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介绍〗
法国《世界报》在评价苏东坡时是这样说的：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勤于政务；处江湖之远，尽职尽责，为善一方。
《世界报》把苏东坡置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大背景之下加以审视。它认为，中国的北宋时期正值佛教式微、孔孟学说重新抬头，这有些像欧洲的文艺复兴。
而生活在这个时期的苏东坡，则力图将佛家的出世、道家的养生和儒家的入世调和起来，从释道儒三者的会通合流中寻求精神自由，诗文书画仅仅是他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
在宋代，杭州气候湿润，河流密布，加上人们防疫知识匮乏，瘟疫频发。
宋熙宁八年（1075年），杭州先旱后疫，据《梦溪笔谈》中记载，当时在两浙一带，十之五六尽皆病死。
时任杭州通判的苏东坡实在看不下去，他先是请求朝廷延缓贡米时限，然后又上书请求救济。
随后揭发了沈起等当地官员的不作为行径。这些举措，加上众多有识官员和富商的齐心协力，两浙的米价很快回落。
灾情很快得到缓解，通过生产自救，两浙的生机渐渐的恢复过来，后苏东坡调任别处。
这回他重回杭州，刚一到任，就碰到了百年不遇的瘟疫大流行。
面对这似曾相识的一幕，苏东坡顿时回想起了十几年前遇到的那场瘟疫，他立即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救灾工作中去。
《宋史 苏轼列传》这么写的:
“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
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
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
当时杭州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求医问药的穷苦百姓。而城里竟然还有药铺囤积居奇、抬高药价、大发瘟疫财。
面对病疫和不良药商的黑心作为，苏东坡十分清醒，他从这次灾害的严重程度中，感到杭州为“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
想到要是能创办一家医院掌控在自己的手里，或许会好些。可是开设医院需要大量的资金，怎么办？
他同属下商量后，决定采取募捐的办法。苏东坡首先从府库里拿出两千贯平时省下的办公经费作为基金，同时号召城里的有钱人捐款，又募集了一部分；
可是还有缺口，苏东坡回家后，把情况同夫人一说，夫人认为人命关天，百姓的安危是大事，
她大力支持，带头卖掉陪嫁的首饰参加募捐，苏东坡又将自己积蓄的五十两黄金也捐了出来。
总算把资金募集起来了，苏东坡在杭州众安桥旁找了一处官家的院子，办了一所名叫“安乐坊”的医院。
医院建成后，苏东坡立即派官员和医生分赴各处救治病人，同时免费发放食品、药品，给百姓送去了温暖。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做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据说，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公立医院”。
当时患者表现为手脚冰凉，腹痛腹泻，发热恶寒，肢节疼肿，病人在寻医无果后往往痛苦死去。
苏东坡认为这场疫情属于湿疫，可以用他早年从朋友手上讨来的秘方“圣散子”治疗。
虽然朋友曾告诉他“切记不得外传”，然而此刻性命关天，杭州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一旦疫情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苏东坡便直接公开了药方。
在《苏东坡全集》第四卷《圣散子叙》载：“用《圣散子》者，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宇完复。”
苏东坡使用的药方效果极好，哪怕是重症危急病人，“连饮数剂”后，就可以“神宇完复”。
在苏东坡的努力下，这次疫情很快就平息了。后来，苏东坡被贬惠州时，接到广州太守王敏仲来信，说广州疫症流行，死人无数，请苏轼帮助想办法解决。
苏东坡毫不保留地把自己在杭州办药坊治病救人的经验介绍给他，于是广州也照苏轼的办法，众筹办起了安乐坊，救活了不少百姓。
这次解决杭州大瘟疫的过程，被视为教科书式的救灾，苏轼所采用的一系列举措，包括官方分发医药、印制医书、提供药方、鼓励民间医师行医、号召富人捐款等等举措很快被各地学习。
“安乐坊”在苏轼的经管下，聘用僧人做掌管，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即便苏轼离任后，安乐坊依然办得很红火。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安乐坊改名为安济坊。（待续）
《听僧昭素琴》
苏东坡 ［宋］
至和无攫酉夅，至平无按抑。
不知微妙声，究竟从何出。
散我不平气，洗我不和心。
此心知有在，尚复此微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