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介绍〗
法国《世界报》在评价苏东坡时是这样说的：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勤于政务；处江湖之远，尽职尽责，为善一方。
《世界报》把苏东坡置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大背景之下加以审视。它认为，中国的北宋时期正值佛教式微、孔孟学说重新抬头，这有些像欧洲的文艺复兴。
而生活在这个时期的苏东坡，则力图将佛家的出世、道家的养生和儒家的入世调和起来，从释道儒三者的会通合流中寻求精神自由，诗文书画仅仅是他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
［华丽转身的东坡居士］
在元丰三年（一〇八〇）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起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迈当时已经二十一岁。
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在等待家眷之时，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惠院。
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楂树下散步。
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
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
苏东坡在黄州的物质生活面临三大难题：
第一难，花销问题。苏东坡在黄州所担任的职务是：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团练副使”大体相当于今县级人民武装部副部长，但是“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两句话表明，苏东坡这个副部长没有签字权和行政权，就只是个空头官衔。
他的身份本质上是由黄州官府代为看管的犯官。按照朝廷的规定，像苏东坡这样的犯官，除了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之外，没有正常的俸禄薪水。
苏东坡做了二十多年官，“俸人所得，随手辄尽”（苏轼《与章子厚书》），俸禄到手，随到随花，从来没有储蓄的习惯。
所以他来到黄州后，一家老小二十多口人的花销就成了大问题。
不过这难不倒苏东坡，钱多我就多花，钱少我就计划着花，这就是苏东坡对待金钱的潇洒态度。
他现在虽然没有正常的薪水，不过积蓄还是有一点儿的，于是他做了精心的计划，规定：今后每天花费不超过一百五十文钱。
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文钱，分为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早用叉子挑一份，然后将叉子藏起来。
当天剩余的钱另外存在大竹筒里，作为接待客人的费用（事载苏轼《答秦太虚书》）。
但就算这样精打细算，手头的现钱也只能支撑一年多。那么，一年以后怎么办呢？
苏东坡说：“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答秦太虚书》）
意思是说，到了钱用光的时候，再做筹划，正所谓水到渠成，一年后的问题一年后再考虑，不需要提前发愁。聪明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支烦恼！
第二难，住房问题。按照朝廷规定，苏东坡这样的犯官无权享受官府提供的住宅，那一家二十多口人住在哪里？
开始的时候，苏东坡一家住在江边一个废弃的官府驿站--临皋亭，这个地方不仅潮湿闷热，而且拥挤不堪，来了朋友更是无法安排。
后来，苏东坡在种地的东坡园中选址修建了五间泥瓦农舍。
农舍在大雪纷飞的冬季建成，苏东坡在厅堂四壁涂白如雪，起居坐卧，四面环顾，俱为雪景，故而美其名日“雪堂”（事载苏轼《雪堂记》）。
雪堂不仅解决了家庭住房的困难，从此也成为苏东坡在黄州精神生活的重要象征。
第三难，吃饭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第一个问题的直接后果，没有足够的钱当然就没有足够的口粮，怎么办？
苏东坡的决定同样潇洒：脱下文人的长袍，穿上农夫的短打，自己动手，开荒种地。经过多方申请，当地政府批给苏东坡一块五十亩的废弃坡地。
苏东坡非常钦佩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常常在诗词中以乐天自比。白居易被贬忠州刺史时，曾作《东坡种花》诗，诗云：
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
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
现在，这块五十亩的贫地正好位于黄州城东门外，于是苏东坡干脆给这块地取名“东坡”，并自称“东坡居士”（事载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
苏东坡这个名号就是这么来的，它在民间的影响可要比苏轼这个名字大多了！
在一般文人看来，开荒种地本来就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不过是一块废弃的坡地，却偏偏称作什么“东坡”！
一介犯官，被贬偏隅之地，穷困潦倒，却还要自称什么“居士”，简直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没错！这就是苏东坡的与众不同之处。
谁说文人不能种地？谁说种地的人就不能自称居士？又有谁规定种地丢人现眼？
没有饭吃，就得种地，收割庄稼，就有饭吃，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多少所谓的文人却不明白，也不愿意明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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