“旧句时时改”，诗史传为美谈。宋代杰出词人辛弃疾，虚心接受岳飞孙子、少年岳珂意见认真修改《贺新郎》、《永遇乐》，“日数十易，屡月犹未意”，千秋传作佳话。古文八大家之一的宋代欧阳修，据传不拘作文赋诗，稿成后必先贴于墙壁上细加审订、增改，每有终篇不留一字者。宋代张文潜曾得唐代白居易诗稿真迹，但见点窜增删多与初稿完全不同。“诗改一字”的佳话更多，元代著名诗人萨天锡有两句脍炙人口的诗，“地湿厌闻天竺雨，月明来听景阳钟”，当时一山东老叟指出诗中“闻”、“听”二字意思重复，萨天锡欣然接受老叟意见将“闻”字改为“看”字，遂拜那个山东老叟为“一字师”。宋代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名句里的“绿”字，据洪迈在《容斋随笔》记述，“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余字，始定为‘绿’ ”。古代诗人改诗态度十分严肃，“欲识为诗苦，秋霜若在心”(杜牧)、“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袁牧)，它们都如实刻划了诗人们是如何的呕心沥血，刻苦认真。宋朝唐子西在谈到他自己诗成后修改的艰苦过程说:“初读时，未见可羞处，姑置之。明日取读，瑕疵百出，辄复悲吟累日，反复改正，比之前时，稍有加焉。复数日，取出读之，疵病复出。如此数回，方敢示人”。现代，我们都知道毛主席在诗歌创作态度上也是我们诗坛的典范，名作《送瘟神》中“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随心”原作“无心”，“着意”原作“有意”，一经加以体味比较，就可感到改作更是新颖、形象和传神，“随心”的“随”、“着意”的“着”，这两个诗眼都既是一种“响”字，又是一种“活”字，读来生机勃勃，本来属于静物的“红雨”和“青山”，却都在我们眼前以活跃跃的生命舞动了起来。半个多世纪以来，毛主席的七言律诗依然响影着人们，就是新冠肺炎的今日，人们依然千百遍吟诵，从中体悟到《送瘟神》的伟大力量。鲁迅先生对待创作的严谨态度更为人们所熟知，《惯于长夜过春时》名诗中的“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忍看”原作“眼看”，“刀丛”原作“刀边”，也显然突出了反动派杀人如麻的滔天罪行。我国文坛旗手郭沫若改诗救了一个决心“魂归普陀”的少女李真真的故事，诗苑更是视为珍闻。

外国诗人也无不十分重视诗的修改。俄国大作家契诃夫说：“多次修改绝不应使你恼怒，因为功夫愈细，成品也愈好。” 克雷洛夫的寓言诗《杜鹃和雄鸡》，草稿原来二百行，而定稿发表时则竟只有二十一行。曾被称为“苏维埃最有才华的诗人”的马雅科夫斯基，为了一个韵脚，曾经易稿六十次。法国古典文学家福洛贝尔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涂改和难产正是天才的标志”。

诗不厌改，但改诗不是易事，却是难事，苦事。清诗评家袁牧说，“改诗难于作诗”，“诗圣”杜甫也有“意匠惨淡经营中”的说法。唐代在诗坛独树一帜的杰出诗人李贺，当他母亲看到他常常“吟诗夜东方白”，曾经劝诫他，“是儿要呕出心血乃已尔！” 如果以文章和诗歌作比较，清代诗论家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有两句话讲得很中肯，他说，“意思犹五谷也。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诗，必须造出佳酿醇酒，才能芳香远播。“李牧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千百年来为人们传诵不衰的好诗，人们把它们比作窖藏美酒，愈久愈使人闻到馨香扑鼻，沁人肺腑，它们的艺术生命力是时代生辉、长与物华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