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安黎 

编者按：惊闻陈忠实老师病故，与陈老师亦师亦友的安黎老师甚为感伤。经他同意，本公众号今天特意刊发安老师曾写的《陈忠实的“大”》（发表于《福建文学》2013年第四期的）一文，以表示对陈忠实老师的哀悼和追思。

                  陈忠实的“大”

                   文/安黎

     第一次见陈忠实先生时，他在台上，我在台下。其时，我还在上大学。学校邀请了省内一批作家、评论家来讲课，陈忠实就是其中的一位。那时，陈先生的短篇小说《信任》，刚刚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聚光灯下的他，脚穿布鞋，身着布衣制服，头发偏分，操持着一口浓重的关中话，其装扮与举止，很像一位土色土质的乡镇干部。讲起课来，他侃侃而谈，诙谐幽默，惹得大家不时捧腹大笑。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讲课里，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情节：一是他引用契科夫的话，“大狗叫，小狗也叫”，为自己寻找写作的依据与理由；二是他讲起自己对柳青的热爱，对杜鹏程的崇敬。他说年轻时在生产队劳动，某一天拉着粪车去城里运粪，路过东大街，看见一辆押着犯人的车正在游街示众。抬头观看，不禁惊悚：被人押在车上，戴着白牌子，垂首弯腰的游街者，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偶像杜鹏程！看到一个文弱的作家遭遇非人的折磨，钻心之痛，无以言表，难以释怀。

 

     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我与陈忠实先生相识了。但哪年哪月认识，在哪个场合认识，我回忆了再回忆，却遗忘得一干二净，仿佛我们天生就认识似的。记得那次参加省作协代表大会，我不愿去，赖在办公室的床上，斜倚在被褥上，死活不肯下床。单位的好几个领导都围着我规劝，却无济于事。一位领导把我扔在远处的鞋，弯腰拎起来，放到床前。而贾平凹先生呢，则拽着我的胳膊，逼迫我下床。贾先生一边督促我“快穿鞋，快穿鞋，穿上一起去”，一边询问我不肯参会的原因。我说我与谁都不认识，去了会尴尬。贾先生说：“人和人原来都不认识，不走动怎能认识？你来西安才一年时间，你不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你，很正常。但不出五年，你不想和那些人认识，都由不了你自己。”二十年后回想起贾先生的话，觉得他那么地言之有理。我落脚西安三年之后，陕西文学界有名有姓的人物，我和他们基本上都已相识。不相识者当然也有，但已屈指可数。

 

    与陈忠实先生有记忆的交往大概是九五年前后。某一天，受团市委之邀，陈先生与我共同参加了一个活动。中午就餐，我们同坐一桌。围桌而坐的，除了四五位作家，其余的，全是各个媒体的记者。席间，陈先生的几句话，令我颇为窘迫与汗颜。陈先生说：“西安市写作的人很多，但写得好的没几个。后起的作家里，真正有实力的就安黎一个，其他的都不怎么样。安黎的散文随笔，写得非常漂亮……”我连连摆手，示意他赶快停歇，不敢再说下去了。我之所以胆寒心怯，是因为在场的几位，全是西安市有名有姓的后起作家，其中，还不乏我的同事。陈先生的话，很容易引起误解，甚至引起同事之间的矛盾。陈先生话语未落，我已感到了气氛的凝滞。但陈先生不管那些，他并未觉察到自己言语上有些许的不妥。

 

    接下来，我故乡的文化馆拟举办一个文学讲座，邀请陈先生与我一同前往授课。我向陈先生口头转告了邀请之意，陈先生无比爽快地答应了。我们被车接去，下榻于故乡的一家酒店，两人同住一室。令我现在想起来颇感羞愧的是，在我的家乡，我并没有倾力照顾陈先生。记忆里，只陪他游玩了照金，然后就忙碌自己的私事去了。陪儿子，会朋友，为亲戚的工作找熟人，如此等等，不亦乐乎。晚上我也没有去酒店睡觉，而是和一帮子朋友在我家里——那时，我在县城里还有房子——热火朝天地闲扯。第二天早上，我去讲课，陈先生在酒店休息；下午他去讲课，我也没有前去旁听。讲课一完毕，车随即就将他送回了西安，而我因还有别的事，则留守于故乡。我粗枝大叶，竟然忘了前去与他辞别。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痉挛》出版后，销量大约在二十万册左右，一时间，天南地北的书店和书摊，都能看见它那俗不可耐的面容——它的外在包装，曾令我无比恼火，但却无可奈何——花城出版社小说室主任刘先生在广州买了一本它，拿回去一读，顿觉眼前一亮。刘先生后来告诉我，他最为吃惊的是：陕西竟然有这样的作家！陕西作家比较保守传统，循规蹈矩，普遍脚上沾泥，裤上带土，很是农民化。这样的特点，已在刘先生的意识里固化定格。突然看见一本采用荒诞派手法写的书，出自于陕西作家之手，刘先生的惊异可想而知。刘先生对我的写法颇为钟情，他不但通读了《痉挛》，而且把它推荐给小说室的其他编辑阅读。在阅读中，在谈论中，他们逐渐达成了共识，即决定向我约稿。但刘先生对我一无所知，不愿冒然行动，于是在与我联络之前，他先采用迂回曲折的战略，向贾平凹先生和陈忠实先生打去了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据刘先生后来告诉我，贾先生对我评价很高，说在西安年轻一代的写作者中间，我算得上出类拔萃的一位。陈忠实先生呢，说他读我的小说不很多，但却对我的随笔赞赏有加，说我的随笔有思想，且才华横溢云云。贾先生与陈先生的话，给刘先生吃了一颗定心丸，坚定了他向我约稿的信心与决心。接着，刘先生直接给我打来了电话，谈了约稿之事。当我允诺后，花城出版社一行四人，在社长、著名作家肖建国的带领下，飞抵西安，下榻于东门外的一家酒店。他们稍事休整，就立刻致电于我，要与我面谈稿件事宜。我去那家酒店，两个小时后，就与他们签订了写作与出版合同。这部小说，就是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人物》。《小人物》按时交了稿，稿子抵达花城出版社后，很快得以发排。从编辑，编辑室主任，到主编，对稿子的质量没有任何异议。但天有不测风云，在三校完成之后，出版活动却不得中止，稿子不得不胎死腹中。这其中蕴藏的故事，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绵延无尽，在此暂不表述，留待以后长叙。

 

     为了表达歉意，肖建国先生主动提出他要把稿件推荐给湖南文艺出版社。稿件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至于捍卫它的责编因为它被否决而递交了辞呈。曲终人散，它还是无功而返。稿子回到我的手上，然后一直沉睡于箱底。直至后来，它被朋友程雪门掏挖出来。程雪门读了它，唏嘘不已，爱不释手，视若珍宝。程雪门发誓要让它重见天日，他极尽周旋，把它交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幸运的是，它遇到了一位知音般的编辑张继全，不然，谁也难以预料它是否会重复自己之前的命运。《小人物》刚一出版，就风声鹤唳，黑云压城，它“将遭到查封”的谣言漫天狂舞，致使五花八门的盗版书铺天盖地。尘埃稍稍平息，由《华商报》张罗并主持，为其召开了研讨会。陈忠实先生如期抵达会场，在他的长篇发言里，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十几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清楚：“有人说安黎写得很黑暗，但现实比安黎所写的还要黑暗多少倍。现实是黑暗的，你让作家总不能把黑的写成白的吧？”

 

     后来的若干年里，我和陈先生的交往并不频繁，只是偶尔通一个电话，或是有人要买他的书法作品，我从中搭个桥，牵个线。买他的字，有我搭话，他非常给面子，总能大幅度地予以价格上的优惠。当然，这期间，我们一年之内，也能在一些场合见两三回面。若不期而遇，陈先生常常会冲着我发问：“整天都见不到你，你到底在忙啥呢？”我报之以苦笑，嗫嚅着无言以对。忙啥呢？啥也没忙！接近十年的光阴，我的心田里长满了荒草。我厌倦了文学，厌弃了文坛，弃笔于桌案，龟缩于一隅，心灰意冷，躲避着一切人，拒绝参与任何活动。

 

    前几年，我妹夫托我买两幅陈先生的字，他问我一幅字多少钱可以买到？其时，陈先生的字，市场售价四五千元。我告诉我妹夫，让他准备四千元即可。别人四千元买一幅，我自信陈先生会给我面子，两千元即可拿到。我打电话给陈先生，说了此事。陈先生问是不是我的亲妹妹？我说是的。陈先生很干脆地说那就不要钱。我苦苦相劝，让他一定收了这笔钱，不然，我心里会有所不安。陈先生打断我的话，说：“不要再说了，不要就不要，自己的妹子，还要什么钱？”放下电话，我沉思良久，才给我妹夫打去电话。我告诉我妹夫，让他晚上去省作协二楼某个办公室见陈先生并取字。去时，购买一盒千元左右的上等茶叶。陈先生抽烟，非常专一，只抽三五块钱一包的巴山雪茄。购买雪茄，太便宜了，不合适。大约晚上八点半左右，我妹夫向我打来电话，诉说自己的无奈：陈先生坚决不收他的茶叶，且动用“武力”，把他强行推出了门外。我问字拿到了吗？我妹夫说拿到了，两幅字。我妹夫站在陈先生的门外，不知所措，才打电话给我，让劝劝陈先生收了茶叶。我打电话给陈先生，他冲着我就是一顿抱怨：“我不是说了吗？让娃们不要花钱不要花钱，你让他买茶叶弄啥哩吗？你咋这么犟的嘛！娃们挣钱也不容易，你让他花那钱为了个啥先？我已经给娃说了，让他把茶叶送给你，就权当是我送的，行不行？”我吱唔了半天，知道再劝依然无效，于是只好让我妹夫先将茶叶拎回家去。

 

    后来，我曾三次从陈先生那里拿走他的字，但每一次，都把钱递不到他的手里。在电话的交谈中，我总是千方百计地劝说并告诉他，他若不收钱，会造成我的心理不平衡。他斩钉切铁地回敬我：“你心理平衡了，我心理却不平衡，我不能让你破坏我的规矩！”有一回，我的相劝让他颇为不耐烦，他竟爆起了粗口：“不要说了！不就写两幅字嘛？那是个球事！”

    当然，他通过我的手也收过几笔字钱，但一定得弄清楚购买者是那类人。购买者若是大老板或单位，他也适当地收取一些润笔费。但每一次收钱，他总是把价格降到了最低。

     西安仲裁委要举办一次作家采风活动，委托我邀请十位作家。拟定了一个名单，经领导同意后，我就一个一个地电话联络。给陈先生打去电话，他同意了。但在活动的前一天，我再打电话确认，他却说因身体原因，来不了了。这一变故，让我陷入了慌乱，无法向仲裁委的领导交差。放下电话，我急急赶往省作协。上到二楼，见陈先生办公室的门敞开着，门里门外站着好几个人。这些人里，为首的是我的熟人，在省团委上班。熟人与我打了招呼，我就立在一旁，等待着他们与陈先生之间的事情完结。这些人来，是给陈先生送邀请函的，但那份邀请函，却无论如何都递不到陈先生的手里。陈先生摆着手，颇不耐烦地说“去不了，去不了，原因不解释”。说着，他拎起那些人放在沙发上的茶叶礼品盒之类，一股脑儿将它们地搁置在门外的过道里，然后将那些人死劲往门外推。就在这时，他忽然发现了我，态度立刻缓和了一些，说：“啊，是安黎，你来了？你进来！进来坐！其他人都走吧！都走吧！”我坐在沙发上，正要开口哀求他，不料他却抢先一步对我说：“我明天去，明天去。”接着，苦笑着感叹：“你都跑来了，我还能怎么办啊？”我笑了，一颗悬着的心缓缓落地。陈先生向我解释，说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前几天才咨询了一位医学专家，专家谆谆忠告他：在家休养，别再参加各种活动了！听从医生的建议，从现在开始，他打算谢绝一切邀请。

     第二天早晨车去接他，在路上，我建议他只在会场坐半个小时，以避免疲劳过度。但整整一个早上，他都坚守在会场，直至会议结束，照完合影，他才离去。在中午的餐桌上，好几位作家为能请来陈先生而大发感慨，戏称我能量大。他们之所以这样调侃我，在于在座的人都深谙陈先生的身体状况，并不同程度地遭遇过陈先生的拒绝。

      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时间的面孔》写出后，经朋友陈平之手，将它转交至作家出版社。据说，作家社讨论了三次——弃之可惜，不弃又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才咬牙决定予以出版。出版此书，出版社需要考虑它的市场效益，于是编辑建议我，请贾平凹先生题个书名，请陈忠实先生写一段推荐语。说实话，对此类要求，我打心眼里不愿意就范。请名人为自己站台，既说明自己还不够强壮，又容易落下包装炒作的把柄。沉思良久，犹豫再三，为了不使书的出版节外生枝，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分别给他们打去了电话。出乎我的意料，他们都一口答应了我。贾先生此时在重庆，他让我三天后与他联系。陈先生让我先把手稿给他送去，他先要读一读稿子。十多天后，作协办公室副主任杨毅兄给我打电话，说陈先生给我写的推荐语，他已拿到作协，让我去取。展读那份推荐语，一片真挚，如同火焰一般在纸上燃烧，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炽热与温暖。陈先生对我的高调褒扬，完全出乎了我的预想。

     《时间的面孔》出版后，我去给陈先生送书。在石油大学某小区门外，花了不足百元，我买了水果与鲜奶等，拎着它们，叩开了陈先生的家门。但刚一落座，陈先生却取出一条“黄金叶”香烟，执意塞到我的手里。不要不行，他的态度异常坚决。这条“黄金叶”，是此类烟中的极品，为小盒包装，据说市场价七八百元。坐在沙发上，啜着他给我沏的茶水，我把召开这部书研讨会的大概设想，简单地告诉了他。

     研讨会召开前夕，凡是邀请到会的专家，能拜见的，我尽量一一登门拜见。但作家们大多比较忙碌，并非人人都安坐于家。肖云儒先生和李星先生正在外县开会，他们叮咛我把书和请柬放到小区的保安那里。贾平凹先生的请柬，是委托他人捎去的。电话里的陈先生否定了我的造访，他说：“为一张请柬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弄啥哩吗？发一个信息就行了，把时间地点写清楚就可以了！”

     会议的前一天，陈先生主动给我打来了电话，一一核实了时间地点等。我提出用车去接他，遭到他的断然拒绝——贾平凹先生也拒绝了车接车送——会议是早上八点五十开始，大约八点二十左右，陈先生与贾先生几乎同时抵达会场。为在会上发言，陈先生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四五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纸，然后瞅着纸上的内容，一条一条地讲述着。整个发言，长达半个多小时。发言中间，他出现了身体上的不适——停歇了大约半分钟，这种症状，他曾私下给我透露过。因此，当许多人不明就里时，我却为他捏着一把汗，并深深地内疚与自责。

     会议完毕，我委托朋友依照原始摄像，把每个人的发言都整理成了文字稿。整理完不久，我接到了陈先生打来的电话，询问我是否将发言稿整理了出来？我如实以告。陈先生叮咛我将他的发言稿交给杨毅兄，让杨毅兄转交于他，他要认真地将其校正一遍。此时已是春节的前夕，春节刚过，我就接到了陈先生的电话，说稿子他修改完了，将托杨毅兄转送于我。春节期间，陈先生没干别的事，他把所有的时间与精力，都耗费在了修正发言稿上。陈先生特意叮嘱我，让我把修正稿打印出来后，返送他一份，便于他交由报刊发表。

    从杨毅兄那里拿到修改稿，我感动得无言无语。长达七页的稿件，被陈先生勾勒得宛若一张张蛛网似的，密密麻麻。从一个字，一个标点，到一句话，一个段落，他都仔细斟酌，并精心地予以了修订。从纸面上，我依稀看到他埋首夜灯的呕心沥血，依稀看到他面壁而坐的苦思冥想。

   《文艺报》在文学界的地位众所周知。评论家苏育生先生针对我的散文，曾写过一篇两千多字的评论，幸被《文艺报》刊用，但那毕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时间的面孔》出版后，我全然没有料到，高不可攀的《文艺报》，竟会对我如此慷慨。它先是在版面顶端的位置，辟出少半个版，刊登了书籍的封面、陈先生的推荐语和南京大学学者何同彬的评论。研讨会之后，它又在顶端显耀之处，挥霍了多半个版面，极其醒目地刊出了会议专家的发言摘要——知情者向我透露，《文艺报》为许多人发会议纪要，是要收费的，而且价格不菲。但我却未掏分厘，这显然得益于作家出版社对我这部小说的在意与重视——拿到那份刊登会议发言报纸的当天晚上，大约八点钟，我的手机响了起来，一接听，是陈先生打来的。陈先生以为我还没有看到《文艺报》，他打电话，是专门告诉我这个消息的。在电话里，陈先生的言语饱含着关切，洋溢着快乐，仿佛我的点滴收获，已俨然化为了他的收获。

    去年冬天，山东《大众日报》文体部主任、作家逄春阶先生来西安采访，想见一见陈先生，托我从中牵线联系。逄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了，他的愿望，我岂能置若罔闻？我打电话给陈先生，陈先生尽管杂事缠身，疲累不堪，但他还是答应了我。于是某个晚上，陈先生预订了美术学院一旁“荞麦园”餐厅的包间，我们在那里会合。陈先生执意要做东，谁也劝不下他。就餐者仅五个人：除了陈先生、逄先生与我，还有逄先生的同事和杨毅兄。席间，逄先生对陈先生进行了现场提问，完了之后，我们合影留念。

    自此至今，我再没有和陈先生见过面，但电话联络却不曾中断。期间，我两次打扰他，麻烦他，他都不辞辛苦地满足了我。

    在文学界混日子，难免要与许多响当当的知名作家相遇。一个作家，一种姿态，一种性情，一种情调，并不整齐划一，彼此差异很大。让我佩服的作家很多——佩服许多人的妙笔生花，佩服许多人“功夫在诗外”运作能力——但从内心深处敬佩的作家却甚为稀少。而陈先生，以自己质朴真诚伟岸的人格，以自己淡泊名利不计个人得失的大气，以自己基督般对待世人的方式，彻底将我打倒，彻底将我征服。我并非一个看见别人哭泣自己就跟着抹泪的人，但陈先生，却屡屡让我感动与感怀。

      平时，我称呼陈先生为陈老师，但此刻，我更愿意称他为先生。先生是一个敬辞，它蕴含并强调的意思，并不在于人出生的早晚。先生之先，在于这位被尊为先生的人，在各方面都走在了大众之前。陈先生的修为，一般人难以比肩，他自然被我视为追随的楷模，视为效仿的标杆。从他的身上，我读懂了人与作品的关系：人格大，作品才大；没有大人格，作品即使再锦绣一团，但终究都会宛若昙花萎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