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文/武双喜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有人说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童年、少年时期，可我的童年似乎与快乐无缘，我出生在低标准瓜菜代的一九六二年，小学正值文-革时期，童年未见金色，少年未浴阳光，在懵懂与惶恐中度过了小学时代。

      土改时，祖父将在扶风绛帐齐家埠的烧坊(酒厂)及在扶风老县城和绛帐街道的近十间铺子捐献给政府后，党 和 人 民 政 府把祖父以开明地主的身份安排他在扶风县食品公司工作。据一乡亲讲，祖父当年曾很多次骑马回村，距离村庄还有一段距离时，就早早下马，牵马步行进村，离开村子时亦是如此，见了乡亲就热情打招呼，平易近人，低调随和是祖父的秉性，因此祖父在那个特殊年代没有受到煎熬，但家庭在土改时被评为地主成分。高成分致使伯父与父亲从城里政界贬黜为庄稼汉……

        我的父亲当年在蔡家坡中学任职，时年23岁，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扩大化，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到清花公社楠伍大队棟亿生产队务农，接受劳动改造；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至十四日“扶眉战役”时我的伯父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随解放军部队西进宝鸡，天水，兰州，步行一个月到达青海，西宁和平解放后，和一部分战士在军管所做维稳工作。后在西宁市公安部门就职，是西宁市第一批公安干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伯父因家庭成分不好，被下放回老家接受劳动改造，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二年的泯灭人性的苦涩岁月。

打倒右派分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那时读小学二年级，因为在别人喊口号时我没喊口号,也没举拳头,旁边其他班上学生的拳头纷纷落在我的脊背上、头上，我用袖子擦着委屈的泪水，但始终倔强地强忍着没哭出声，我害怕父亲与伯父听到了我的哭声后会伤心挺不住。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不许我和伙伴们打架、骂仗，即便是别人故意欺负了我，也不许我反抗。只有默默地承受，否则只会给父亲带来更沉重的煎熬。

       自我懂事起，回到家第一声先喊：“娘”，娘一答声我就安心了，那时候生活的拮据与磨难让我最怕的是娘想不开…父亲健在时曾说过，造反派一遍遍捆绑他,练习捆绑手法，有时趁人不备，在他身后突然打磕腿，他瞬间倒地鼻口流血，哭爹喊娘，呻吟不止…曾有一同伴受不了一次次钻心地捆绑，发疯似地跑向水井，突然揭开井盖，头朝下自尽了，他效仿时，被几个人钳制住了，接踵而来的又是一顿轮番的暴打。有人说人死了就去了天堂，那地狱呢？

    我五岁时由于家大人多生活贫困，父母给我开导，说要把我送给扶风县城一户商品粮人家，从此不再受人欺负。母亲给我换上过年时的新衣服，说去了嘴巴要放甜些，要有礼貌，母亲红着眼圈叮咛着很多话语。我流着泪哽咽着，似小鸡啄食般不停点头答应着：“娘,我会听话的。”结果，等到天黑也没人来接。晚上梦里梦见我生活在扶风老县城，再也没有人欺负我了。早晨起来我把梦说给娘听，娘说“梦是相反的，咱这事估计成不了。”第二天，中间介绍人过来说：“人家在村里碰上几个人一打听，嫌你家成分不好，怕受牵连，不要了。”在我童年内心深处，我是多么渴望逃出困境。我的姐姐十八岁时，曾有媒人介绍过地主富农家庭的对象，姐姐执拗地不愿意嫁给高成分，家庭的卑微、受人歧视，劳动工分比同龄人低，让姐姐伤透了心，最终嫁给贫农民办教师的姐夫，姐姐侥幸逃出了地主家庭的阴霾。

    我宁愿遭受肉体的折磨，也不愿接受人格的侮辱。有好几次，几个比我大的伙伴围住我，他们几个人齐刷刷地一条腿立地,一条腿蹬着墙，让我从他们的胯下钻过，并且要求我喊口号，喊父亲的名子（打倒右派分子×××）我没喊，他们的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我的身上，我被打得泪流不止，最后威逼我以学犬吠结束了纠缠。每次我在外面受到欺辱，回到家从不给父母说，我怕父亲责怪我不听话、怕母亲流下伤心的泪。哥弟似乎比我侥幸，比我游刃有余，我也许太过善良，良善似乎过了头，就缺少心眼，谦让过了头就成了软弱，苦难煎熬着我的生存意志！十三岁那年，我有过轻生的念头，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在想～我怎么会出生在地主阶级家庭？我家为什么不是贫农？转眼又想,假如我死了娘的精神会崩溃的！我眼里满含伤心的泪水，哽咽着放弃了终结生命的冲动。

       童年的记忆中曾好几次去过扶风老县城。星期天的早晨吃过早饭，母亲说去县城卖两只大公鸡，我嚷嚷着要跟着去，村上距离扶风县城有十五里路，我跟着母亲步行到了县城。中午，艳阳高照，天气炎热，我看到街边树荫下有位老太太在卖茶水，小桌子上一杯杯透明的玻璃杯里盛着诱人的淡黄色糖精水，玻璃杯上盖着一小方玻璃片以防灰尘落入。我看了看，咽了咽口水，去了街边不远处的水龙头上喝了水，当我嘴巴对着水龙头喝水时心里想,我怎么没有生在城里？要是生在城里该多好啊，不用那么吃力地绞水,(那时候是用轆轳,两个水桶绞水）卖鸡的钱要给家里买盐、买煤油等，街边一分钱的糖精水没舍得喝。

    又有一次，跟母亲去扶风老县城，我跟着母亲进了一间铺子，门口的牌子上面写有黑色字体‘扶风县寄卖所‘的字样，(解放前叫当铺，解放后叫寄卖所)

   只听母亲说道:“把我上次给你的狐狸尾巴‘围脖‘卖了吧。

   柜台里面的男人从身后的柜子里拿出用布包着的狐狸尾巴说:你上次不是说只当 不卖吗？

   母亲说：娃娃要上学，实在是没钱，没办法只能卖了。

   母亲给柜台里面的男人说：让我再戴一次。

   那男人说：可以。

    母亲戴上那狐狸尾巴可好看了，可我分明看见娘眼圈红了，脸庞上有咬牙的表情。柜台里边的男人说：看你是舍不得卖？那人又说：这东西不是一般家庭能享用的，看来你家过去是大户人家？母亲说：家里是地主，娘家也是地主。那人说：怪不得呢。母亲卸下狐狸尾巴围脖从那男人手中接过钱，拽着我的手匆匆出了店铺，我回头看见那男人拿起那狐狸尾巴围脖，戴在自己的脖子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灿灿的笑了笑，我的母亲红着眼圈和我离开了寄卖所。小时候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扶风老县城，童年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与憧憬深深地根植于心灵的深处，记忆中扶风老县城就是我心中的天堂；我有很多次梦见我们一家人生活在扶风老县城。

    有一年秋天，下着连阴雨，我生病在炕上躺了二十天左右，村上医疗站医生来给我看过几次，不见好转，母亲焦虑地摸着我的额头说：等天晴了给我娃去县城看病。但雨一直下着，过了几天，父亲等不及天晴，给架子车上用扫帚棍和塑料布做了个半圆的蓬子防雨，给车厢里铺了些麦草,麦草上铺了褥子，父亲把我抱到架子车子上，让我躺着，盖上被子，父亲和叔父头戴草帽，肩上披塑料布，在泥泞的乡间路上艰难地把我拉到扶风县医院大院内，父亲和叔父擦着额头和脸颊上的汗水，叔父说：终于到了。经过检查，医生说：是阑尾炎，需要住院观察，先挂吊瓶消炎，三天后做手术。安顿我住上院，叔父冒雨回家了。第三天晚上要做手术时却突然停电了，过了一晚上天亮时电来了，再检查时，医生说：不需要做手术了，好了,可以出院了。出院那天，天晴了，太阳也出来了。父亲从未有过愉悦的心情，带我去县城电影院，看了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是我第一次和父亲坐在一起在影院里看电影，也是今生仅有的一次。从此县城的生活与环境深深地蕴藏在我的心里，对城市生活有了强烈的渴望与憧憬。

   十来岁时我对文学非常痴迷，常常偷偷摘录各种小说杂志的名言警句，甚至把男女各个年龄段人物的表情描写和晨夕景色都归类摘录了，有时阅读到悲喜处，也会感动得流泪或傻笑。曾有几次被父亲发现后呵斥我，警告我不许再借别人的小说和杂志了。

       一次上厕所时翻看自己摘抄的小纸条，被父亲撞见，父亲一把扯过纸条撕得粉碎，大声呵斥道:就说上厕所半天不出来，原来在看这个玩意，你狗看星星懂得稀稠吗？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数吗？比你娃文化水平高得人多如牛毛，写文章还能轮到你！有这个时间不如给猪圈拉上几车土。

　　父亲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也把我的文学梦击得稀碎，以至于此后三十多年，我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只知道老老实实做人。直到智能手机出现，自媒体文学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在手机屏上，闲暇时间我不由自主地被各平台上的美文所吸引。心想我啥时候也能写出文章让网友在文末留言该有多好啊！慢慢尝试着在手机上写一些心得体会和豆腐块文章，一篇、两篇、三四篇，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篇文章发表在《中国乡村》《陕西农村》《陕西市政》《鲁茅文学》《宝鸡作家》等杂志和微信公众平台上，好评如潮。由于我虔诚认真读文，结识了很多文友老师和文学前辈，受益匪浅。

      现在才明白，父亲当年训斥我，不是父亲不知道读书写作的重要性，而是原本教师出身的父亲，在五七年反右运动扩大化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遣返回乡进行劳动改造，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让老人家备受煎熬，心灰意冷，万念俱灭，宁可让儿子老老实实做个农民，也不愿意看到儿子再走自己的老路。

【1980年6月19日中央宣布:文革错批干部一律平反】由此伯父和父亲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肉体上折磨与灵魂上的煎熬，父亲平反后回到蔡家坡中学工作；伯父平反后带着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去了西宁……平反后的第一个春节，父亲欣然提笔写了对联：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横批:否极泰来。

   父辈的平反即结束了我贫穷苦涩的童年、少年时代…

    我童年渴望的城市生活，在我小时候只是心中的幻想。

   我通过不懈地努力让我的两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在西安这座古城里长大，那是为了给孩子们一个真正快乐的童年。

【作者简介】

武双喜，男，1962年生，陕西宝鸡人，文学爱好者，现居西安。宝鸡市杂文散文家协会会员，扶风县作协会员。2015年起在《中国乡村》，《陕西农村》，《陕西市政》等杂志及《鲁茅文学》，《陕西文谭》，《宝鸡作家》等平台发表过小说、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