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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龚如仲（美国）
海外头条总编审 王 在 军 （中国）
海外头条副编审 Wendy温迪（英国）
海 外 头 条总 编 火 凤 凰 （海外）
图片选自百度
非洲往事
（三则）
文/龚如仲
大学毕业并到军垦农场锻炼两年后，我被分配到了铁道部援外办公室工作。在铁道部熟悉业务半年后，我被派往非洲，职务是铁道部援建坦赞铁路（坦赞铁路是“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简称）工作组总部的英文翻译。我先在东非的坦桑尼亚，后在中南非的赞比亚为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总部效力了整整四年。远在异国他乡的工作经历，让我感受良多。除了年轻时的“志在全球”的豪情满怀，非洲的生活有时候是艰辛的，寂寞的，但也不乏快乐。下面我就讲三个我在非洲的小故事，也是我的亲身经历，供读者诸君一读，算是酒后茶余的消遣吧。
（一）可爱的非洲人
在援建坦赞铁路期间，我先在坦桑尼亚，后又到了赞比亚，横跨了东非、中南非两个非洲国家。由于工作性质之故（我是一个翻译），我接触到的非洲人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他们当中有政府的“大员”，有坦赞铁路局的“管事”，也有相关部门的办事员，甚至还有普通工人，乃至当地的老百性。但不管是什么人，他们都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凭心而论，非洲工人在那种特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奉献”和“不畏艰难”的精神远远比不上中国的劳工，但是让我叹服的是非洲人身上那份自然流露的坦诚、滚烫如火的热情以及不失幽默的单纯。那时的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感叹：“在非洲这块土地上，真有不少可爱的非洲人”！
现在，就让我用愉悦的心情，来回忆一下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几件平常小事吧。
我抵达坦桑尼亚海港大城市（也是坦桑尼亚最大的城市）达累斯萨拉姆之后，我的援外生涯就开始了。【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总部的办公楼座落在达累斯萨拉姆港区的一角。这是一幢商住两用、风格独特的米黄色小楼。楼房的一层为办公场所，二层提供住宿。而且小楼对面就是印度洋，视野非常开阔。放眼望去，围绕着小楼周围的是一丛丛红艳艳的杜鹃花，它们与近处的芳草、远处的林木交相辉映，是一个让你身心倍感惬意的地方。
头一天工作结束、吃过晚饭后，与我同居一室的斯瓦希利语翻译小马陪着我这位新来的同行出去散步。那时正值太阳刚刚下山，西边的天空上辉映着夕阳的余晖，洋面上飘来的阵阵微风，令白天的暑热荡然无存。我们走在外面，顿时感觉心旷神怡。我们二人就这样漫步在有鲜花绿草点缀的林间小路上，开始了天南海北的聊天。“尿”！突然一个声音从耳际响起，我当时真的被吓了一跳。抬头望去，只见三个眉清目秀的非洲少年，正笑咪咪地看着我们。不言而喻，那个“尿”的声音肯定来自他们三个，而且还是冲着小马和我两个人的。虽然不明就里，但我还是友好地回之以礼，对少年们说了句“HOW ARE YOU ”（你们好吗）之后，少年们欢快地离去，身后留下了他们清脆的笑声。望着少年们的背影，我一时不得其解，当即请教小马：非洲人的“尿”是何含义？小马笑着对我说道：“坦桑人对中国人十分友善，男女老少都喜欢学上几句中国话。刚才几个少年是试图用中文对咱们说‘你好’，但他们吐字不清，错把‘你好’之音发成了‘尿’了”。我闻言之后不由得会心一笑。这算是我头一回和非洲人打交道吧，而三个小家伙可爱的形象就这样欢快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
当然，这件事情只是非洲人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一件小事，其实在我今后的日子里，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还有一件，是关于非洲兄弟的。
由于铁路修建工程浩大、难度很高，所以光凭中国派来的几万援外队伍显然是不够的。于是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就会同当地政府，招募了几万名当地劳工。由于他们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所以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及熟练工人就当然地成了这支修路大军的领头人和骨干。一个中国班长或工长带领着几个或十几个当地劳工可以说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当务之急。在当时，中坦或中赞两国工人的关系相当密切和友好。非洲工人不仅心悦诚服地跟着中国工人干活，甚至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的“中国班长”以充分的信任和依赖。众所周知，非洲人生性豁达、性格乐观、处事直率，但他们花钱无度。很少有非洲人具备“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理念。往往是工资一到手，下班后就把钱“孝敬”给了酒馆、食肆，恨不得把挣来的金钱一股脑儿地花个干净。等他们到了手头几乎已无分文之际，这些非洲人只好采采野果、半饥半饱地将就过日子了。但中国人就不一样了。中国人极善理财，是绝不允许自己有“寅吃卯粮”的事情发生的。所以好心的中国班长、工长们也常常开导他们的非洲兄第，劝他们也应“手有积蓄、以防不测”。在潜移默化中，有些当地工人也渐渐养成了存钱的好习惯。
可是新的问题就来了：钱往那儿存呢？要知道铁路修建沿线大多是荒山老林，离城市甚远，工人无银行可寻。而非洲工人们往往不乐意把所有现金交于妻子保管（他们的妻子们也许更能花钱）。于是他们想到了与他们朝夕相处、并肩工作的中国人。
赞比亚工人杰森是个带着眼镜，有初中文化的“读书人”。虽说是个劳工，但他颇有点“书卷气”，英语说得也不错。这小伙子工作相当勤勉，而且对他的班长特别信任。杰森和他班长经常通过工程队的翻译进行友好交流。在他的中国班长的影响下，杰森决定每个月除了必需的开销支出外，把余钱都交给班长代管。他的班长是个来自四川的中年汉子，为人谨慎而厚道。月复一月，杰森和班长都存了为数不少的钱。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工人都是几人同住一室（或帐蓬），工人间没有隐私可言。谨慎的班长为了安全起见，不敢把钱放在室内。于是他就把他和杰森的存款用油布包紧、悄悄地把油布包放入离住处不远的地洞中（洞是班长所挖，洞上当然有覆盖物、且“天衣无缝”）。几个月下来，倒也相安无事。有一天，班长和杰森照常随队施工。傍晚时分回到营地时，两人不禁大吃一惊。他们发现营地四周草已铲尽，地面被实土夯平，不少建筑材料已经堆放其上。原来因施工需要，工程队决定在此建一仓库。可班长的“保险箱”已经“渺无踪影”，他和杰森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财也自然长眠于地下了。这时的班长已急得两眼通红、面色苍白、不知如何是好。可这位非洲小伙子表现得却大不一样。他先是发了一楞，等他明白过来后，竟然一下子抱着班长哈哈大笑起来。您说这非洲“傻小子”是不是非常可爱？
在坦赞铁路施工沿在线，“翻译官们”都是些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以说他们是中国人的“拐棍儿”。中国人无论在当地干什么、说什么都离不开翻译这根拐棍儿。作为工作组总部的一名“翻译官”，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位“大人物”，因为工作组总部的大事小情都常常少不了我。有一回工作组总部的炊事班长老尹（炊事班长就是伙房头儿）求我陪他出去买鸡蛋。姆贝亚是个靠近赞比亚边界的一个坦桑尼亚小城，集市离驻地甚远。为了省钱，老尹坚持要到几十公里外的农村腹地采买，原因是那儿的鸡蛋既新鲜又便宜。于是我们连同司机一行三人，驱车前往。
开了近一个小时的路程后，我们到了目的地。非洲农村地广人稀，与其说是“菜市场”，还不如说是一个个散落于乡间的私家摊位。只见它们东一处、西一堆，村民们把自家生产的菜蔬、水果、家禽、蛋类放在乡间小路旁，待客而售。茫茫大地，何处去寻鸡蛋？
正惶惶间，我忽然看到远处一位坦桑尼亚大嫂，头顶一个硕大瓦罐，正一步一扭地向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非洲妇女出行时，很少用手提物，普遍喜欢以头代手。无论是一罐水，一捆柴，或是一包不重的衣物，都用头顶）。我顿时喜出望外，赶紧举步向前，试着用英语问她何处可以买到鸡蛋？可惜大嫂不懂英文，我又不懂坦桑尼亚当地话斯瓦希利语，真是鸡同鸭讲。正为难之际，伙房头儿老尹突发奇想，想要用手势和动作让大嫂明白我们的意思。只见他对着非洲大嫂圆睁双眼，并用手连比带划。接着老尹俯身向前，作母鸡“伏窝状”，一会儿口中“咯咯达“、“咯咯达”地一阵乱叫，既而右手虚掏身后，作“取蛋状”。非洲大嫂见此情景，先是大吃一惊，等会意之后，不觉放声大笑。于是非洲大嫂让我们把车停靠路边，由她在前头引路，不一会儿就把我们带到了乡间小路边一个专卖鸡蛋、家禽的摊位前。
谢过这位非洲大嫂，老尹走向摊主，询问鸡蛋何价？摊主是一位面容和善的老者。老者口吐“先令”二字（“先令”的当地语发音与英语Shilling发音相似），同时伸出三指，意谓“一先令可买鸡蛋三枚”。老尹心领神会，立即掏一张百元大钞递给摊主，意思是我出一百先令，给我数三百枚鸡蛋来！不承想摊主连连摆手，意既此事不可。老者的拒绝让我们纳闷不已。经双方反复用手比划、交流后，我们方才明白：原来这位非洲老先生根本就不识数，他弄不清一百先令与三百枚鸡蛋之间的数学关系。老先生坚持要以一个先令对三枚鸡蛋的“游戏规则”进行买卖，否则的话交易取消。无奈何，我等三人只得走向一边，翻遍各自衣兜，好不容易才凑出三十个先令的硬币。老尹返回摊主面前，老老实实按摊主“一先令买三鸡蛋”的“指令”，来来往往三十回，终于购得九十枚鸡蛋。这个时候天色将晚，我等三人急急回到车上，开车打道回府。
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又想起刚才买卖的一幕：是啊，这非洲老汉固然“笨”得可爱，但我们这位尹大厨不也同样憨得有趣吗？您说呐？
（二）寂寞而快乐的援外工作者
我在非洲待了四年，先是服务于工作组驻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总部，后来随着铁路建设向赞比亚方向推移，就又分别在坦赞两国的交界处姆贝亚总部和赞比亚腹地的姆皮卡总部工作，前后各两年。四年里，如果不是亲临其境的人是根本无法想象我们所承受的孤寂和煎熬的。试想想：整整二十四个月，你无法见到妻子儿女、父母兄弟的面容，你甚至无法听到他们的声音（因为没有长途电话可打）；整整二十四个月，我们聊以慰藉的只有带在身上的亲人的照片，而唯一可以与他们保持沟通的方式就是书信来往。然而一封信漂洋过海、到达我们的手上，就需要个把月的等待和盼望。
就拿我来说吧。当我离开北京飞往坦桑尼亚时侯，我的妻子怀孕才三个多月。而我头一届任期期满回国探亲时，大女儿业已一岁多，已经是一个会走路、会说话、会唱歌的小天使了。记得我当时到家的时侯是白天，因为有我带给她的糖果和饼干，小家伙对我这个“陌生人”还算友好。但等到夜幕降临，小家伙见我还“赖着不走”，她就开始很不乐意了。再等到妻和我打算上床休息时，小家伙甚至开始哭闹、逼着她的妈妈要将我这个“陌生人”扫地出门。最后，看到我还是不走，她就火冒三丈，骂我是“大坏蛋”，是“胡汉三“（当时中国一部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反派人物），说着还把口中正嚼着的饼干吐在我的鞋上。想来那种滋味，怎一个难受了得！
不过话又说回来，除了长期与家人分离和远在他乡的寂寞，我们在非洲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充满快乐的。虽然无电视可看、无电话可打、无卡拉OK可唱，但我们这群”单身汉“（任何人都不允许带家属，就连统领工作组总部的大组长、中国铁道部副部长的布克先生也不例外）可以下下棋、打打牌、吹吹牛，或是听听十二管的收音机。每逢天气好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打打排球、羽毛球或是乒乓球什么的。工作组总部的“排球队”水平还真不低，我们常常和铁路施工的工程队，甚至和当地的“专业”球队比赛高低，而身为“排球队长”的我会比一般人更加忙碌些，但也忙得有滋有味。还有，就是一月一次的“电影放映日”。每当这个日子来临时，整个工作组大院就像过节似的，大家就快乐地忙碌起来。有挂银幕的，有打扫场子的，也有拉电线安灯的，大家忙得不亦乐乎。忙完之后，我们工作组的全体“单身汉”加上唯一的女翻译小张便会拿着小板凳或是提着“小马扎”早早地来到工作组大院内的“露天剧场”，静等着享用这场难得的“视觉盛宴”。
或许是后来得知我们这些援外人员在国外的生活实在太苦了，铁道部破天荒地让铁路文工团派出杂技团到坦赞铁路“慰问演出”。杂技团先从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演起，一步一步演到赞比亚的姆皮卡。这次演出让我们这些“单身汉”们着实快乐了一回。
说到杂技演出，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件趣事。
杂技团抵达我们赞比亚工作组总部所在地姆皮卡时，演员离开中国已经一个多月了。一次演出完毕后，因为离熄灯睡觉的时间尚早，我们几个臭味相投的年轻人又返回办公室开始“侃大山“。正当我们哥儿几个聊得高兴的时候，忽然间听到有人敲门的音声。开门一看，只见一位年轻貌美、身材苗条的女孩儿站在门前。原来这个女孩儿是杂技团的一名演员。她进入我们办公室后，就问我们她能不能见到工作组的小唐？我们知道小唐是由铁道部派到姆皮卡工作组总部的工程师，刚刚飞抵非洲上任。我们说当然可以，并立即派人把小唐找了来。
姑娘一见小唐，马上急切地问到：“是您昨天把我爱人托您带给我的信交给我的吧（当时中国人对外人介绍自己的“另一半”时一律叫“爱人”，绝不叫“老公”或“老婆”）？小唐点头称是。姑娘听罢，立即又问到：“我爱人在信中说，他托您带了样东西给我，可我只拿到信，没有拿到东西呀？”小唐一听莫名其妙，忙解释道：“你爱人没让我捎东西给你啊“。姑娘一听小唐否认，顿时心中不悦。于是她将手伸进衣兜，掏出那封信来。然后她从信封中取出信纸，展开其中一页，并手指其中一行字对小唐说道：“不信您自己瞧瞧，我爱人就是说让您带东西给我的嘛”。 小唐低头一看信，不由得放声大笑。见此情景，我们这几个“好事者”也连忙凑了过去，也来看看这行字。信未看完，我们也不由得笑出声来。
原来这位姑娘新婚不久，夫妻间十分恩爱。见妻子出国月余、音信难通，丈夫心中十分想念。正好小唐被派往赞比亚工作，这位小姐的丈夫赶忙修书一封，万分珍重地托同在铁道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小唐把信亲自交到妻子手中。信中的这句话写的是：“特请我同事小唐带去我给你的一个吻。”由于姑娘从小练功学杂技，没读几年书，她竟然连“吻”字也无从相识，自然就闹出了这么一个可爱的笑话来。当这位漂亮姑娘得知“吻”字的真意后，立马臊得满脸通红。姑娘一跺脚、一扭身、夺门而去，追在她身后的是一串更响亮的笑声……
（三）“的确凉”“十二管”和“劳力士”
二十世记七十年代的中国，物质供应极度匮乏，人民生活依然清苦。所以我们这些远在非洲的援外人员每时每刻都在琢磨着如何积攒下每月的津贴，在国外多买点“好东西”，以便回国后送与家人享用。无奈每月拿到的津贴非常有限，所以也很少有人奢望能买到什么太贵重的对象儿。而在当时，有三件东西是人人都想拥有的，那就是：英国产的的确凉面料，日本产的十二个电子管的收录两用机，还有瑞士产的手表。
的确凉是一种又轻又薄、经久耐用的化纤织物。用这种面料做成的衣服洗后不用熨烫依然能够保持挺刮不皱，所以自然就受到穿久了棉布衣物的中国人的青睐。只要一听说小卖部来了英国的“高级”面料的确凉，大伙儿便会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挑选购买。的确凉当时在中国国内价格很贵，但在非洲却便宜的多。所以大伙儿如果买了这种面料回去，既可讨太太的欢心，又可用作馈赠亲友的礼品，何乐而不为？
记得那时候，我们这些大老爷儿们因为不懂如何选料，也不懂买多长的面料较为划算（做完衣服后，余料不浪费），所以几个人经过商量，统统买成四米一块的的确凉。我就一下子买了好几块面料，回国探亲时交给了妻子，并让她做了几件“漂亮”衣衫。这件事情我一直以为自己办得很是“漂亮”，因为这些料子的花色是我亲自选定的，而面料上面的小方格子又相当美观。
没想到若干年后，偶而对妻提起此事、以炫耀一下我的独到眼光，没想道妻冲我一笑，竟说道：“当时是用你买给我的的确良衣料做了几件衬衫，可是当穿着这种小方格花色的衣服上班时，同事们都嘲笑我，说我是把家里的桌布拿来当衬衫了。我还一直不敢把这件事告诉你，因为怕打击了你的积极性。”听了妻子的这一番话，我几乎当场晕倒。
除了的确凉，还有一件东西是人人心仪的，那就是日本产的有十二根电子管的收音、录音两用机。这种电器当时在中国大陆非常罕见，所以弥足珍贵。而且，这个电器可以让你一举三得:它即可以用来录音，又可以播放磁带，还可以用作收听广播节目的收音机。又因为是“十二管”，所以其灵敏度特别高，我们能在坦赞的某些地区可以用它收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所以，这种电器自然成了广大中国劳工的宠儿。那个时侯，每每在一天的劳作之后、吃罢晚饭，你常常能看到散步的中国工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一人手上一台“十二管”，边走边听，很是悠然自得。在我认识的许多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当中，几乎没有不买“十二管”的。
说到“十二管”，我也想起了一件趣事。
工作组总部有一司机，由于他把钱花到了其它地方，眼看两年任期将满，突然想到自己还没有买上一台“十二管”，他心中很是懊悔。于是他托人带信（工作组总部常有坐飞机来往的铁路官员）给他太太，说他打算主动向总部领导提出再多干两个月，以便用两个月的津贴买台“十二管”后再回家见她。可是没想到他的太太阅信后大怒，立即回信道：“两年期满，给我立马滚回来！不许再多干两个月！管它什么十二管、十三管，咱不稀罕。你还是乘早把你自己的那根管儿平安带回来才是正经！”她太太是个工人，真是直率痛快。当此公把信中这段内容念给大家听的时候，在场者无不笑得前仰后合。
再有一件玩意儿就是瑞士生产的手表。由于当时瑞士厂家急于打开非洲市场，而中国援外人员对瑞士表的需求量又很大，所以进入坦赞两国市场各个品牌的瑞士表价格相当低廉。我们倘若能攒下半年津贴（当时援外人员一日三餐免费供应，上班时间都穿统一发放的工作服。所有津贴均可积存）就可以买到一块“英纳格” 手表；若用八九个月的津贴即可购得一块“欧米茄”；如果太慕虚荣，搭上一年的收入就可得到一块顶级手表“劳力士”。就我而言，一块“欧米茄”已让我快乐非常，因为若我在国内工作，恐怕我不可能花好几年的积蓄去买一块这种名表。然而那些年轻可爱的援外劳工们比我“气势”得多，他们中间很多人都以获得一块“劳力士”为荣。
但作为天天在工地上干苦力的工人，大伙儿谁能舍得带着这么昂贵的手表去上班？既然舍不得带，可怎么奈何这么名贵的手表呢？总不能将手表白白地束之高阁吧？于是乎，下了班，一连串的关于手表的怪事就发生了。这些少不更事的小伙子们玩起了“手表游戏”。你可以到处看到几个年轻小伙子在营房外的空地上围成一圈，他们在中央的地上放一个大脸盆，盆中盛满清水，然后各自从腕上解下自己的“劳力士”或“欧米茄“，先后把手表扔进水盆中，来比试一下谁的手表防水性能好。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还会平行地站成一排，每人右手臂平直向前，把各自的手表“有分寸”地、直线般地抛向远处的沙土路面上，来比试谁能把手表扔得最远，谁的手表抗震性能佳、且能保持摔不坏？遗憾的是，很多手表的寿命就是在这种荒唐的游戏中被划上了句号。
这并不是 “天方夜潭”，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远离故土，远离亲人，这些长时间奋战在艰苦的铁路工地上的小伙子们该有多少思念、多少酸苦？这种形似荒唐极端的游戏，只不过是为了聊以发泄他们心中的郁闷罢了。
题外的话：
以上三个故事选自作者于2012年所著的自传【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之第三章“奔赴非洲”。这本书当年由台湾采薇出版社出版、发行，并分别被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美国纽约市立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正式收藏。
龚如仲：生于上海，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系毕业，毕业后奔赴非洲任铁道部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总部英语翻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英语播音员、记者，外贸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出口二处业务员、副处长，外贸部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驻美国公司总裁（处长）。
有关作品：
自2012年至2016年，台湾采薇出版社出版自传【岁月如重】（该书已被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美国纽约市立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作为自传体作品正式收藏），【东西南北中国人---细谈如何在大陆做生意】，【悠然时光】和【悠然时光---如仲诗语】。
2018年4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悠然斋诗文选】
2018年9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花儿在身边开放】
2019年4月，台湾采薇出版社出版英文书【My Life—Family, Career & VIPs】
作者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经典文学网特约作家、台湾采薇出版社资深顾问、奥地利英文网Sinopress特聘专栏作家、北美北斗星文学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