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鸿长篇小说《平凡之路》

     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雄心不在于比前人做得好，而是要看到他未曾看到的，说出他未曾说出的。”高鸿就是这样一位不断开辟题材新视域的作家。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平凡之路》在当代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阔远历史背景下，以史诗的基调、抒情的笔触，反映了一群地处渭北高原腹地的青春生命穿越贫困、走向市场，与世界拥抱，在经济全球化风雨中浴火涅槃，重塑形象的命运历程，为多姿多彩的文学画廊增添了田安国兄弟这样完全不同于梁生宝、孙少平、孙少安的崭新形象，表现出作家与文学陕军一脉相承的创新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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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中国群雄竞秀的文学格局中，陕西作家向来以长于乡村叙事而以镒称铢。合着这个文学方阵的铿锵步伐一路走来的高鸿，以《沉重的房子》为始点，在《农民父亲》《血色高原》《情系黄土地》《青稞》等长篇作品中，展示了不同时代农民的“迁徙”历史，从而为如何深化乡村叙事打开了一面新的窗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平凡之路》是作者这种探索的进一步延展。这种延展赋予作品以时代的高度，这就是要改变贫穷，就必须从精神到灵魂走出传统的生存方式，融入现代文明的激流。

    值得注意的是，高鸿并不以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看待传统与现实的关系，而是投之以历史逻辑的承接。因此，作者笔下的田安国兄弟是带着两种文化基因走出大山的，一方面，他们从父亲特别是伯父身上继承了中国农耕文明勤劳、善良、诚信、宽容、忍耐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在北京高校外国语专业毕业的大哥田建国带给他们现代、开放的文化影响。田建国从走出故乡的第一天起，就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就是一定要把父亲膝下被束缚在乡村的七个兄弟全部带到外面世界去，不论他们是投身军营还是登上三尺讲坛，是成为国家体制内的工人还是成为走出国境的寻梦者，他们生命“绽出”的岁月航程中始终有一条基线，这就是将自己塑造成为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整日重复一种单调生活方式的父辈完全不同的“现代人”：他们对城市文明的精彩诱惑充满了向往，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度以外的土地充满着好奇，对打造属于自己独立的人生风景满怀憧憬，对构建能够充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平台充满着自信。从生命诗学意义上说，这正是人改造世界和目的论的表现。从文化史角度说，它也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们这种对城市文明能动的亲近，把世界装在心中的襟怀，这种带着浓郁“意义意志”的文化自觉，在梁生宝身上不曾有过，甚至梁生宝对进入城市的人采取的是一种极端排斥的态度；在孙少平身上隐约显现过，但因了时代的局限，他远没有田安国想得高、走得远，直到最后，也没有像田安国那样走出国门；在刘高兴身上星星点点地有过，但刘高兴就是一个农民在城市中“流浪”的形象，他没有像田安国那样用现代文明重塑自己，也没有自觉融入城市的文化氤氲，更不具备与市场相适应的城市品格。我不是说高鸿的小说在总体艺术水平上对前者是一种超越，而是说，正因为题材和人物的差异性，奠定了《平凡之路》的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在一部真正的艺术品中，一切形象都是新颖的，没有重复之弊，而是每一个都过着独立的生活。不管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多么浩如烟海，它在任何一部作品中都绝不会有任何一个特征重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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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作家高鸿把笔下的人物置于“人”“在世之世”的“此在”状态加以审美时，就可以发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基于这种理论自觉，作家力图借助“矛盾”特别是“心灵”的“对立矛盾”，展示“人”实现现代化历程中精神的洗礼、意志的磨砺、灵魂的再塑和身份的蜕变，从而赋予作品以浓郁的生命诗学特征。

     与生存环境的冲突，构成田保国与田安国兄弟离开乡村后的第一个挑战。当他们带着摆脱贫困的强烈欲望告别乡村，走向一个陌生的人生驿站时，才惊异外面的世界不仅有精彩，更有着许多的无奈。梦寐以求的华北油田，并不似他们想象的楼房鳞次栉比，大道通衢，车水马龙，繁花锦绣，而是“玉米地里孤零零的几顶帐篷，四周凹凸不平，一片荒芜”。保国在这里吃的第一顿饭“是高粱米炒白菜”“一盒饭吃了一半就倒掉了”。与四哥保国相比，安国遭遇的，除了“会战大道是一条铺了石子的土路，两边几乎没有什么建筑”“马路两边抬眼望去是一栋栋帐篷、板房和泥棚”的艰苦环境外，还有在建国和卫国离开后，突然袭来的“一种巨大的孤独感”。这是与乡村那种“鸡犬之声相闻”“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的单调散淡完全不同的“孤独”。饱含着父老乡亲体温的土地给了他们生命，却没有能够给他们以健康的肌体。只上了两年初中的安国抡不动“十二磅”大锤，而被下放到油田农场“种稻子去了”，“因为在车间里，没有人愿意和他搭伴”。而保国也因为“文盲”而被分配到油田教导队食堂做了一名炊事员。人物的品格与个性正是通过这种生存冲突得以层次清晰地呈现出来。早年从槐庄子父亲和伯父那里承继下来的善行和韧性，成为他们寻求人与环境相融相偎的巨大力量，而田建国不断注入的崭新理念又使得他们逐渐认识到，虽然从物质层面说，眼前的境况甚至比乡村更艰苦，然而，从精神层面说，他们拥抱的正是代表着人类未来的工业文明，他们实际上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由此不难看出，为什么作家要用巨大的篇幅去描写主人公在槐庄子那一段童年时光的浪漫和“幸福”，为什么要设定大哥建国先于其他父老乡亲走出黄土地的人生经历，“人物，必须在他们彼此之间，与他们的社会存在之间，与这存在的重大问题之间的多方面的相互依赖上被描写出来……”（卢卡奇语）

    相对于人与环境的冲突，人与社会存在的矛盾构成高鸿小说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在谈到“人”时指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田建国把安国和保国引向一个新的世界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要面对比槐庄子、梁庄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油田不仅是一个巨大的蕴藏着丰富资源的物质场，更是各种力量和观念的激烈角逐场。一方面，在田安国追寻梦想的路上，不断从董长顺、张荣庆、李强、范宇、陆书记等人乃至普通好人骆鸿越、周师傅等人身上感受到权力正能量的阳光和人格的雨露，得以从农场调进油田机关，另一方面，又因为各种利益冲突而被卷入人事纷争之中，承受了被排挤出机关、被研究所冷遇的人生痛苦。这些，都成为作家赋予人物“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资源和动力，田安国正是在这样的冲突旋涡中、矛盾的风口浪尖上淬火锻钢，日益成熟，日渐丰满，成为一位不断创造人生辉煌的艺术形象。

    然而，作为一位秉持“意义意志”的作家，高鸿显然不愿意让人物走向文明的脚步就此止步。他追逐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春潮，让作品中的人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仅在社会主义时代文明中“劳其筋骨”，更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苦其心志”。在四哥田保国的引荐下，田安国终于告别祖国，到慕尼黑寻找自己梦中的人生巅峰。凭借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优秀品格，从田建国那里汲取来的当代意识，他从最底层的“厨师”起步，在两种文明碰撞中登上新的舞台，在惊心动魄的市场旋流中学会搏击风浪，驾驭市场；从遭遇莫妮卡和丹尼尔欺骗到得到卡斯巴瑞老人、欧伟雄、梁达夫等友情援助对比中体验不同文明的冲突与包容，透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生活，就是一座烈焰熊熊的熔炉，它把故事的主人公熔炼成具有“世界人”品格的实业家。这也许是高鸿作品所要达到的价值彼岸。

     再是人与自身的矛盾。对于从渭北高原走出来的田安国和田保国而言，与生存环境、与社会存在之间的矛盾，最终在人与自身的矛盾交织处得以外化。他们都是带着农耕文明的烙印进入现代文明旋流的。除了先天的基因限制了审美的目光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身文化与时代的落差。正是在这一个层面，作家呈现给读者引人注目的亮点。从安国到保国，他们都试图通过完善自己的人生图谱而获取融入世界的资质。从文盲到掌握一门外语，从懂得一般翻译到能够精通地与对手谈判，从收获事业到收获爱情，他们的人生获得了质的飞跃和升华。作家带给读者的启示就在于，文明的进步归根结底是人的属人的本性的美学肯定，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价值凝聚。至此，高鸿以历史的高度、时代的目光向读者勾勒出一条弥漫着梦的烂漫、张扬着理想壮美、洋溢着奋斗快乐、闪烁着人性绮丽的“平凡之路”。如果说，在宗教意义上，“涅槃”是指修证佛法所能得到的修证结果，那么，对于《平凡之路》中的主人公来说，重塑一个“新我”，当是生命浴火的必然。诚如马克思所说，“人”在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冲突中“练出新的品质”，“发展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作品耐人寻味的是在结尾时，让田安国怀着浓浓的乡情，以一个“世界人”的风采回到故乡旬邑，并且在那里建起属于自己的小型啤酒厂。这种对母文化的深情回眸，读来如阳关三叠，余音绕梁，字里行间散发着人文温暖。“故乡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故乡在另一个层面是人……”

03

    读一读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不难发现，致力于史诗性与抒情性为一体，几乎成为大部分获奖作者的“时尚”追求。正如获奖作者徐则臣所说：“呈现出人类复杂内心才有深度，也具有难度，并不是非得写大历史，你的格局才大，才有深度……人的内心比时代更为广阔……”《平凡之路》通过一群普通人的命运历程和心灵延展史，特别是田安国非自致角色的九次重大转换，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变革与每一个国民的紧密关系，成为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发展的影像。它虽然没有采取宏大叙事，但却具有史诗品格。

     一是结构的开放性。作品虽然设定了主人公田安国兄弟事业、情感的发展基线来结构故事，但在如何展示故事矛盾冲突、人物命运颠簸以及情感变化过程上，却没有采取传统的线性叙事，而是追求一种“强干繁枝”的结构范式。以人物命运的“历时态”为经，以“共时态”的社会生态为纬，做横向的延伸和扩展。当作者把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转换为行为主体人的冲突时，矛盾的另一方不但始终没有一种稳定的态势，而且载体也处在一种动态转换之中，从而形成一种人物众多、各自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便为新的人物所取代的格局。因此，直到故事即将降下帷幕时，仍然不断有新的人物粉墨登场。不仅如此，在总体结构的设计上，作家突破了中国传统叙事“大团圆”的窠臼，并不刻意为主人公营造一个光昌流丽的结局，而是将回乡后的重重困难摆在主人公面前，从而为读者审美留下巨大的时空留白。这对于传统叙事结构是一种艺术层面的颠覆，它显然与作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结构意识有着密切关系。正如契诃夫所说：“艺术的角色是提出问题，而不是提供答案。”据此也不难看出高鸿不断寻求新的结构范式的探索精神。

    二是叙事的发散性。与“强干繁枝”的结构模式相联系，《平凡之路》的叙事也更加啸傲林泉，出入无间。从华北油田到古都北京，从走出国门到投身市场，伴随着人物非自致角色的频繁转换而带来的故事多线头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难度很高的挑战。为了交代故事的背景，或者为了强化人物的角色色调，而嵌入大量的插叙，特别是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数据，例如对国际市场上啤酒销售形势的介绍，两个梅婉婷在不同时空下的出场，虽然没有出场却成为事件枢纽的陈明身份的交代，作者都以“叙事人”的身份，信手拈来，达成一种美学层面的统一和协调，并且不忘提醒读者为什么这个人物要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出现，“如果没有兴趣，可以略去不读”，这样，就为欣赏主体提供了多元的进入通道或“入口”。另一方面，为了交代上一章隐含的故事线索，辅之以大篇幅的倒叙追溯回眸，也给读者带来别样的阅读感受，有一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况味。其实，怎样写，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采用怎样的叙事，不仅取决于题材对形式的要求，更见证作者驾驭作品的功力。

    三是语言的抒情性。巴尔扎克曾经把小说称为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这也正是史诗作品的“诗性”所在。“小说的内容是心灵出发寻找自我的故事，是心灵接受检验而且由此找到其本质的历险故事”（卢卡奇语）。《平凡之路》以揭示复杂环境下人的心灵世界和心灵旋律为审美取向之一，从而把抒情发挥到“心物交感”“情景交融”的诗美境界。那“秋天是丰饶的季节，是对人们劳作一年的回报”的心曲回环，那“这棵发财树一直陪伴着伟安达公司发展壮大、风雨兼程20年，成为伟安达的一棵幸运树、吉祥树、幸福树”的诗意象征，那“人的一生会遇到两个人，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的哲理比喻，那“无论多大的世界，等到你与他相遇时，小得只剩下一个路口，绕不过去，这是命中注定的。命中注定的意思是，你必然遇到她，她必然邂逅你……”的思想灵光，表现出作家丰富的美学体验和深厚的语言修辞功力。

     长篇小说怎么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小说，说到底是一种形象思维的结晶，如何更进一步写出中国特征、民族气魄，走进读者心灵深处，热切期待高鸿不断有新的探索和成果，装点姹紫嫣红的文学芳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