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平庸皇帝，背后为何群星璀璨？





       
 


历数古装大剧，《大秦帝国》、《汉武大帝》、《康熙王朝》……但拥有璀璨文明的宋朝传奇，总在野不在朝，只有《苏东坡》、《包青天》、《水浒传》等戏说备受追捧。


从此，在历史朝代粉们眼里：秦汉相杀，汉唐对立，三国称雄，明清撕得厉害，而宋朝只能吟诵着中国文明造极于大宋，苦哈哈地蹲在坑底。






直至近日热播的古装大剧《清平乐》，以北宋为背景，将宋仁宗赵祯的一生娓娓道来，才终于还原了大宋“黄金时代”的盛世风采！


                        





宋仁宗背后为何全是大咖？



宋朝的皇帝，大家记得黄袍加身赵匡胤、书画一绝宋徽宗……提起仁宗赵祯，总要想一想，才恍然大悟，好像是狸猫换太子的原型，是包青天中平平无奇的背景板。






史家将其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长期的和平，经济文化繁荣，纸币交子首次进入市场，军队装备了火药，航海业发达，百姓安居乐业，远胜于贞观、开元盛世。








但为什么大家总是记不住仁宗呢？


实在是他的执政和性格过于寡淡，居于宫墙之内，少年登基，太后垂帘听政，亲政后依托于宰相、台谏制度，仁德纳谏，一生循规蹈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朝堂之中，宰相能把圣旨退回去不盖章，庆历新政因保守派势力受阻便罢了；后宫之事，朝臣举荐皇后的标准竟是“貌丑不至惑君”，哪怕妃嫔升迁赏赐都紧迫相逼，时时进谏，前后两任皇后均非出自仁宗所愿……






一句话，就很无趣，完全没有爽点！


怨不得《清平乐》的剧粉们，也一边惊叹服化道的精美还原，一边吐槽节奏慢，谁叫导演选了这么个难啃的骨头，戏剧冲突绝缘体，平平无奇宋仁宗。


当然，宋仁宗存在感低没关系。


且看他身边的一众名臣：晏殊、范仲淹、欧阳修、韩琦、苏轼、苏辙、苏洵、王安石、司马光……


唐宋八大家，除了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其他六位均出自仁宗朝，其中根源并非无迹可寻。


阅读并背诵全文军团向你走来，就问你怕不怕！？






其实，能出现这样一批大咖，有以下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大背景：自唐末战乱，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采取了“崇文抑武”的政策，为扭转五代时的重武轻文风气，通过变革科举考试制度，大量的寒门之士通过考试进入仕途，彻底瓦解了唐朝遗留的的贵族政治与武人政治，建立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政治”，历经三朝，已达鼎盛。






二是，宋仁宗本身宅心仁厚。宋仁宗尊崇古法，不杀谏臣，给了文人足够的话语权，又克制权欲，虚心纳谏，这才涌现出一批敢于进谏的能臣；而创造精神财富的文人，学而优则仕，宋朝的官员待遇优厚，纵观宋朝书画文稿，常看到文人优游山水之间，吟诗作对，焚香听琴。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苏辙参加制举科殿试，在试卷里就公然写道，我听说，皇帝昏庸无能，一天到晚花天酒地和舞升平。这搁在哪个君王身上，能轻饶这样的狂人？


仁宗看了却说，欢迎敢言之士。苏辙只是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予功名。”最终，苏辙与苏轼同登制举科。宋仁宗还高兴的手舞足蹈。






饥荒年间，总会发生一些盗米和伤主事件，仁宗道：“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饥民的死罪统统免除。


看完了这两个故事，你是不是一下子对宋仁宗就“爱了，爱了”？是的，正是有了一个好时代，又有了一个心慈仁厚的好君王，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也才有了群星璀璨的辉煌时刻。


正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晏殊身兼帝师、宰辅，首先登场。


出场便是劝仁宗放弃逢迎生母回宫，而后雨中醉酒吟咏浣溪沙，婉约派的气韵随之而来，可见写词已融入士大夫精英阶层，成为他们创作的新艺术活动。









范仲淹是个众所周知、彻头彻尾的事业狂。


先天下之忧而忧，进亦忧，退亦忧；短短十集，三起三贬，从历史来看，这还不是终点。


他频繁奔波于庙堂与乡野之间，坚定地做一个为生民立命的君子，但这个天下读书人眼中的道德典范，为节省盘缠，也不介意搭商船往返京城。








欧阳修科举殿试名次落于十四，剧中设计太后看到他取乐时写的小黄文，认为德行有亏；而历史上则是认为他锋芒毕露，要挫挫锐气；当范仲淹被保守派排挤出京，欧阳修写《朋党论》，与君权直接冲突，众人在市井剧集诵读评判，俨然宋朝版大V发稿经典现场。




明明有一手好文章，却要叛逆走偏锋。




正如欧阳修年轻时喜欢牡丹这等俗花，为此没有底气地著书立文为牡丹上价值；晚年迷上写日记也是开风气之先，自知背离传统，就是坚决不改。






说起赏花来，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还不算传奇。


剧中与仁宗少年相识、相交甚笃的韩琦簪花的故事甚至入了《梦溪笔谈》，“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还曾以主题绘制了一幅《四相簪花图》条轴和一幅《金带围图》扇面。


韩琦任扬州太守之时，邀人观赏后花园一种“金带围”的芍药，而后与当时赏花簪花的宾客王珪、王安石、陈升之四人竟都做了宰相。














《清平乐》展现的宋朝审美意趣备受赞誉，但其实其风流人物反而更有嚼劲，文人放浪形骸、激荡文字，可见其时风气开放。



士大夫一直是精英阶层的代表，引领着时尚的潮流，是高雅精致的象征。


市井是百姓的居所，繁荣的经济，催生了大型的都市和多种多样的玩乐游戏，但却是百姓生活的地方，是“世俗”。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雅与俗是相互对立的观念。




柳永这位奉旨填词的白衣卿相便是“雅俗之争”中的焦点人物。


“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柳永作词内容多描绘市民阶层男女感情，都市生活和市井风光，以及羁旅，文人与市井生活之间的界限似乎更模糊了。


历史上柳永是公认的顶尖词人，将宋词传唱世间，但在宋代词人之中，他的地位却是最低的，被士大夫阶层视为“淫治讴歌之曲”，柳永屡试不第，仁宗在进士榜上除去柳永的姓名，只是一个表象，实际是统治阶级对柳永代表的俗文化的压制和打击。






审美巅峰来源于焦虑？




我们经常会说，宋代堪称中国古代审美的至高峰。


追其宋代成为审美巅峰的原因，往往会归因于士大夫阶层的兴起。


是的。政治是“士大夫”人生的第一要务，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






但是，拥有一批精英阶层，就可以达到文化繁荣了么？那么明清时代的精英阶层，为何没有把中国古代审美推向另一个巅峰呢？


美国汉学家艾朗诺《美的焦虑》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北宋时期士大夫中间出现来自市井的艺术活动：赏花、写词、写日记等，从中发现了创作者心中面对传统的不安和焦虑，这是创新与传统之间的冲突。






艾朗诺发现，北宋文人在写道牡丹、石头还有词这些东西的时候，经常会让人感觉很焦虑。那是因为这些东西本来都是不入流的俗物，但是他们没办法对这些全新的美视而不见。


在宋代的商业背景下，市民社会空前活跃，这些所谓的俗物老百姓特别喜欢，它们像雨后的春笋一样萌发出来。这就让文人感到为难。一方面，他们不敢推翻既有的审美规范，因为这套规范建立在儒家思想之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能毁了三观；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自己能坦然地欣赏这些新的文艺形式。所以问题的症结是，怎么让欣赏这些俗物变得名正言顺。解决方案也就明摆着了，他们得想办法给这些“俗物”正名。






比如书中举例子，诗话这个文体是欧阳修发明的，但是他发明这个文体的时候其实也特别没底气、特别焦虑。这是欧阳修在晚年成名后发明的文体，篇幅短小，毫无逻辑，但是是对诗的一种颠覆。有人批评他，参与国家大事的士大夫怎么能写这些没意义的口水文呢？欧阳修却没有反驳，默默选择了接受。


他肯定不会想到，这种体裁以后会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形式。






这也许就是士大夫“端着”，又纠结的地方了。



当外在世界与内心哲学产生冲突，当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无法达成统一，那焦虑自然如影随形，而这种焦虑促使了新一代知识分子风貌的最终形成。


金字塔顶尖的文人敏感地发现世界与内心的冲突，终究会跨过心里的障碍，从而向外向内寻求解决的方法。他们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属性，决定了坚定的入世立场，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总是忧国忧民，他们眼界开阔，不以个人得失为怀。




引领世间潮流的士大夫精英们，在市民文化的影响下，在高雅和世俗之间反复横跳，对文学形式求新求变，为哲学加入自己的注解，进一步催生了文化繁荣。




 


盛世下的暗流



混乱激荡的时代，如同烈酒，酣畅淋漓；
清平安乐的时代，如同清茶，暗流深藏。


朝堂之上，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新政的新党，以“吕夷简”为代表遵循传统的保守派，二者相互争斗，直至自范仲淹、韩琦相继被贬，庆历新政宣告失败，从此也为政坛开了一个党同伐异的坏头，但文坛大家们对儒学的探索却一直没有停歇。






从欧阳修坚持不重诗赋、以古文和策论科举开始，新古文运动兴起，曾巩、苏轼、苏辙中举，司马光、王安石相继进入朝堂。


新的时代开始来临，但他们面对的却是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愈演愈烈，朝廷养了无数的闲人，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繁荣富庶的大宋朝竟也难以为继，急转直下，终于到了不得不改、不得不变的时刻。


王安石率先举起变法的大旗，与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又是数十年的恩怨纠葛。






苏轼却自成一派，王安石当政时，他支持司马光一党，认为变法不宜太急，惨遭贬谪；变法失败，司马光当政，他又认为变法亦有可取之处，不赞同全盘复辟，从此他的人生就如同我们所知的、开始不断地流离。


苏轼的行为让人迷惑，但细想却自有道理，促成他行动的指导思想正是早期的“思辨“，也是后来宋代儒学发展的重要基石。






正如政治上的追求一般，儒学发展形成了王安石荆公学派、司马光温公学派、苏轼的蜀学等派，在不断的探索下，融合宇宙自然和人生命运，并能治理国家的新儒学开始萌芽，这便是后世延绵的“理学”。


有趣的是，真正成为正统的思想，却不是上述三个学派，与苏轼同年取进士科的程颢、程颐兄弟提出核心观点“存天理、去人欲”，确立了宋明理学开创者的位置。



理学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兼容佛道两家的哲学理论，论证了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逐步成为官方哲学。






唐宋八大家，六位宋朝的士大夫们，在这黄金时代轮番登场，他们思索着治世的学问，探究着儒学的至理。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引领万万千千知识分子的呼喊，就是从这个时代发出的盛世之音！


儒学兼收并蓄的特性，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完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使命。


朱熹在南宋时期汇编了前朝思想，理学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可行的实施方案，儒学的系统性第一次变得完整，重新确立了统治地位。








但从长远来看，理学的衰落也有迹可循。


明清时期，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为维护社会秩序，通过科举制度，严格控制士人知识和思考的范围，导致后期知识分子思想僵化，逐步发展为统治者维持统治正统性的工具，同时，作为封建等级社会的思想，也无法保证公平、平等，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直至近现代中华文明遭遇灭顶之灾。



 


知晓历史的我们，此时再看《清平乐》，看着君臣协力，前赴后继，难道不会眼含热泪？



这或许就是宋的气质，盛世的底色下一腔热血、难掩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