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金玲 

一、绛帐传统孕育的桃源梦

“绛帐”在小说中是指与周家寨相距仅数里的地名，东汉通儒马融曾在此开馆讲学，因帐子为绛色而得名，卢植、郑玄也求学于此。“绛帐”在小说中与其说是地名的实指，毋宁说是以仁义礼智信、修治齐平、忠节孝悌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历史文化精神的象征。因此，作家以与绛帐相距不远的周家寨为故事展开文本空间并非随意为之，而是赋予它巧妙的历史隐喻，并赋予其历史文化内涵。

绛帐传统在周克文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周克文的启蒙老师西府老秀才是汉儒马融的数十代嫡传弟子，因此，周克文承续了一整套儒学文化思想。这种历史文化传统所具有的“文化特质……在诸意义的来源中占有优先的位置”A。周克文也常通过文脉承续的方式实现自我认同和价值建构。周克文将全家聚集的场所取名“明德堂”，“明德”二字语出《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正如刚回村的周立功所理解的那样，“明德堂”承载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寄寓着他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立善存仁是人生最大的责任”B。可见，周克文深受儒家精神的影响。此外，周克文三个儿子的名字源于《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既是周克文的个人追求与人生愿望，也是他对儿子们寄托的希望与期许。

但周克文又喜欢读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人的田园诗，有周家寨其他村民缺少的超俗情怀。种树是周克文保持这一独特秉性和个人价值确认的重要方式，“周克文庄前屋后、旮旯犄角都栽了树”，他栽树“是田园诗读多了，老把周家寨朝桃花源的样子弄”。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他与世俗抗争而虚构出的浪漫化的理想世界，是诗人的生活理想与社会政治理想。C在桃花源中，陶渊明通过桃源人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待客之道等表现桃源人安闲自足、怡然自得的生活。与陶渊明不同的是，周克文是用一整套儒家价值体系来支撑他的桃源梦，他种树也是为了重构《寡人之于国也》中所描绘的大同圣境。对周克文而言，桃源梦只是遮蔽其孔孟大同理想之躯体的华丽外衣而已。因此，周克文虽然喜读田园诗，欣赏田园诗的隐逸精神，但他仅止步于精神上的向往。

作为远近闻名的秀才和周家寨的族长，周克文几乎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向接触的人传授他所理解的儒家精神，也不失时机地传播他所理解的仁义思想。“传统导向的社会利用口述家史、神话传说与歌谣等形式来传播其相对稳定的价值观。”D周克文显然把口述史、神话传说和歌谣作为其传授价值观念的有效方式。旱地龙抢劫明德堂时，周克文用盗跖和虬髯客的故事给土匪讲盗亦有道，让土匪明白土匪之道也有高低之分；教村民识字则从马融到绛帐讲学的历史和逸闻趣事讲起；他还借祈雨之机整治乡风。周克文到县城时，看见洋人施粥时让灾民拜耶稣，便效仿洋人的做法，让灾民在孔子像前磕头作揖，直到记住其名讳才给饭吃。周克文对孔子及其思想学说敬若神明，让灾民拜孔子像的目的则是要灾民通“王化”（天子的教化）。周克文这一系列看似古怪，实则有迹可循的举动，都是为了让灾民成为通孔孟精神的“君子”。

二、家庭冲突与桃源梦的裂痕

在周克文努力打造世外桃源似的周家寨时，作家以纵横的方式展开叙事：横轴是周克文、周拴成两兄弟的琐碎矛盾及由此展开的赌气暗斗，纵轴则是剧变时代下激烈的代际冲突。由兄弟矛盾及父子冲突构成的家庭冲突对周克文“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桃源梦带来巨大的挑战。

周克文、周拴成兄弟俩的矛盾围绕“家业”和“族长”两方面展开。在家业方面，周拴成在分家的时候就在盘算侍养老人与产业之间的性价比，分家后虽然仅得很少一部分土地，但他一直精心侍弄土地，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超越兄长周克文，扬眉吐气。与鹿子霖和白嘉轩旗鼓相当的博弈不同，周拴成在与周克文的较量中几乎一直处于劣势。如果说在家业方面周拴成能够经过不断打拼赶超周克文，那么在权力方面，他却无法通过努力来获得族长这一头衔。尽管如此，他还是大胆地向族长发起了挑战，比如越俎代庖地组织了只有族长才有资格主持的耍社火、祈雨等活动。农耕社会的竞争机制不健全，个人出路较为狭窄，主体意识较强的人会不自觉形成“不同或相反于既有社会力量的原则”，“以抵抗无法承受的压迫”。所以，周拴成以传统的方式去挑衅族长的权威和稳固的社会秩序，尚未有接受现代价值的觉悟。

如果说周克文、周拴成两兄弟的矛盾是传统文化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那么周氏父子的代际冲突则是不同的主体身份认同以及文化认同之间的冲突。在考察科举废除对读书人的影响时，程美宝认为“晚清废除科举制度，并没有马上废除‘士大夫’这个身份及其附属的意涵，废科举所标志的，其实是‘士大夫’这个观念的分裂”，“中国年轻一代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不得不重新定义自己……为自己营造一个有异于传统士大夫忠君卫道的自我形象，这个新的自我形象的内涵，更多的是对学术独立的追求，对民众的关怀，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忧心”e 。程美宝显然是以“传统士大夫忠君卫道的自我形象”作为参照系来讨论“中国年轻一代受过教育的精英知识分子”对自我形象的想象和他们的价值追求。但程美宝的讨论仅止于此，并未继续探讨新旧两代知识分子因定位不同而产生的矛盾纠葛。而作者张浩文将新旧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纠葛在周克文、周立功父子间展开，从小说美学角度看，这种处理方式既能集中凸显新旧文化的冲突，又能让尖锐紧张的冲突因父子血缘关系得到舒缓。

周克文对最得意的儿子周立功给予厚望，把未完成的志业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但事与愿违，受新学哺育的周立功虽然理解周克文的理想与追求，却竭力在思想上与父亲捍卫的孔孟之道划清界限，并试图以新学取而代之，父子之间由此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大学毕业后，周立功为追随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所倡导的乡村建设，毅然回到周家寨办扫盲班，教村民识字。

周克文对周立功这项惠及村民的事极为支持，不仅将教室设在周家寨祠堂，而且还唱戏替儿子拉学生。儿子教村民识字时，周克文还上台讲授，比教学效果，这些似乎都表明了父子之间的共识与默契。周氏父子第一次思想观念上明显的交锋是在过年的行礼方式上：周克文坚持行跪拜礼，周立功坚持行鞠躬礼。父子二人都知道，方式的不同是新旧观念冲突的展现：周克文把这事提升到礼数人伦的高度，周立功也把它当作乡村建设移风易俗的破冰之旅。在周立功到夜校讲婚姻法，导致单眼的媳妇逃跑后，周氏父子再次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周克文气急败坏地要去打周立功，并关掉了周立功的夜校。面对儿子的挑战和进攻，周克文以静制动，老练沉着，没有丝毫左支右绌；但周立功在和父亲的对阵中，总是从攻变守，仓皇失措，最后只得落荒而逃。

面对兄弟的挑衅、儿子的挑战，周克文并非总是神闲气定、恪守初衷，比如因一时置气，他竟然让同胞兄弟夫妇俩饿死在饥荒中。兄弟出殡，周克文为兄弟摔孝盆固然需要勇气，但与其说是出于宽恕与仁义，毋宁说是他对自己过失的赎罪。然而，悲剧已然发生，周克文的举动并不能让亡者复生，只为求生者心安，他的过失也不能因此豁免。面对儿子用现代工业理论为其描绘的发家蓝图，周克文曾一度神往，也因此在拯救饥荒与投资工业之间举棋不定。兄弟、父子之间的矛盾，已经让周克文及其倡导的孔孟之道顾此失彼，加之他对圣贤之道的犹豫，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桃源梦也就发生了动摇。

三、饥荒与桃源梦的破灭

约绪·卡斯特罗在《饥饿地理》中写道：“饥饿残害人类，不仅在身体方面使身材变小，肌肉萎缩，皮肤损伤，而且影响他的精神，他的心理状况和他的社会行为……没有别的灾难像饥饿那样地伤害和破坏人类的品格。”f 与大多数描写“自然灾害及其导致的灾荒在其他作品中大多是以故事背景的形式出现”不同，《绝秦书》中的“饥荒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叙事动力”g 。

饥荒使人直面生存的困境，拷问人性的高贵与卑劣、缺失与坚守；饥荒是洪水猛兽，无情地撕扯掉人们伪善的外衣，也让周克文坚守的人伦道德摇摇欲坠，最终轰然倒塌。《绝秦书》淋漓尽致地描写了饥荒年代人性的复杂，批判了道德缺失的丑陋，赞扬了在饥荒中坚守人性的伟大。兔娃妈为方便卖身，将兔娃推进二十余丈深的枯井，最终用石头将兔娃砸死在井中；周宝根为求一己之安，带走所有家当导致双亲饿死；彩莲死前为见父母最后一面，几乎爬了一天一夜才到娘家，却未得到父母接待，饿死门外；单眼父子为了吃到肉，将人杀死。相反，猪娃的二爸和婶娘为了给大哥家留下香火，将亲生儿子狠心抛弃；二爸为了让侄子与妻子活下去，一直未吃东西，最后饿死；婶娘为了照顾和养活猪娃，下嫁周宝根，受尽各种折磨；周拴成夫妇挂念尚未归来的周宝根，一直到死也还想着为儿子守家看院。他们在饥荒中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仁义的真谛。

周克文是《绝秦书》中刻画得最为成功的人物，饥荒年代，他在施粥救灾和投资工业发家致富之间犹豫挣扎，后来终于选择施粥救灾。即使两个儿子接连丧命，他仍然坚持施粥救灾，树立起一座传统文化精神的丰碑。作为方圆百里德高望重的名儒宿老，周克文带领几十个村的饥民包围县城，迫使政府暂停征粮。弟弟周拴成与其妻被饿死后，周克文意识到灾情比他想象中要严重。他到县城为民请命，反被狡猾的孙县长将了一军。回家后，他试图躲在家里，但“明德堂”三个字又使他反省自己的行为。看到洋人施粥让中国人念洋经、信耶稣，他意识到“洋教毁我圣贤，乱我纲常，断我文脉”，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他视之如命的伦理纲常将在周秦故地上消失。他将施粥救灾视为拯救人心，“办不办工厂只关乎钱，收不收人心却关乎道统。钱可以少挣一些，可作为士绅，他不能看着孔孟之道在这里断了根啊，这是剜他的心头肉。道统散，天下就散了，那还得了”。收回人心，赓续中华文脉的确比帮助儿子办工厂重要得多。为此，三儿子周立言从凤翔运粮回周家寨途中，被刘风林手下打死；紧接着，周立功又因为粮食死在了刘风林手上。至此，施粥赈灾之于周克文而言具有收人心、承道统、救人命等多重意义。

周克文的义举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土匪旱地龙义务留下来负责维持饭场秩序。在打败了洋人之后，周克文赢得了洋人的尊重，挽救了道统和人心。不幸的是，周克文的放粥招来了“吃大户”（旧时饥民聚众夺取富家食物或去富家吃饭的行动）的人，他们蝗虫似的气势犹如沙尘暴，来势汹汹，所到之处寸草不留。他们淹没了粥棚，踢翻了圣人牌位，挤破了绛帐镇，踏平了周家寨。周克文苦心经营的道统人心还未立正，就被“吃大户”的洪流冲散了。尾声部分，周立德回到周家寨，一切几乎都换了模样，“他向街上人打听明德堂，那些人都说着他听不懂的外乡话”。周立德此时面对的不是“物是人非”，而是“物非人非”。周克文连同他孜孜以求的桃源梦，早在二十年前的饥民浪潮中消逝了。虽然有论者颇具感伤色彩地将周克文称作“关中大地最后一个乡绅”h ，但作者张浩文似乎并不想借此高唱一曲文化哀歌，而是对乡土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做出文化反思。国家和社会在匆匆登上现代化的高速列车时，带上一点自己的历史文化，让一场不知终点的现代旅途增添一点传统文化的底色，或许才是作家真正的希冀。

 

a〔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黄丽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张浩文：《绝秦书》，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3页。（本文有关该小说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c 范子烨：《〈桃花源记〉的文学密码与艺术建构》， 《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

d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见《〈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9页。

e 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页。

f 转引自高建国、赵晓华主编：《灾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1页。

          原载： 《名作欣赏》2020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