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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游 东 门
蓝炯熹
宋淳祐五年（1245年）福安建县，当人们选定韩阳坂作为县衙所在地时，便按照市井建构的基本模式推而进之。此时，韩阳坂人烟寥落，寂寞荒芜，是块亟待开发的处女地。建县工程的首务是必须有大量居民移填于此。因此，诸姓家族中人拖家带口，陆陆续续，“卜迁”城内。他们筑墙架屋，凿井引水，铺设街道，开张商铺，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居乐业而作的物质准备。此时，第一任县令郑黼遂开始在户籍立档的“闰年图”中，画出城镇居民的“坊郭户”，以标明区别一般乡村齐民的户籍册本。伴随着落籍城邑，居民们遵照生存法则、伦理偏好与家业未来，将祖辈供养与奉祀的神灵请进城中，以作为心理慰藉、生计护佑的精神准备。于是，和临近街坊的心灵愿景如出一辙，在城东的厝群宅土上，各施其职的神宫庙观，顺势而立，拔地而起。从此，不论白昼黑夜，不舍春夏秋冬，香火缭绕，烛光辉映，时时处处，风风雨雨，各色神等在东门头自由自在地徘徊游荡。天上人间，人神共处，远近相望，虚实相生。从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对神灵的祈求与膜拜，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集体记忆与文化传统。
一、宾贤境里关帝庙
“宋仁宗朝，诏州、县立学，置义田。由是，学校之盛，始遍天下。” 所以，郑黼所从事的县城公共设施的建设，同推崇文功的宋王朝地方政府一样，除了建设县衙外，把文庙、县学的筹建当成举足轻重的头等大事。“宋淳祐五年，邑令郑黼创讲堂于龟湖山。八年，县令林子勋成之。”通过两任县令的合力同心，以龟湖为泮池，建文庙、学宫于龟山之巅，为韩阳城居民，请进第一尊儒教神灵孔圣人。文武之道，张弛契合，文武双庙的确立才能是城邑道德伦理精神的标配，才是凝聚城邑精神的张力。地方官员知道，与一般的城邑一样，韩阳城必须请进关帝神灵，这是应有之义，应居之理，应成之举。耐人寻味的是，韩阳城武庙（关帝庙）的起建，较之文庙，却整整晚了370年。而此时，文庙、县学已经告别了城西之龟湖山，而移建于城南之重金山。
清乾隆《福安县志》载：“关帝庙，在宾贤境。明万历乙卯（四十三年，1615年）冬建。国朝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知县傅植重修。乾隆十七年（1752年），署知县夏瑚重修。三十五年，知县廖云魁重修。祭仪见《祀典》。庙原存斋田四十亩零八分，在赤岭、社口、柏柱、南岸四地方，以供庙祀香灯。二十二年，知县黄彬另拨龟龄寺饷田二十亩，在六都后防、寿邑四都槡垅两地方，以资寿诞祀典。知县刘崝题柱集句：‘吴宫花草埋幽径，魏国山河半夕阳’。” 乾隆《福宁府志》又载：“关帝庙，在宾贤境。……庙后有像，及先代祠。乾隆二十年，知县黄彬请捐祀租备享。”
唐开元间，比照文庙祭祀体系，设立了武庙，又称武成庙。当时的武庙是祭祀姜太公及历代良将的。此习虽沿至宋代，但南宋的福安县城里，武庙阙如。到了明洪武年间，诏令废武庙，以姜太公从祀帝王庙。姜太公的退位，为关帝入主武庙埋下伏笔。开明之初，朱元璋在南京鸡鸣山鼎建了名闻遐迩的“护国十庙”。据说，他原先没有考虑设立关庙，因一夜梦境，遂将关庙列入其中。学术界认为，关于关羽的造神，年代久远。从西晋陈寿著《三国志》，以及南朝裴松之作注，“寿志裴注”为“关羽成神”孕育下宗教基因。元末明初，罗贯中《三国演义》的“还我头来”之神奇情节为关羽神灵化而推波助澜，深入人心。明清两代，关羽已经赫然成为国家级别神灵，统摄儒、道、释三教，覆盖九州大地。比较公认的观点认为：关帝神灵信仰始于宋元，高潮在晚明，顶峰在清末。福安的关帝神灵崇拜，以及关庙的建立，亦符合这个历史逻辑，即正处于关帝信仰文化发展的高潮期。
关帝祭典属于国家层面的“正祀”，而且是“大祀”，即官府主祀，库银度支。而比如妈祖祭典，虽属“正祀”，却为“小祀”，即官府主祀，民间埋单。至于民间土神俗祇的不入流祭祀，则称为不那么动听的“淫祀”。“淫祀”不得官府首肯，不入有司法眼，自生自灭，缺乏法律保护。“正祀”绝对是冠冕堂皇的，乾隆《福安县志》载：“祭武庙礼。前殿正中安设：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神位。后殿正中安设：曾祖光昭公、祖裕昌公、父成忠公三神位。岁凡三祭：一、五月十二日，前殿照常陈设，用帛一、牛一、羊一、豕一、果品五；后殿不用牛、余照前殿。一、每岁中春、中秋候部颁吉日致祭，前殿陈设帛一、牛一、羊一、豕一、笾十、豆十；后殿帛各一、羊各一、豕各一、笾各八、豆各八。前殿仪注：雍正五年（1757年）颁发。……后殿仪注……一切礼仪悉同前殿。”清光绪《福安县志》编撰者知县张景祁将福安文庙、武庙等“国家祭典”描述得相当具体、真切、详细、动人，这在诸多地方志书之中是极为罕见的，而当年记录下这“国家祀典”之“神圣剧场”、“庄严舞台”的“分情景脚本”，有“背景”、有“道具”、有“伴奏”、有“歌吟”、有“动作”、有“念白”，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儒教表演了一出荡气回肠、别具一格的官办“大戏”，亦算是有声有色、活龙活现、引人入胜、弥足珍贵。
关羽在佛教，是护法的伽蓝神；在道教，是忠信的财神。而福安民间对关羽神灵的崇拜，却不像晋商人等那么热衷，那么执着：晋商到哪里，关帝就立在那里。较之关帝信仰，福安民间对五显帝信仰更情有独钟。时至今日，福安寺庙伽蓝殿中所供奉的神灵基本上都是五显帝，却少见关帝。福安乡间道教称五显灵官大帝为“舍投公”，并认为，其神灵地位是“神头佛尾”。民国时期，东门头地界的寺庙宫观中也供奉佛教的五显伽蓝神与道教的五显灵官。五显帝之“神头”之说，即指闽东闾山教正坛神灵供奉十位神灵，分为十个等级。包括第一神五显帝、第二神九天烽火院田都元帅、第三神齐天大圣、第四神临水夫人陈靖姑、第五神妈祖、第六神玉圣后皇、第七神列位侯王、第八神马仙、第九神太姥娘娘、第十神杨九师公。以上牌位可见五显帝的首座地位。而五显帝之“佛尾”之言，是指在佛教寺庙五显帝仅仅充当护法菩萨的角色，并不隶属于佛家的须弥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民间宗教的民俗事象？是否因为福安的商业文化不那么发达？抑或洪武帝在鸡鸣山也立过五显灵顺庙？抑或其他什么缘由？
当下，福安城乡五显庙在在有之，而宾贤境内的关帝庙早已销声匿迹，不复存在。福安城内仅仅留下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关庙巷”地名。
二、一尊神灵的漂泊与变异
在历史上，东门头曾出现过三座极其相类的神庙，即棠坂宫、宾贤宫与棠发宫。有趣的是，此三宫均主祀一尊神灵——“江大王”。这三宫演绎着巨木变人，又人成神的故事。真可谓：人神天机，偶尔凑泊，时空变幻，妙不可言。
建于福安东门城外、鹤山之下的棠坂宫为时最早。明万历《福安县志》云：“棠坂宫，俗呼‘江大王’。相传有巨木自温州流至福宁，州人斧其木有鲜血。未几神降机，自名曰：‘我江大王也，帝命显灵于此土，其木则可雕为像也。’扆延祀之鹤山下，倭火独存。又俗传神与龙王搏不胜，以女女之。邑二月二神诞辰，俗明灯以迎迓其女。女归，雨必随注，盖其泪也。万历年，水坏宫，徙建察院左。” 这略带伤感的故事提供四则信息：一、江大王是有灵性的巨木；二、巨木源自温州，历经福宁（今霞浦）而流入福安；三、经明“嘉靖己未”（1559年）倭祸而独存于鹤山，却水毁于万历年间。这场大水是否就是有史以来破坏力最大的“万历辛巳”（1581年）之水，不得而知；四、差不多同时，宫庙移建于城内察院司之左，原仍呼“棠坂宫”，而后改称“宾贤宫”。此说，在乾隆《福安县志》中得到证实，其志书云：“宾贤宫，在宾贤境，祀江大王。”“察院司之左”，即在宾贤境。乾隆《福宁府志》亦提供佐证：“棠坂宫，传有巨木自温州来，流至福宁，人斧之，有鲜血。未几，神降乩自名曰：‘我江大王也。’祀之鹤山下，今改宾贤境。”《福宁府志》刊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此时仍呼：“棠坂宫”。刊于乾隆四十八年的《福安县志》才改称作“宾贤宫”。清末的光绪《福安县志》叙述得更为具体：“宾贤宫，在宾贤铺。乾隆五十年重建。祀江大王。光绪六年重修。董事余洪光、刘定邦、陈鸿钧、阮庆怀等增置祀田并旧置田产，勒碑宫内。”这里，“宾贤境”改称为“宾贤铺”。清末宾贤宫是宾贤铺上的地标性建筑，棠发宫起建最迟，但是维持时间最长。清光绪《福安县志》云：“棠发宫，在棠发铺。相传有巨木自温州流下，斧之有血。未几，神降其箕，自名曰：‘我江大王也，帝命显此土，木可雕为像，祀鹤山下。’后改祀棠发铺。乾隆三十三年建宫。嘉庆十三年（1808年），重建前座。”棠发宫附近有棠发亭，明万历《福安县志》载：“棠发亭，陆鹏建。东郊。万历年，丞叶得旸重建。”棠发亭下还有可供人游览的“漏泽园”。
今日，宾贤宫不存在，但棠发宫还在。虽然1940年代，被民国县长高诚学拆除，但里人又重新扶立。历经沧桑，成了东门头的“土主庙”。人们还口耳相传、绘声绘色地讲述“土主庙”的来历。坊间传说云：一日，有东门头居民神灵附体，代神言出“江大明王”的名号。并告诉里人自己正栖身南湖溪口桥下。里人寻得桥下，只见一根大树桩随洪水漂流停落于溪边。众人惊异，便将树桩运回东门头。又差人溯长溪上游打听，果真有名“江大明”者，他早已辞世，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地方官。里人回报，众商议将树桩雕刻成江大明圣像，并建宫祀之。宫曰：“棠发宫”，神为当境土主。今人都称“棠发宫”为保佑一方绥靖、四季平安的“土主宫”。每届农历正月十九，东门头居民们认为是江大明神诞日，他们都聚集在土主宫，烧香燃烛，虔诚膜拜。之后便是热闹非凡的神诞宴，席间鞭炮震耳、觥筹交错、喜气洋洋。
既然，神灵来自福宁（霞浦），那里是否会留下神灵的踪迹呢？查明万历《福宁州志·祠庙》载：“阜俗王庙，在五十一都大金（今长春镇大京村）。唐末有巨木浮海而来，土人将破而为薪，乃见梦于人曰：‘吾非凡材也，吾家台之黄岩，姓江氏名清，有道术。乡人呼为“江大圣”者，即吾也。’今没当庙食，兹土为阜俗神，乡人为立庙南山下。宋太平兴国中徙建今所。元丰八年（1085年）拓而新之。里人凡遇雨旸、疫疾，及风涛、险阻，祷之辄应。”乾隆《福宁府志·霞浦坛庙》、民国《霞浦县志·祠祀志》中也有相似的记载。但查现代版的《大京村志》文本，在“民间信仰”章节中，却不见与“阜俗王庙”相关涉的神庙。
今天虽然在霞浦没有寻得“阜俗江大王”的相关遗迹，但是2009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学者们到霞浦作田野调查，他们在柏洋乡盖竹上万村摩尼教遗址又有新的发现。他们在上万村林氏族谱中知道，该村在北宋有一位名林瞪（1003—1059）的人，他是霞浦宋代摩尼教“本土化”的教派，即“明教门”的关键性人物。当年他还控制一个堂口，即乐山堂（今龙首寺）。在其后人收藏清代乐山堂等摩尼教若干史料，包括请神科仪书和表文的手抄文书。学者们将这些资料统称为《霞浦文书》。在《霞浦文书》中看到，摩尼教入闽后融汇佛道释三教及巫教，并演化为“明门”的轨迹。在其中之一的《乐山堂神记》里，那融入摩尼教的诸多地方神灵中就有“阜俗江大王”神名。可见起码在当时的福宁（霞浦）区域内“阜俗江大王”还是颇有影响力的神灵。
民间神灵的价值与特征是具有人为的能产性，即人们在造神的过程中，因为信仰圈的不同，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往往对所信奉的神灵有可能出现不尽相同的态度、解读、构思、想象与诠释。同样一尊神灵的故事、形象、灵性、法力，甚至名号等，当遇到不同的时空、别样的人群时，就可能被善意而有条件、有前提的更动、叠加、夸张、变异。如是神灵，可以命名为“江大王”、或“阜俗江大王”、或“江大圣”、或“江清”、或“江大明”；其神诞日可以是农历“二月二”，或是“正月十九”；其本体可以是有灵性的树木，也可以是有神性的人物；其故事可以曲折，亦可直白；发生时间可以追溯到唐宋，也可以不着年代，任人猜想；可以有与龙王搏斗的惊心动魄的情节，也可以有与女儿相逢泪雨滂沱的桥段，或者就直接赞扬他是“爱民如子”的地方官员。人们在造神过程中，有多少想象力与创造力，其所创造的神灵便会有多少不可估量的神力、影响力与对信众的控制力。
三、凤尾山会聚七路神灵
在凤尾山方圆不足一里的坡地上，曾别有风光地坐落着七座宫庙，并请来了七路神灵。我们可以沿着横路面的一胫小路往下走，一路浏览，一路品味。
首先遇到的是五显帝宫，俗称“舍投宫”。其主祀神灵是五显大帝，神座上供奉着五位兄弟神灵，以中为尊者是三眼华光。五兄弟神灵姓萧，明万历《福安县志》对祂们神灵组合的封号，载之详备：五显帝“徽州府婺源人，姓萧，玉帝封为佛中上善天下正神五显灵观（官）大帝，法名华光。宋赐封号，一曰‘显聪昭圣孚仁福善王’、二曰‘显明昭圣孚义福顺王’、三曰‘显正昭圣孚智福应王’、四曰‘显直昭圣孚爱福惠王’、五曰‘显德昭圣孚信福庆王’。五圣之性属火，江以南祀之。邑北兴隆宫、南洋尾宫，各乡隅皆祀。”民间话本《南游记》中，“五显华光”五兄弟各有其名，依大到小排列，分别名“萧显聪”、“萧显明”、“萧显正”、“萧显志”、“萧显德”等。五显帝华光信仰源于江南地区原始宗教中之五通信仰，后经释、道二氏改造，整合而成佛教与道教的护法神。清乾隆《福宁府志》云：“神君五圣，亦名华光。江以南无处不奉祀。”五显神灵遍及福安城乡，崇信之风炽烈。福安民间俗语称五圣为“舍投公”，“舍投”即指道教神灵“灵官”。福安民间称灵官老大为“大舍投”。传说道教中有五百灵官，即五百舍投。在福安民间还有“白衣舍投”、“金山舍投”等。
其二是林四使宫，位于五显帝宫之左。林四使信仰流传于福安南路长溪下游一带村落，长溪支流茜洋溪流域的村落也供奉林四使，在柏柱洋的楼下村就有一座造型别致、风格迥异、小巧玲珑的林四使宫。传说林四使是保佑农家六畜的神灵，其神格不高，但平易近人，深得乡村里人爱戴与敬重。林四使信仰也泽被霞浦，摩尼教经书《霞浦文书·乐山堂神记》中载有“定马单枪林四使舍投”，与“五显灵官大帝舍投”并列，纳入了摩尼教“明教门”的万神殿。
顺着小路再往东南走，有一株大榕树，树边有口井，人称“下井”，井边有一口石制香炉，里人说，大榕树有灵性，而这口香炉也是从异域飞来的，肯定神力了得。从飞来香炉往北走，是缓缓的上坡路，迎面有一口井，称为“上井”。
其三是将爷庙，就在上井边。将爷庙供奉的是黑白无常二尊鬼神。据说，他们属于地狱神鬼系列。“黑无常”着一身黑长衫，执一把黑扇，戴一顶黑色高帽，帽上写着“见吾死哉”四字，是一个六亲不认的煞星。“白无常”着一身白长衫，执一把白扇子，戴一顶白色高帽，帽上写着“见吾生财”四字，既收人魂魄，又寻人开心，黑色幽默。福安里人将二位称为“谢范大人”，又称“将爷公”，或俚称“黑哥”、“白哥”。二者模样一黑一白，一高一矮，一瘦一胖，亦鬼亦神，夜间出没，搭档而行，行踪诡秘，在冥界专司勾魂摄魄，把人从阳间拖入阴间。因二鬼身份特殊，人们都心生畏惧，便在城乡的边边角角设立了大大小小将爷庙，供奉二位，讨好二位，请他们开恩，能网开一面，放过一码。乡镇将爷庙是县城城隍庙的“下属分支机构”，是城隍信仰文化向乡镇的延伸物。每年正月十五日与八月十五日分别是谢范二位老爷的生日，这两天将爷庙里燃起数十根如椽巨烛，把将爷庙烘托得一片红火，异常虔诚的信众们脸上泛着痴迷而狂喜的红光。
其四是积善堂，位于将爷庙之南。内供奉观音慈航菩萨与伽蓝菩萨（五显华光帝），是“斋教”之“菜姐”的道场。自明清以来，福安释玄两教，脉象衰微，僧道合居于寺庙现象比较普遍。福安四境均有先天道、龙华道、瑶池道、老母道等“外道”。这些道派亦称“斋教”，即“吃菜教”。其教徒以女性居多，每誓终身吃素，世人谓之“吃长菜”。他们聚众成会，自立门户，以供奉弥勒佛与观世音为信仰核心，也崇祀道教及其它民间信仰的神灵，她们平时既诵民间习见的佛经，如《心经》、《金刚经》、《梁皇忏》等，也念白莲教的经咒，是明清两代活跃于福安城乡的外佛内道之异类教门。
沿着小路往北走，凤尾山最具规模的寺庙凤尾庵便在眼前。有大雄宝殿、天王殿、伽蓝殿、僧寮等，规模不大，但设置齐全，是凤尾山的一座地标建筑。过去人们去凤尾山地界，都迳自说：“去凤尾庵”。因为，“凤尾庵”就代表“凤尾山”，“凤尾山”就直呼“凤尾庵”。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凤尾庵位于城内，加之比丘尼们勤勉、热情，修持得当。近世，庵里礼佛的四邻信众均成群结队，行走其间，络绎不绝。平时里，整个凤尾庵都笼罩在香火、经声、佛号之中。佛堂四壁、须弥座上众佛像，被香烛熏得一片漆黑，像涂抹一层乌黑发亮的油彩。灰暗的佛堂里一尊尊正襟危坐的佛像都几乎辨认不出。
凤尾庵的背后是观音阁，供奉观音菩萨与伽蓝菩萨，比丘尼人数不多，不如凤尾庵那般规模与架势，倒是清新静穆。以上两处的佛弟子均不晓法名，也不知她们分属于“曹洞”还是“临济”。清光绪《福安县志》载：“凤尾庵，在城内东北隅。有上庵、下庵二处。”上庵即观音阁、下庵是凤尾庵。
其七是民国之后的节孝祠，位于众宫庙之南。祠庙已经丧失原有的功能，临水夫人陈靖姑进驻祠内，祂们取代了诸代“节孝”列女。祠庙内除了供奉三奶夫人，即陈十四娘、林九娘与李三娘外，还旁祀三十六婆姐。陈靖姑为神名，俗名奶娘，又称临水夫人、顺懿夫人、通天圣母、太后元君等，是闽东最有影响力的女神。三十六婆姐原为闽王王审知的宫女，后被陈靖姑度化为神。根据民间传说，陈靖姑出生闽县下渡，出嫁古田中村，羽化罗源西洋。因为古田有陈靖姑祖庙，又离福安较近，正月间，福安信众们会择吉日、踏夜色，到古田县去请神分香，此神祇之俗延续至今。
凤尾山七座宫庙统摄了福安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等，有代表性的七路神灵，这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今天的东门头人会把当年凤尾山的宗教盛景权且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韩城城镇化的步伐迈得飞快，如今凤尾山七座宫庙、七路神灵都已灰飞烟灭，不留下一丝踪迹。人们偶尔想起，只能是感慨唏嘘，思绪绵绵。
四、虔诚女香客•悲情节孝祠
南宋之后，福建宗教空前发展和繁荣。著名诗人陆游（1125—1210）从宁德主簿“平调”到福州任决曹，他曾作《福州城隍昭利东岳庙祈雨文》一文，文曰：“闽之风俗，祭祀报祈比他郡国最谨，以故祠庙之盛，甲于四方。”此时，各路神祇崇拜逐渐多样化、俗世化与商业化，各色宫庙在无形地竞争中形成了充满活力的宗教市场。于是，与宫庙的此岸交往，与神灵的彼岸交心，当一名虔诚的女香客，成了福安闺中女流之辈的一种时尚。女香客们虽然没有像佛教比丘尼和道教女冠那样独身坚守，但他们对神祇的崇拜可以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表达出来。她们可以请进神像供奉在家中神龛，可以在家中举行各种神事，可以直接参与宫庙各种祭祀，可以在乡村目睹迎神报赛；可以与家族中女性交流崇神心得，也可以在闺中自制祭拜神祇的纸质供品；她们还偶尔会到福安著名宫庙，如真庆观、鹤山观、龟湖寺、栖云寺等或进香膜拜，或参访僧道，或布施钱财；可以在闺中抄经、诵经、念经。她们在家庭与公共场合内外行走，自由出入宗教市场。这样，此岸与彼岸的屏障被穿透了，俗世与神界的界限被模糊了。终于，女性的私密空间拓展到人神互动的宗教领域。
南宋之后，闽学在福建兴起，儒教成为官员施政理念，并深入民间农事穑功。最为典型的事像是在城乡大兴妇女缠足之风，把“三寸金莲”作为女性审美的最高境界。不知不觉，儒教之无形枷锁将妇女社交的大门关闭，而惟有神事活动又为她们启开了一扇特殊的窗户。公认的宗教观给城乡妇人提出了惟一的出路：无外务，仅神事。具体说，共享神圣的主题，性别偏见在神品消费中通常并不明显，与家外世界的联系，丰富自身物质精神两方面的生活体验，只有通过神事这条特殊的路径，她们的行为才显得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神事兴趣由血缘关系的潜移默化而影响、培育，并在亲属关系网之外逐渐发展。通过神事媒介，在有限的乡土社交网络中将亲疏、男女香客联系在一起。
到了清代，民俗性神事更为发达，清王朝对神事管理，日趋严厉，尤其是对妇人的限制：“康熙元年（1662年）定，凡作道场者，止许在本家院内。其当家建设席棚，扬旛悬榜，及僧道张伞奉持香帛，遶街行走，取水画地开酆都穿甲胄等项悉行禁止。违者僧道杖二十，为民。该管僧道官革职，其作道场之家，系官，交该部议处。系民，治以违禁之罪。”乾隆朝谕：“僧道不得于市肆诵经托钵，陈说因果，敛聚金钱。违者惩责。游手顽民，托名方外，或指称仙佛，谬许前知，以惑民听者，从重治之。若创立无为、白莲、焚香、闻香，混元、龙元、洪阳、圆通、大乘等教，诱致愚民，男女扰杂，击鼓鸣金，迎神赛会者，论如律。步军统领、五城司坊，及直省守土官严加禁止。”清廷还禁止妇女私自入宫庙。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戊子，谕礼部：“又有妇女或叩拜喇嘛，或叩拜寺庙、观宇，必随本身丈夫同行。不许妇女私自叩拜喇嘛、寺庙、庵、观，如违治罪。”乾隆《大清会典》云：“寺观以僧道为庙祝，有远方僧道投止，验无牒照，即报有司讯究，私留者论。妇女入庙，游观，庙祝不禁拒者，罪与本人同。”清廷虽三申五令，但由于官员家属神事活动的带头作用，民间妇女进寺礼佛等，却往往仍屡禁不止。
歌颂女性的美德时，宗教并不是永恒传统的主题。当官衙要评价某个妇人时，社会完全可以忽视她们的宗教抱负与宗教生活。即使社会要赞美她们的宗教追求时，前提也是她们没有放弃家庭责任。因为，主内才是女性应有的生活。正统儒教思想作为施政理念的县衙，着重旌表的是具有儒教思想与行为的各家族女性，在历代的地方志书中书写“列女”们的伦理实践，在公共建筑中专设地方女性楷模的词庙，即节孝祠。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修《福安县志·人物志》旌表的“列女”共51人，其中宋代2人，元代2人，明万历二十五年前人数47人。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修《福安县志·列女》载：“《易》曰：家人利女贞，正家之道，必自闺帏始矣。《诗二南》咏风化，多详女德。《春秋》于宋伯姬、叔姬卒葬详记之，皆所以重阴教也。刘向作《列女传》，自此以后女贞妇顺，并列正史，岂非以巾帼节烈足以感金石而动鬼神耶？闽中风气廉直，士重节义，而女多静淑。虽山陬海澨，练裳樵署之伦失其所天，率艰贞自守，谨依前志，并采舆评，以补绰楔之所未备，类分节烈、贤媛，义取激扬，本前哲之遗轨也。”志书按“贞烈”、“节孝”、“贤媛”分类，共旌表193人。宋元依旧各2人，明52人，清乾隆二十五年前人数139人。清光绪十年（1884年）修《福安县志·列女》载：“安邑风气亮直，节义炳著。女有士行者，十室而九。本朝旌淑表贞，泽被嫠纬。荆钗椎结之伦，一失所天，类能饮冰茹蘖，之死靡他，而奎筚姓氏，末由上达，故旌典多所不及；当世士夫亦鲜有发其幽光，笔诸彤史者。虽幽兰不以无人而不芳，贞女不以无知而改操，而其志则重可悲也。昔欧阳公序《六臣传》谓：‘一女子之不若。’由是观之，闺帏节烈之气，不与忠臣、义士同光于日月哉？至秉质淑懿，动娴礼则，媲媺恆、孟，戚䣊同声，抑其次也。谨胪其阃行可风者，著于篇焉。” 志书按“贞烈”、“节孝”、“贤媛”、“寿妇”分类，共旌表1843人，其中宋元5人，明代70人，光绪十年前人数1568人。志书将80岁以上的“寿妇”作为“附录”置于“列女”之后，共200人，除了1人宋代外，其余都是清人。列女的数量递年累增，官府对旌表列女越来越重视。同时，也越来越详细、具体。晚清时期，对载入志书之“节孝”之妇，都要有当地有声望的廪生、贡生、恩贡、例贡、副贡、生员、老民等人实名“举报”。
清代在各省﹑府﹑州﹑县各建“节孝祠”一所﹐祠外还建牌坊。《福安县志》罗列的名单是入主节孝祠的依据，但是入书者未必都能进祠。凡节孝妇女须由官府奏准旌表后方可入祀其中﹐以春秋致祭。福安节孝祠原在重金山文庙附近，为文庙系统的祠庙之一，后来移建于东门头凤尾山地界。乾隆《福安县志》载：“节孝祠，在重金山。雍正五年（1726年），知县傅植建。乾隆二十六年，里人贡生陈灿捐置凤尾山地基，里人贡生陈维屏移建。”乾隆《福安县志》还记载了雍正年间共70人“入主节孝祠”。入祠者以牌位竖立，上书姓名、住址、某人之妻。如“杨细使，宾贤林肇城妻”，不载具体事迹。
因为，许多“列女”没有标明住址，因此，无法详细统计录入《福安县志》的东门人氏“列女”，仅举几例：
（明）郭氏，东门人。陈国祀妻。孀守无瑕。遇倭，以义自洁，解带自缢于树而死。男绍英早逝，妇长使诸生大乾女，终身缟素，步不逾阃，䌟纟卢训孤，克承其志，里人贤之。 乾隆《福宁府志》将“郭氏”列在“贞烈”一节中，事迹大同小异，文曰：“郭氏，陈国祉妻，孀居茹荼，倭至自缢。子绍英逝，妇长使终身缟素，足不逾阈。时人贤之。”
（国朝）缪珠娘，东门张文铨妻。生一子二女，夫故，年念九。家贫，族单，孀守抚孤，合葬翁姑，年五十六卒。
缪氏，名珠娘，城东张文诠妻，生一子二女，夫故，年二十九，家贫，孀守，纺绩抚孤。合葬舅姑与其夫。年五十六卒。
彭启使，东门郭显声妻。生二子而夫没，家贫，姑老儿幼，茹荼苦守，卒成其志。年六十一卒。
李琼玉，宾贤庠生林文熙妻。年三十夫故。矢志靡他，奉翁姑孝，课二子，睿、晖俱庠生。
立在东门的牌坊有“节孝坊（在东门外棠发洋亭边。为林永禄妻李桂英立。）”贞寿坊（在东门铺，（乾隆）十八年为儒士郭鸿逵妻刘氏立。）乾隆《福安县志》将刘氏列在“列女”之“寿妇”栏，文曰：“国朝，刘清使，东门郭鸿逵妻。一百零五岁，乾隆十六年建坊，赐绢。”
城东还有3座牌坊，不属于列女坊，而是名士坊。如“青紫坊”，在东门巷。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为郭殷立。“文魁坊”，在东街。明景泰二年（1451年）为刘安立。“良弼坊”，在鹤山下。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为郭文周立。
入主“节孝祠”的妇人们都有一部悲情史，她们人生轨迹基本上都遵循儒家道统、封建礼教，为了家族永续发展，呕心沥血，安贫若素，默默奉献。她们的遭遇值得同情，发人深思。如果没有方志史家落笔，今人定然全不知晓她们。在封建时代，性别不平等现象永远存在，在男权主导的社会里，文人赞美她们是希望在世的妇人们永远效法。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在民国新思潮的影响下，节孝祠里的牌位自然而然地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这是一部充满偶然性的历史轻喜剧，昔日女性楷模被今朝女性神灵所取代，三奶夫人以及三十六婆姐入主祠庙。于是“节孝祠”蜕变为焕然一新的“夫人庙”。
【作家风采】
蓝炯熹，福建福安人，畲族，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福建省民族与宗教研究所原所长、《福建民族》杂志原主编。主要学术成果包括主编《福建省志·民族志》（鹭江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畲族卷（国家“十一五”文化重点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畲族编（国家艺术学科项目）》、《穆云畲族乡志》（海峡书局）、《康厝畲族乡志》（海峡书局）、《坂中畲族乡志》（海峡书局），专著《畲民家族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猴墩茶人》（云南人民出版社）、《云水仙府·福安道观》（华夏出版社）、《福安佛教志》（中华书局）、《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调查·景宁畲族自治县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调查·宁德畲族聚居区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述两书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在国家权威学术刊物《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以及《中国民族》《回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写作文字量150万字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