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谭五昌 

谭五昌微信公众号开设前言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泛普及，人们在网络上开设博客、微博、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交流平台，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与现象。我本人对于新媒体技术知之不多，了解不深，可以说对于网络新媒体这一崭新领域并不在行，但我非常知道，在当下，我们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新媒体技术，离不开数字化生存的21世纪人类生活新模式，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新媒体技术为我们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以前不敢想象的方便与快捷，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新媒体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海量的知识与信息，对整个人类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潜在而深刻的重大影响，一句话，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我们只有以良好的心态积极面对并充分利用好新媒体技术，才可能对于我们自身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加以理想化的塑造。

说到微信公众号，这是在网络新媒体领域颇受人们关注与重视的一个交流平台，近些年广为流行与普及。我本人在许多学术团体开设的微信公众号与许多名人开设的微信公众号里，读到过许多具有时代特质的诗文，这些诗文或充满思想性、学术性、人文性，或彰显艺术性、纪实性、信息性，我自己感觉，绝大多数微信公众号是一个颇为理想化、纯粹性的交流平台，因为交流双方志同道合，不存功利之心，大家是出于相同的爱好、兴趣、追求而走到一起来了，而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微信公众号（无论是文化名人还是吃瓜群众），说白了，就是微信公众号创建者本人为自己搭建的一个召唤志趣相投者的无限广阔的朋友圈与交流空间，微信公众号建立起来后，志趣相投者（或朋友）越多，人气越旺，应该越能展示该微信公众号的存在价值。前几年，有一些弟子与朋友私下鼓动我以个人名义开设一个微信公众号，我出于谨慎，婉言谢绝了。前些日子，胡建文、蓝冰琳、盛华厚、陈琼、吴迪、刘雅阁、马文秀、王长征、袁翔、唐梅、贺小华、陈桂明等朋友、弟子、老乡极力鼓动我以自己名义开设一个微信公众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很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与艺术家，而且非常熟悉与了解网络新媒体技术。在受到他们热情的鼓动与反复劝说后，我终于下决心开设一个微信公众号了。希望以我本人名义开设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能够团结到一大批热爱诗歌、热爱文学、热爱艺术、热爱精神生活的诗友文朋，期望我们大家能够通过这个交流平台长久收获我们生命中最为纯粹、丰富、美好的精神财富。

最后向大家交代一下，鼓动我开设谭五昌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弟子、老乡们建议我的微信公众号在2020年5月1日正式开始运营，因为大家一致善意的公认我是当下华语诗坛的“劳动模范”，所以选择劳动节这一天推出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特别具有象征意义。

是为前言。

谭五昌

2020年4月30日夜

写于北京京师园

重新定义“散文诗”的文体特质与功能

【该文刊发于《文艺争鸣》2019年11期】

   作者：谭五昌

作为一种现代诗文体，“散文诗”的名称与概念最早出现于1918年4卷 5期的《新青年》杂志上，这与新诗（现代诗，早期称为白话诗）诞生于1917年（或1916年）的历史几乎堪称同步进行。而如果往前追溯，“散文诗”的名称与概念早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文坛就出现了，被誉为现代诗之父的波德莱尔可以说是“散文诗”概念的始作俑者。当时，波德莱尔用了一个“小散文诗”的概念来命名其创作的不分行形式的现代诗文本。需要指出的是，“小散文诗”中的“小”是指篇幅短小的意思，而非人们通常以为的“小情小调”的意思，波德莱尔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以其对于巴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罪恶现实境况的艺术呈现与深刻批判而在世界文坛上产生了持久的思想情感层面的震撼力与影响力，有力的说明了波德莱尔所创作的“散文诗”篇章绝非人们所以为的无甚紧要的“小”作品。

由此，人们对于“散文诗”持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知便显得十分必要与重要。首先我们要对“散文诗”作出一个准确、到位的定义，也就是说，我们应对“散文诗”这一文体的概念内涵、特点、性质与功能有个非常精准、通透的理解与把握。关于“散文诗”的定义，我们先来看看《辞海》对它的解释：“散文诗：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学样式。篇幅短小，有诗的意境，但像散文一样，不分行，不押韵。如鲁迅的《野草》。”①可以看出，《辞海》对“散文诗”的定义非常简洁，基本上抓住了“散文诗”这一文体的外在形态，但对“散文诗”的文体属性（性质）与功能认知模糊，语焉不详。我们还是来看看一些对“散文诗”有所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散文诗”的文体特质与功能的学理性定义与阐释吧。著名学者王光明先生是这样认知“散文诗”的：“散文诗不是散文化的诗，也不是诗化的散文；那种认为散文诗的好处是比诗解放、不受约束的流行观念也是表面的、肤浅的。散文诗不是为自由解放而自由解放、避难就易的乖巧文体；恰恰相反，它是深沉感应现代人类内心意识和情感律动的独立文学品种。散文诗是既体现了诗的内涵又容纳了有诗意的散文性细节、化合了诗的表现手段和散文描述手段的某些特征的一种抒情文学体裁。散文诗有特定的审美感情，有自己把握和表现生活的角度和长处。它以“小感触”的方式表现自我的情绪和社会人生的感悟，于平常有限事物的鉴别、抒写中显示深刻隽永的诗情。”②应该说，王光明先生对“散文诗”的认知无疑体现出某种深刻、辩证的思维，但他把“散文诗”认定为“一种抒情文学体裁”，和“以小感触的方式表现自我的情绪和社会人生的感悟，”严格说来，这种对于“散文诗”文体性质、功能的理解与本体论意义上的“散文诗”相比，出现了不小的偏差，令人感觉有些遗憾。相比王光明先生，著名学者孙玉石先生对“散文诗”的认知有所进步：“散文诗是现代文艺中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它不同于一般形式的散文，也不同于韵律整齐的诗歌。它似散文，但又形式自由而不拘韵律，既有散文的形式，又具有诗的灵魂。可以说在形式上看，它近于散文，而在诉诸于读者的想象和美感的能力上来说，它更近于诗。散文诗的开创者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称散文诗是“一种诗意的散文，没有节奏和韵脚的音乐”。因此，五四初期有人认为散文诗“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周作人：《美文》）。这是颇有道理的比喻。因为散文诗的灵魂是近于诗的，因而我们习惯把它看做是诗歌的一种形式。” ③从这段论述中可知，孙玉石先生在这里从散文的外在形式与诗歌的内在灵魂两个层面对“散文诗”的含义进行了阐述，并且最终把“散文诗”认定为诗歌的一种形式，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孙玉石先生在意识深处还是依据法国现代诗人波德莱尔与中国现代作家周作人的说法，把“散文诗”理解为“诗”与“散文”相结合的“中间物”，并未理直气壮地将“散文诗”视作一种独特的现代诗形式，表现出了犹豫不定的认知态度。这也是让人感到有些遗憾的地方。相形之下，著名学者谢冕先生对“散文诗”的理解还是比较准确、到位的：“散文诗与其说是散文的诗化，不如说是诗的变体。……它始终是属于诗的，它与诗的关系，散文其外，诗其内，是貌离而神合的。” ④这样的阐释，文字表达简洁、精准，对“散文诗”的文体特质整体上有着很好的理解与把握。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散文诗”的文体特征、性质与功能进行尽可能客观、全面、精确的阐释，由于此前诸多专家学者对“散文诗”的概念内涵整体上阐述得并不十分充分与到位，因而，我们须对“散文诗”的文体特质与功能予以重新定义。这对“散文诗”的理论建设而言意义重大。借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些有理论修养的专家学者的学术见解，尤其是通过对中外文学史上诸多有影响的诗人、作家所创作的经典性散文诗文本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对“散文诗”这一文体概念作出这样的符合实际的准确定义：“散文诗”是以散文化的外在形式（不分行的形式）表达诗人思想情感的一种现代诗形态（或现代诗体裁），即许多专家学者所指出的“散文其形，诗为其神”。散文化节奏（舒缓从容的节奏）、语言意象化、情感哲思化是“散文诗”最为重要、最具标志性的文体特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自新诗诞生以来至今为止的一百年时间里，不少专家学者包括很多诗人在内，不但对“散文诗”的文体特征理解把握不大到位，甚至对“散文诗”的文体属性（性质）也产生错误认识，认为“散文诗”是属于用诗的手段与境界“表现作者基于社会和人生背景的小感触”（可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文体条目）的艺术性散文，即“诗化的散文”，把“散文诗”下放性地归类到散文的文体范畴，人为的降低“散文诗”的文体价值，由此导致许多研究者与创作者骨子里对“散文诗”产生一种“文体歧视”。甚至连朱光潜这样的大学者都对“散文诗”犯下了充满偏见的认知错误，他是如此定义“散文诗”的：“散文诗又比自由诗降一等。它只是有诗意的小品文，或则说，用散文表现一种诗的境界，……”⑤，可见，对于“散文诗”的认知错误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实际上，“散文诗”是现代诗的一种独有形式，它是属于现代诗范畴的。从学理上说，“散文诗”是一种不分行形式（散文化形式）的现代诗，而“自由诗”则是一种分行形式的现代诗。“散文诗”与“自由诗”是现代诗家族里的两个分支，二者属于完全平等且互补的关系。认识到这一点，无论对于现代诗研究还是现代诗创作而言其意义都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要达到对于“散文诗”这一独特的现代诗形式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理解，我们必须对“散文诗”的文体功能有个清楚的或者说清醒的认知。从文体功能上来说，“散文诗”不但具备古今中外一切诗歌通常所具有的抒情、言志等传统功能，更具备呈现经验、表达思想（或哲思）的重要功能。一般说来，“散文诗”具备抒情、言志、呈现经验、表达思想（或哲思）等诸项功能，但在很大程度上讲，“散文诗”最为重要的文体功能是呈现经验与表达思想（或哲思），而在这二者中，表达思想（或哲思）又是其最为优先的文体功能。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外那些影响卓著的现代诗人、作家的散文诗文本中获得有力证据。我们先来举出外国诗人与作家的例子。例如，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的散文诗集《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等代表性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广受读者（专业读者与业余读者）的普遍推崇，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影响巨大的散文诗集传达了具有印度神秘文化色彩的无神论思想，以及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深刻而精妙的生命哲思，正是这一点，奠定了泰戈尔在世界文坛上的崇高地位。再例如，黎巴嫩杰出诗人纪伯伦创作的《先知》、《沙与沫》等散文诗集享誉20世纪的东西方文坛，这些散文诗集传达了深邃、睿智、丰富、系统的生命哲学与人生哲理，受到各国诗人的普遍重视，受到各国读者的广泛欢迎，并因此而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经典性现代诗文本。我们再来举出中国现当代诗人与作家的例子。众所周知，鲁迅创作于20世纪20年代的散文诗集《野草》被公认为中国早期现代诗的巅峰之作，诗集由23篇散文诗构成，表现了鲁迅在黑暗年代的精神苦闷与灵魂探险，其中绝大多数篇章（比如《过客》、《立论》、《风筝》、《狗的驳诘》、《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觉》、《淡淡的血痕中》等）展示与呈现出了鲁迅深刻、警策的思想力量，由此成就了《野草》在百年新诗（现代诗）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假如鲁迅只是在《野草》里深度抒情（抒发苦闷）或慷慨言志，《野草》的影响力与诗歌史地位肯定会大打折扣，其重要价值会大大降低。可见，表达思想（或哲思）是“散文诗”最为重要、最为优先、最值得推广的文体功能。这也能说明，为什么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诗歌发展阶段，郭风、柯蓝、许淇、李耕、王尔琢、耿林莽等不少当代散文诗诗人，虽然在诗坛产生了影响，但整体成就与影响力在当代诗坛上却还是有限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散文诗文本主要在于抒情言志，而不是表达思想（或哲思），缺乏应有的精神分量。在此再举一个例子，进入21世纪以来，周庆荣、灵焚等“我们”散文诗群的杰出代表长期执着于散文诗这一文体的创作实践，其散文诗创作在整个诗坛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即在于周庆荣、灵焚等新时代的散文诗诗人在其散文诗创作中非常重视表达思想（或哲思），比如周庆荣的《沉默的砖头》、《数字中国史》等散文诗文本，灵焚的《生命》等散文诗文本，以其深刻、厚重、辽远的哲思而引人注目，为人赞赏。

通过上述例子，我们可以认定“散文诗”是一种以表达思想（或哲思）与呈现经验为主要功能，而以抒情、言志为次要功能的（当然在具体文本中，通常也存在着主要功能与次要功能相叠合的情形）现代诗文体。在这里，有一种创作现象需要特别提及一下，那就是：有不少以写作“自由诗”（即“分行诗歌”）而著称的优秀当代诗人，往往在其某个创作时期，或其创作转型阶段，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散文诗”（即“不分行诗歌”）来表达其对于现实的观察与思考，或者其对于自身生命状态的哲思。例如，流落于青海高原、历经人生磨难的著名诗人昌耀，在时代剧烈转型与自身情感遭遇重大挫折的20世纪90年代，创作出了一批散文诗文本，其中《幽默大师死去》、《过客》、《时间客店》等出色的散文诗篇章以其传达出的鲁迅般深沉、睿智、尖锐的思想观念而令人赞赏。再例如，身居全国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崛起于新时期诗坛的著名诗人王家新与西川，在遭遇时代剧烈转型与人生重大变故的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各自创作出了《游动悬崖》、《反向》、《临海的房子》等散文诗文本以及《近景和远景》、《鹰的话语》、《思想练习》等散文诗文本，这些散文诗文本因为诗人对于时代命运与个体命运的双重理性反思而展示出了思想本身的分量，这些具有思想含量的现代诗文本进一步奠定了王家新与西川在中国当代诗坛上的重要地位。不过很有意思的是，王家新与西川把他们笔下的这些散文诗文本称为“诗片段”，而不称为“散文诗”，这无疑与诗人潜意识中对“散文诗”这种文体的轻视有关，或者说，这与他们对“散文诗”独立而重要的文体地位的认识不足关系密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散文诗”的文体特质与功能的重新定义，便显得十分紧迫而重要。简言之，“散文诗”是一种外在形式散文化的不分行的现代诗，它以表达思想（或哲思）与呈现经验为主要功能，以抒情、言志为次要功能。这是关于“散文诗”最为简洁也最具建设性的定义。明乎此，不但可以消除当下许多诗人、专家学者以及大众媒体对于“散文诗”不尽准确、不够全面乃至偏颇错误的看法与观点（比如很多人认为“散文诗”属于“兼有诗与散文特点的一种抒情文学样式”，比如有人主张“散文诗应该被现代诗收编”，等等），维护“散文诗”作为一种现代诗形式与文体的独立地位与重要价值，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于“散文诗”这一文体概念内涵的重新定义与诗学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它能够在实践层面上有力推动当下的散文诗诗人从事“大诗”（大思想、大视野、大情怀、大格局、大气象）文本的积极创造，从而极大的彰显出“散文诗”创作在当下整个现代诗创作格局中的思想尊严与艺术魅力。

2019年7月22日深夜 写于北京京师园

  参考文献：

①见《辞海》试行本第10分册，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修订，1961 年，第10页。

②王光明：《散文诗的世界》，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5-46页。

③孙玉石：《<野草>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223页。

④谢冕：《北京书简·散文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⑤朱光潜：《朱光潜美学论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页。

  作者简介：

谭五昌

江西永新人。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贵州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南昌航空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已出版《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诗意的放逐与重建——论第三代诗歌》、《中国新诗排行榜》、《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海子诗歌精品》、《在北师大课堂讲诗》（5卷本）等学术著作及诗歌类编著三四十余种。2012年，主编10卷本的“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昆仑出版社出版）。自2011年起至今，发起并主持年度“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近十余年来，先后担任徐志摩诗歌奖、闻一多诗歌奖、海子诗歌奖、杨万里诗歌奖、昌耀诗歌奖等国内重要诗歌奖项的评委与负责人。曾应邀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鲁迅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广西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贵州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澳门大学等国内四五十所高校与研究机构做过中国当代诗歌、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现象等专题学术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