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该怎样烛照现实与人生

——冯积岐短篇小说《十八岁的哥哥》创作原点探视

            文/柏相

　　在驰名中国文坛的诸多陕西作家之中，冯积岐的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短篇，一直都以烛照现实著称。

　　这篇刊发于《广西文学》2020年第4期头栏特约头条的短篇——《十八岁的哥哥》，无论是叙述视点与情节交构，还是意义探源与价值拷问，都将陕西短篇小说在现实主义大纛下的创作实践，包括艺术伦理，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层面和高度。

　　如果说，《刀子》是冯积岐个人短篇小说创作的一座分水岭，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繁华的世俗生活与蛮荒的精神内在的最具现代性或最具先锋意味的乡村式表达；那么，《十八岁的哥哥》，则是冯积岐个人短篇小说创作的一座高峰，是中国改革开放步入鼎盛期或深水区，空壳化的乡村现实表面与断崖式的城乡人文交锋的最具中国故事元素或最具东方文化因子的叩问式追索。

　　《十八岁的哥哥》，借由一对没有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却同居生子的少年男女的故事肉身，撕开了被奋进的、自信满满的、甚至是一路凯歌式的社会丰腴所掩盖着的当下偏僻农村精神本相的魂魄面纱。

　　小说中的所有人，无论是依据个人本位式的常情常理，还是依据生活现有制度本身，他们都没有错。医院院长是依法举报，其善不容怀疑；还没出月子的冯天赐，是十八岁的冯虎子与十四岁的刘云云爱情的结晶，尽管是被生活扭曲的，但亦不容亵渎；警察、刑侦队长是依法拘捕、依法审讯、依法羁押、依法回驳，法律制度的神圣感与威严性也不容践踏；爷爷、奶奶、村主任的据情哭辩、据情申诉，亦让人动容；就连看守所被关押的那三个流氓犯、抢劫犯和盗窃犯，也都是振振有词，不容回驳。

　　四代农村人的人生镜像或神魂侧影，在这篇由十二个片段组成的短篇中，被作家冯积岐非常整肃地镂空成若干樽令人不知如何规整的生活浮雕。短篇文本中牵涉到的三十多个村落人物的人生轨迹、言行姿态、及其盛衰沉浮，包括他们人生的内在基准判断力与外在惯性压力，被作家冯积岐皴染成具有多个精神向度与价值维度的人文丹青，真可谓是一副当下时代偏僻乡村既波澜壮阔又幽微吊诡的人文画卷。

　　转型或者裂变，在这个时代，无论是出于内因还是缘于外因，都带有狂飙突进式的整体性特质。在转型裂变，包括升级创新这一整体的时代性腠理深处，与城市的日新月异与雍容时尚相比，乡村，尤其是较为或特别偏僻的乡村，则越来越象征着颓废和落后——向大自然的猎取方式的颓废和向社会求取的享用方式的落后，则越来越表现出荒芜和衰败——文化的荒芜与传统的衰败，则越来越意味着沉坠和无药可救——人文传承的沉坠与舒展人性自由的无可救药。

　　也正因为这种种的显性或隐性的危机，包括这些危机的拯救黑洞的巨大与无从砌阶，许多作家，包括许多所谓的文学先锋，在欲图用文字表达或勾勒人类初心与人性图谱的时候，要么就是视而不见，要么就是生搬硬套，要么就是云里雾里、玄秘缥缈，总之都是对肉身现实和灵魂现实的拖曳或解救，都是对文学艺术的创造或延展，停留在臆测与诅咒的层面。像陕西小说家冯积岐这样清晰地剖解现实、人生、人性与诸多介质、诸多背景、诸多规制的作家，并不多见。

　　以传统的伦理心质与现代的价值肌理相互浇筑的姿态来书写当下偏僻蔽塞的乡村，在我个人的阅读视距之内，冯积岐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但是，站在现实传统和后现代标高的分界处，或者说，站在物质堆积与灵魂膨胀的峭壁，亦或说，从制度规制变更、道德人文坚守、多元文化撕裂与各民族价值突围的角度来如此深刻地欲图诠释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活、人生与社会，从这部名曰《十八岁的哥哥》来看，冯积岐，显然走到了同时代作家的前列。

　　《十八岁的哥哥》的意义指向，在我个人读来，首先是对二元结构社会图谱深度误解的文学化反思。

　　冯小虎与刘云云的悲剧，不仅仅是社会的悲剧，不仅仅是生存规制变更的悲剧，不仅仅是人性的悲剧，同时也是人们对乡村生活本质与城市生活本质错误理解的悲剧，同时也是人们对人生价值意义畸形求索的悲剧，同时也是人性无限膨胀无视自然人文规制的悲剧。

　　短时间甚至很长很长的时间之内，中国的二元结构生命图谱，是很难很难从本质上被改变的。虽然前些年一举取消城市人口户籍的特权制度，的确是经由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伟大的社会成果之一；但是，破山中贼易，破心头贼难，剪掉脑后的辫子容易，剪掉心中的辫子难，给形体穿上各种衣料所制作的西服容易，给灵魂穿上各种衣料所制作的西服难。

　　城乡的差距，不仅仅是物质拥有上的差异，不仅仅是各种基础建设规划与实施上的差异，不仅仅是两种殊途同归的方式与各种价值标高上的差异；也是人类初心的霉变、社会生活本真的失原和人们对时间、真善美和生命本身的侮慢和亵玩。

　　在当下的时代，城乡之间的隔阂已经早就不是社会制度本身上的缺陷了，而是人性腹脏的毒瘤了。生活的美好，人生的幸福，应该与居留地域无关，与城市或乡村介质本身无关。

　　《十八岁的哥哥》的价值向度，在我个人读来，也是对当下时代各种无效写作的嘲讽、决裂和宣战。

　　当下的时代，很多作家的作品建构，都建立在制度或人性的有罪推定之上。社会、人生、道德、民主、自由等等关涉价值与意义、关涉是非与曲直、关涉进步与落后的原因，都统统归罪于制度与人性，这其实是非常可笑的。

　　就拿四大名著来说，《红楼梦》里悲欢离合、《西游记》里的僧妖佛怪、《三国演义》里的分分合合、《水浒传》里的打打闹闹，有多少是在拿制度和人性在说事呢。

　　无论是哪一种制度，无论是哪一种人，都像一粒落土的种子，既能开出罪恶之花，也能璀璨成美丽之朵。就像一把刀子，既能是英雄侠义之剑，也能是歹徒溅血之锤。

　　因此，在我个人看来，所谓文学，当然不仅仅专指小说，只不过正如河北作家付秀莹所言，仅仅只是“人心的牧场”，人生有多么“浩渺苍茫”，文学就有多么“复杂幽微”。在那场迄今也没有任何结论的文学论争之中，杨春光所倡导的《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的文学伦理的价值，其真正的意义，也许正在于此吧。

　　冯积岐的《十八岁的哥哥》，空间上的指向是生活的危机或命运的黑洞，时间上的指向是宿命的轮回或者合理规制的缺陷。这让我极容易想起十一世纪的王安石，如果不是他当年在改革中所规制的严苛的律法，也许他就能逃过自己变法失败之后的殒命天涯。

　　小说该怎样烛照现实与人生？这是摆在偏好或执着于现实主义写作的每一个小说家面前不得不悉心考虑的问题。

　　在冯积岐最新创作的短篇《十八岁的哥哥》里，个体生命轨迹的现实或虚构，个人挣扎的壮烈或悲催，故事编构的伦理与向度，结局臆测的有限或无穷，与这部短篇本身的叙事创造、阅读快感与莫名震撼相比，真得是微不足道。

　　《十八岁的哥哥》仿佛某座大山于黄昏时分在农耕大地上的一个无处安放的幽长的的投影，它无关乎我们人生的近处，但有关乎我们生活的远方，它无关乎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变，但有关乎我们这个巨变的时代每一个人当下的精神境况，包括小说，或者说文学的通天塔的第一个台阶，该如何浇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