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随笔：要用母体文字语言写中国小说

文图/梁成芳

这个话题一些老作家已谈过了许多。我的标题是“用母体文字语言写中国小说”，也就是要用中国话写中国小说。说这话似乎是多余的废话。然而不然，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洋人用洋文写中国的人与事，我们自然不能说那是“中国小说”，但洋籍华裔的作家用华文写的中国的人与事，这种小说算不算中国小说，又譬如，洋人用纯正的华文写纯粹的中国人与事，这小说算不算中国小说？中国圈以外的，如新加坡、泰国、日本、瑞士、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华文写作者的小说，算不算“中国小说？”(一次创作研讨会上作家热议)

自然，以上种种，应当都不是“中国小说”，只能称之为“华文小说”。这些华文作者或者从不曾是中国人，或从法律的观点看也不是中国人。然而，只要他们用华文写作，就必讲究华文的纯正，漂亮还在其次。所以，读他们的作品，总让你生出一种亲切感。无论是遣词造句，无论是语法章法，都合于华文的规范。他们不因是洋人或身处洋域而故意把华文弄得“土洋结合”。除个别习惯用语外，大多数都和中国普通话找齐儿。自然，也有“土洋结合”的玩艺儿，这便是歌星们唱的歌。有些歌词写得实在是云遮雾罩，让人怀疑那词作者是学了两天半华文的洋人。却又不是，只是表现了股自矜自傲却又俗俚叭叽的高等市民气，还要漫散开来，让那些“宠儿们”以为自己是“雅士”为此便是洋气，便是高贵气，也一律叽哩咕噜起来。于是“爱意已尽流”，“心中温馨透”，“我们再绸缪”，“年纪不过十七半”……之类，便无奈地漫天飞舞起来，直到用汉字写的小说，再不说中国话为止。

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总有约定俗成而且相当稳定的规律，这才能保证语言文字传情达意的作用。倘或语言三年一改，文字五年一变，而且其变化不根据国人生活的变化而变，而是以外国人的语言规律去变，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都成为口舌伶俐，耳聪目明的傻子、聋子、哑子、满街上比划手势。而倘或连手语也不稳定，二年一革新，人们还来不及学旧手势，就有新手势来占领阵地，那么，人们连比划手势也不能，只能彼此四目对视，呆若木鸡。我们今天仍能看懂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虽然费点劲)盖因中国语言文字相对稳定之故也。设若当初屈原老先生视中国话为落伍文化而用x国——当初不知哪国能让屈子仰慕的话写楚辞，那么，今天的中国人绝对闹不明白他在哼哼什么。

不用中国话写中国小说，犹如出国留洋三五年而归的“秀才”，忽然中国话不流利了，说不上三五句便来一句洋文，然后感叹地说，中国话里没有这句话，甚至连语义相近的话都没有，只好套用原文。讲半小时，就说洋文十数处，或数十处，也就是说，至少已经有十数处，数十处中国话不行，无法表达他老先生的意思。明摆着，这是说中国话的不科学，不周密，不丰富。这是糟践中国话，其实是糟践他自己。一个自以为只有洋物高明的人，恰恰表现了自己对“土物”——也就是自己的母体文化的无知。记得有一次受人邀请，去听一位先生讲小说的“呼吸”，听者懵懵然，问：何为“呼吸”。他莞尔答：“这是从外文直译过来的，汉语中没有语义相当的词”，座在中间的一位地道的洋人忍不住说：“你讲的就是中国话的‘节奏’这两个中国字比你说的‘呼吸’要准确得多”，报告者愤然，指那洋人不懂洋文，乃拂袖而去。

不以地道、纯正的中国话写中国小说，实际上只表明了作者自己中国文字水平的不高，丝毫无损于他所鄙夷的中国话。这种人，大多数心目中只剩下了“写小说”，延伸下去便是“写小说的家”即“小说家”，是哪国小说家还在其次。倘又是作家，又不是中国的，那才合胃口；然而又一时不行，只好委屈求全地凑合着。这凑合着的中国话能好得了吗？所以，他们笔下，大都是被洋文改造过了的中文，没有多少中国人那么说话的。

还有一些人，受这类人的影响，自以为不如此便不是新潮，便不是小说，从而竞相模仿。还有一些人，常忘了写小说是在搞文学，只注意故事、人物，而忘记了语言。以至于，那语言晦涩难懂，让国人读起来以为是洋文。

多年来，虽然也有善于领时代之风骚，一日三变的大师们提倡“美文”。但那主张似乎更多地是趋向废标点，黜句读、减段落、添词语等等，就“时兴”过这么多少年。再就是论述美文形式之于内容的伟大作用。又主张汉字文章本身就应同汉字一样；方方正正，无段落无标点，无空白，有如围棋盘一样。这也“时兴”过多少年。这样的文章是否称得上美文先不用说，能有多少人看懂或喜欢看就成问题，这样的“美文”读起来费眼睛。大师的美文说，实际上提倡悬在半空的文字，并不是主动活泼新鲜流畅的中国话。所以，我总以为这是卖大力丸，不可认真响应。

用母体文字写作品，首先就要学会使用正确的中国语言，让你的文章合于中国话的规范，这是每一个中国作家(作者)的义务。作者有权使用纯正的中国话写作，却无权把中国语言改成外国话或不象话。不弄清这一点，我们的写作(作品)将走向灭绝。

用母体文字的语言叙述，就必须学会把精粹的生活语言加工锤炼成美妙的文学语言。生活语言虽然有时极为精致，却不一定够得上文学语言的标杆；然而，失去了生活语言的源泉，文学语言也就枯竭。“怎么说，便怎么写”，是使作品生活气息浓的最笨的办法，这么写出来的文字，也往往不成体统。自然，这么写可以少些学究气，却也没了文学气。非得把生活的语言加工成合于文法的精粹的笔言，才谈得上“文学”二字。

用母体文字写作品，首先要“是驴是马”，就是说要首先会一般化的中国话，再去学着创造自己的特色，所谓“非驴非马”。但请记住，非驴非马，也可能非骡、非牛、非羊、非狗、非猪、非…… 骡子，只是非驴非马的可能性之一，而且概率很小。非驴非马的最大可能性是鬼画符，其概率很大。而鬼画符是很难被称为“特色”的。

前段时间在老家天路边，有一摊主说，姑娘今年要大学毕业，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说是这毕业论文要找人写，还乐于出资，我搭讪，说：“写什么样的毕业论文？” 答：题目是“《试论汉语中的量词》”  ，大意是说，汉语中量词很多须与一定的名词配伍使用，不然就出笑话。那摊主说，现时闹疫情，姑娘学院尚未开学，就先做个写毕业论文的准备吧，这当妈的就让姑娘发来一篇试写的论文让我“过目”。天哪！“一条人”，“一顶火车”之类，没想到，这汉语言专业不知是怎么学的，真为之汗颜，再往下看，“那匹豕狠狠地啃了一口”，(猪应当论“头、口”) “那匹羊逃去了，匆忙地”。(羊应当论“只”)若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讲“一根人”也会被当成特点而吹嘘的。

其实，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现在大学里混学业文凭的多得是，课堂上打游戏的也不乏其例，只是近年来不少人的心态凑成了这个趋向，似乎咱中国的小说中没有点子洋文，没有点子洋文翻过来的洋泾浜中国话，没有点子疙疙瘩瘩的中国话，这作品便不够新潮，这作者也就落伍。其实，这是糊涂观念。中国的文学作品是可以让洋人侧目的，正是你手下一笔漂亮流畅神采飞扬的中国文字，正是这文字传达出的独特的中国人与事，以及中国人生活中许许多多故事特有的神韵。倘使你只会写半吊子的洋文外加半吊子的中文，弄得洋文不中，您试试，上哪儿也找不着好饭碗子，何况现在又处于文学创作的边缘化境地，文学回归不是说一句话那么简单。所以，还是用母体文字叙述中国的人与事，可是遇上真洋真土的，两样儿都得败下阵来，再难以戴稳纸糊的高帽，这又何苦呢！

有人说过，文学是条不归路，又有人说，搞文学的都是误入歧途。我认为，历练了生活，要当作家，就要当得地道，写得纯正。脚下有根，才不一溜歪斜，你真的是那块料，就不怕洗不怕淘，更何况，中国文字有几千年的历史在那儿搁着，总不会无缘无故地活这么长远，单单是保守观念就可以让它苟活至今。早就听人说，电脑盛行，汉字不易入的，得废除。这是一些人起初的观点，而今，竟又发现方块字入电脑有其独特优势。我们到今儿，是完全认清了弄明白了自己的母体文字语言还难说。所以我说，初学写作的人，先学会写一手流畅漂亮的中国话文章，这才是最要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