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对当前文艺界若干话题的思考

文图/梁成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西化浪潮拍案而来，其作用和效果是因人而异的。据说，有的人学习西方往往带来形似神失和移橘子变枳的消极现象，这可能是事实。但移橘变枳也可能是一种规律，不完全是消极现象。印度佛教传到中国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而变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否则，就无法在中国生根。中国的汉字传到日本，则变成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完全变成了另一种语言文字。这岂可以说是移橘变枳？同一种植物，在不同的土壤条件下有的进化，有的退化，有的变异，这是对植物适应能力的考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西方现代派作家所倡导的“陌生化”、“自主符号”、“主流谬见”，以及他们常常运用的意识流、荒诞、魔幻等创作手法，我们的作家如果不是无条件地照搬，而是有选择地借鉴，则不必多加指责。只有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的权力真正归还给作家，才能把“创作自由”的口号落到实处。

西方国家不但讲“优生话”，重视人口的素质，而且讲“优死法”，对那些抢救无效的患者实行安乐死。他们好多年就这样做了，以减轻死者的痛苦。把生和死看得如同花开花落那样从容自然，不动声色。令人高兴的是我国也开始经过长时间讨论并也倾向于实行安乐死这个问题了，把“安乐死”视为唯物主义命题。认真来说，“安乐死”的问题不但是很严肃的生死观问题，实际是也是整个人生观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为：“安乐死”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是帮助那些确实病情不可逆转的病人结束痛苦的死亡过程的最根本的人道主义。传统的死亡正日益受到冲击，“安乐死”是人类文明的呼唤，这已基本上帏落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

歌德称赞拜伦是“一个天生的有大才能的人”，没有任何人比拜伦有“更大真正的诗才”。歌德又说拜伦用“灵感代替了思考”，“他作诗就像女人生孩子……用不着思想，也不知怎样就生下来了。”后面这句话，对拜伦是赞扬，还是批评，抑或兼而有之？说不清楚。今天的作家可以是多产、高产作家，但如果用灵感代替思考，甚至用不着思想，能不能成为有大才能的人，能不能产生大作、力作？其实是大可怀疑的。

康德对模糊观念的中作用评价很高。他说：“模糊观念要比明晰观念更富有表现力。”“在模糊中可以产生知性和理性的各种活动。”法国历史学家雷蒙·阿隆的《历史哲学导论》把作品的艺术魅力和不可解释性，叫做“模糊带”和“神秘的余数”。各种知性和理性的活动，即产生于这种“模糊带”和“神秘的余数”中。《红楼梦》中的秦可卿之死即是一例。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十三回，有六条关于秦可卿死因的脂批。其中有一条回末眉批：“此回六十页”，“因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却四五页也。”据脂砚斋说，这四五页内容写的是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其事虽未露，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而芹溪删去。”脂砚斋实在高明，他让曹雪芹删去四五页，字数少了，却留下了一条“模糊带”和无数个“神秘的余数”，令后人品味不尽。有人建议高明的红学家把删去的那四五页再补起来，弥补这一缺憾。其实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已经补上了，那一集就叫《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秦可卿之媚、贾珍之淫、瑞珠之死，均被拍成近景和特写，人们看得一清二楚，用不着任何知性和理性的活动就能理解。清楚是清楚了，但原著中那条“模糊带”和无数个“神秘的余数”也就不复存在了。

社会主义有没有悲剧？曾经是我国文艺界热烈讨论的大是大非问题，结果少数服从多数——社会主义没有悲剧。其实悲剧和制度无关，没有悲剧，剩下的自然都是喜剧。不过，那喜剧多半也就成了闹剧。

没有悲剧是文学的悲哀。真正的悲剧不仅是作为物质的肉体的毁灭，而且是人的主体意识的高扬、提纯，悲剧意识是一种探求和探索，是一种觉醒和感悟。

中国文化自古封闭吗？对此，外国人好像比中国人还清楚、客观、公允。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里，称唐代长安是“国际间注明人物荟萃之地”。公元三至七世纪是“中印交往的伟大时代”，公元八至十六世纪是“中国和阿拉伯交往的伟大时代”。在这两个时代的一千三百多年间，出现了一些举世罕见的国际文化交流的伟大事件。诸如张骞出使西域、唐玄奘长途跋涉到天竺去研究佛经以及鉴真和尚东渡，阿倍仲麻吕访唐，郑和远渡重洋、马可·波罗来华，以及由水陆丝绸之路来我国传经布道的各位高僧，由楼兰关走向内地的来自波斯、印度、大月氏、叙利亚的友好使者……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我们的祖先并不那么愚蠢。他们懂得自我封闭、与世隔绝是无法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清代中叶以后的闭关锁国，并非出自民族本意，而是由于“老师打学生”，“学生”对“老师”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消极防御措施。有时甚至不是我们封锁洋大人，而是洋大人封锁我们，这种自我封闭或相互封闭的状况，在整个民族历史进程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以此立论，得出中国文化自古封闭的结论，看来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

理论脱离创作，创作脱离理性，两者又都脱离生活。我不敢说文艺界普遍如此，但我似乎感到有这种苗头，有的同志把这种苗头称之为“贵族气倾向”或“贵族化倾向”这是多年以前的话题，虽带有惊世作用，但我认为言重了。

文艺界早有“三涨”、“一少”的议论。所谓“三涨”，即纸张涨价、印刷费涨价、邮费涨价；“一少”，即严肃文学、学术专著、高档影片的读者和观众日渐减少。“三涨”“一少”的结果，逼着大家都往“钱”上使劲，谁不知道现代电脑网络冲击了这个市场啊！于是，有识之士多有“逼良为娼”、“小姐变丫环”之叹，怎么办？改革中产生的问题还得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燃眉之急是，该引导的引导，该补贴的补贴，该养的暂时还得养起来。偌大一个国家，总不能没有文学、没有学术吧！大刊物、大作家、大导演、大演员、大指挥等还是有点大家风范。小家子太浓，着眼于蝇头小利，不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大家都去挣钱吗？即使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谁都能挣钱的。至于有的同志决心先当企业家，或者当作家又当企业家，我双手赞成。

《红高粱》获得长故事片大奖——金熊奖。那是在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的。《红高粱》的新片上映，仍然成了文艺界的热门话题。赞扬者说，这预示着中国电影已经走出黄土地和高粱地，达到了世界境界；批评者说，凡是展览中国落后的东西就能在世界获奖，展览得越彻底，越丑随获奖越大。对赞扬的语言，笔者缺乏实践，不敢妄加判断。对于批评者的话，有倒有不同的看法：不表现落后面，不成其为《红高粱》，肯定不会获奖，这是事实。但只要表现落后的东西，就一定能获奖？不见得。没听说过中国历史上最落后之举——太监和小脚，在世界上得过什么奖。在人类社会中，现实永远是不完美的。文艺创作不能排除表现落后的东西，但必须首先是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红高粱》获奖不应有过多的非议，因为它在艺术上有许多新的东西，特别是谁能怀疑《红高粱》导演的艺术才艺呢？

为了今天和明天的文学，不同的作家可以有不同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方案。但要把各种文学主张和文学方案付诸实施，就不能不考虑其现实性和可行性。缺乏现实性和可行性这个中间环节，任何崇高的理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黑格尔说得好：“真实的理想并非应该是现实的，乃是现实的，并且是唯一现实的东西，如果一个理想太美妙了，以致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那么这个理想本身就是有缺陷的”。黑格尔在这里一连强调了四个“现实”，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鲁迅认为，民国的学界之魂仍在“做官——行官梦，摆官腔，打官话。”我理解先生的意思，不一定是反对文人做官，特别是在今天，当官比死啃书本更容易落实政策，为什么一定要淡化当官意识呢？但我相信当官的人和当官的机会不一定那么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学界之魂由治学变成当官，就不见得完全是好事了。我十分钦佩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读他的文史论著确有使生命变长，旅途变短之感。当今学界，多几个陈先生那样超然治学、洁身自好的学者，于学、于国都是幸事。

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如同锁链的环与环紧紧相扣。其中任何的一节都有自己的位置和作用，这才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人类认识史。如果去掉唯心主义这一环，不仅失去了唯心主义，同时也失去了唯物主义。列宁说得好：“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惟其如此，马克思称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

晦涩并不准定令人讨嫌。尼采曾讲过这样的话：“敏锐而明快的作家的不幸是，人们以他们为肤浅，因此不在他们身上下功夫；晦涩作家的幸运是，读者费力地读他们，并且把自己勤奋的快乐也归功于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承认模糊概念的原理和作用，同时也承认世界上有读不懂的好文章。比如我至今读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责任并不在意马克思和爱因斯坦，而在于本人缺乏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训练，知识结构不合理，理解能力有限。但有的文章读不懂，特别是同时代人的文章读不懂，那责任似乎不完全在读者。比如类似这样的话：“人格内在的形成程序是与社会文化浸透的社会化程序是同构的，因此在探究微形象个体的文化心理机制时，应注意它与抵御文化情境和时间限度的同一性。”这话也许说出了很深刻的道理，但说老实话，我并不真懂。

我们常常用西北大军、东北大军、晋军、湘军、川军的崛起，来描述和概括新时期文学的大好形势。这无疑是一个诱人的现实和理想，但我想恐怕不全是作为一种或几种地域性的文学流派对所有作家的需求。以鄙见度之，文学创作能形成流派当然更好，如果形不成流派，各干各的也不一定是坏事。中外文学史上，有同流派的，也有同流异派的，更多的作家还是各干各的，什么流派也不是。独特而又鲜明的创作个性，不应该埋没在各个不同的流派之中。个性高于流派，孙犁从来不赞成把他推为“荷花淀派”的首领，赵树理也从未打出过“山药蛋派”的旗帜。那些正在逐步形成创作个性的青年作家，可以入流入派，也可以自立门派。文学创作应当多轨道前进，千万不能把大家逼到一条路上去。

为了促进安定团结，有时鸦雀无声是必要的，但议论纷纷也是必要的。如果硬要在两者之间做出一种选择，那么我们宁可选择议论纷纷。

工业生产、建筑施工，可以挂“安全第一”的招牌，如学理论研究、学术探讨也挂起这样的招牌，那就不妙了。据说美国兰德公司有一条规定，为了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尽可能是科学的，提出要保护“怪论”的危言耸听之论，因为我们目前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在正常的学术讨论中，对不同的观点，如果不能做到赞同、保护，起码应做到理解、容忍。让学术研究多一点安全感，使大家相信，作为一种历史现象，马寅初式的悲剧不会重演了。

一向兴起的“美学热”依然有增无减，看看这些商业美学、体育美学、建筑美学、饮食美学、装潢美学、模特儿美学……层出不穷。仿佛加上“美学”二字，才显得有学问、有深度、才算大学者，才能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各种美学名家的崛起，使一些搞了大半辈子美学的学者望而生畏，他们宣布从此再也不问津美学了。我无意中也想为部分“美学”者泼冷水，多几个美学家还不好吗？时代文明了，人类进步了，问题在于真正的美学家恐怕来得不会如此容易。

真理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本人是一元论者，相信真理只有一个，同时我也相信，人们对真理的认识、解释、理解、应用是多样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只有一个，但有了中国人的认识、解释、理解、应用，于是有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各种各样的认识、解释、理解和应用，自然会有高低正误之分，这不奇怪。在真理问题上，我很欣赏这样两句话：一、真理是具体的、丰富的、开放的。二、真理属于大家，谁也无法独占。

有相对真理，就有绝对真理，但不会有绝对的“终极”真理。尤其在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各种观点既互递互逆，又互激互补，争论双方往往互有胜负。如果有人一旦宣布自己发现和掌握了绝对的“终极”真理，那很可能不是科学，而是宗教。我们过去曾经是吃过“唯有独草”、“唯我独马”的亏，现在不应该再那样做了。

2020年元月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