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喜娱乐城》在作家梦萌的创作生涯中，无疑是带有里程碑意义的尝试和探索。这种探索不仅仅表现在对他多年来坚守的文学话语的重塑和变革，更重要的是他以一种与时俱进的创作姿态，通过对象征体的智性设定和从容调度，从而完成了他对当代中国经济与文化深层矛盾的感性书写和文学释读。

                                        一

象征艺术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的创造性运用，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文坛上一道引人关注的风景线，是小说结构风格的一种前沿嬗变。从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发端，中经贾平凹的《废都》到陈忠实的《白鹿原》，形成了象征艺术创作的基本基线。毫无疑问，《悲喜娱乐城》是这条藤蔓上清香馥郁、清枝绿叶的新果。如果说，《废都》的作者借助于“埙”这一古老的乐器宣泄了一种弥漫在当时文化人群中苍白和无奈的“世纪末”情绪，那么，当我们伴随着“鬼城”案件的潮涨潮落、人事走马进入作品主人公亦悲亦喜、亦庄亦谐的命运历程时，便不难发现，“鬼城”在作家的审美视野中，决不仅仅是为人物营构的“典型环境”，也不仅仅是穿缀故事链条的“缗绳”和环节，而被作家从哲学的角度诠释为一种畸形的文化“符号”，一种个性的语体，一种负载着人物理想与现实相背离、生存与环境相冲突、灵魂与肉体相裂变的价值象征，这标志着梦萌对传统文学理念的超越和对自身创作经验的质的飞跃。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怀特说：“象征是所有人类行为和文明的基本单位”，而西方另一位文艺理论家劳·坡林说：“象征的意义可以粗略地说成是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其本身。”在《悲喜娱乐城》中，“鬼城”这一象征体的设定背后潜藏着作家凝重的文化目光。当中国人忽然在一个早晨打开门户，迎接着色彩斑斓的欧风亚雨时，当生命主体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蹒跚了三分之一世纪而被卷入市场经济大潮的漩涡时，当国人赖以支撑的传统理念遭遇到五彩缤纷的经济行为的冲击时，历史的变迁并不像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呈射线的延伸向度。对新生活心理准备的不足，使得中国人心灵的大陆在史无前例的波峰浪谷中发生了多元的倾斜。泡沫经济、虚假繁荣让胥州市的市民们眼花缭乱、亢奋迷茫。它所酿造的喧嚣而又纷乱的文化氛围、浮躁而又幼稚的文化心理、多彩而又杂芜的文化生态鬼使神差地主宰着从费希蒙到殷小铨、从连向北到南采萍们的情感世界和道德行为。

胥州市的市民们趋之若骛地集资修建作为文化娱乐项目的“鬼城”，正是这种畸形的经济和文化所孕育的“怪胎”，作为作品中承负人物命运的载体，它是具像的。一座“鬼城”，铺陈着胥州市民从渴望富裕到上当受骗的沧桑步履；交织着以费希蒙和殷小铨为首的一批文化人从价值追求到理想幻灭的悲喜人生；夤演着南彩萍、花大姐这些曾经分享过权力荣耀的女人们在权与法的较量中苦苦追寻的心路历程。然而，我们关注的是，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它在作品中存在和消亡的意义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它分娩的故事和人物本身，而被注入了精神批判和文化批判的丰富内涵。“鬼城”其兴也勃，其去也忽，在大火中结束了它轰轰烈烈短暂的生命的意象描述，把作家的艺术境界提升到哲学的层面，是当代中国在市场经济原始积累中历史成本和文化代价的缩影，“所有的在某种形式上或在其他方面揭示出意义的一切现象都是符号，尤其在当知觉作为某些事物的再现形式或作为意义的体现，并对意义做出揭示时，更是如此”，他的凝重的含量远比作家所精心营构的故事传奇更具震撼力量。

二

 

小说是艺术的文本，在小说作品中引进象征体，不可能独立于作品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之外。相反，它总是通过作家艺术直觉的从容调度而被故事和人物外化出来。作为一位有着漫长创作经历的作家，梦萌在这方面的探索无疑是游刃有余的。首先，“鬼城”隐寓着人物的悲剧命运。在作品中，连向北这个人物的生与死是耐人寻味的，作为“鬼城”的集资首倡者和总经理，他一走进“鬼城”，就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不断地传递着这一文化“怪胎”悲剧结局的信息，所以，他的死在某种意义上是“鬼城”这一象征体的辐射和延伸。而晶晶、殷小铨的葬身火海，又何尝没有从另一个侧面象征着一种“变态”文化的短命呢？对文化生态从根本上说是特定历史阶段经济形态的反映，建立在泡沫经济基础之上的畸形文化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不是在规范和秩序的过程中被取缔，就是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挤出激流。

其次，“鬼城”隐寓着人物的精神冲突。对于费希蒙和殷小铨来说，他们本来都是一群富有良知、坚守道德、才情横溢的文化人，他们追求着自己的追求，爱着自己的所爱，然而，这一切都因为与“鬼城”的结缘而被生活的变奏所扭曲、所异化；他们的人生轨迹因了一座“鬼城”而改弦易辙，他们执着的文学情结被光怪陆离的世俗和人欲所淹没而经历了从沉沦到回归宁静的曲折的基线。作家笔下的殷小铨是一个十分丰满的人物，在他的身上，纵欲的游戏人生与对纯真的爱情向往相并存；正义的善性与流俗的行为相伴随；价值的坚守与理想的幻灭相交织。他是一个矛盾体，“符号是艺术篇章最基本的元素，符号构成了艺术的表达”，殷小铨性格中的这种矛盾是“鬼城”这一象征体的具像折射。在这部作品中，独臂哑巴这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然而，他的行为最好不过地表现了“鬼城”作为作品象征体的话语范式。他对发生的一切在许多场合保持着沉默，并且因了这种沉默而往往被人忽视，确实扮演着一个“幽灵”的角色，从官司的来龙去脉，到许多故事的细枝末节，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阴暗的心理本身就囊括了许多象征意蕴，他对于引导读者破解“鬼城”这一象征体的意义远远地超出了他本身存在的人物价值。在这里，多少透露出作家对庄子人生哲学的承继。庄子曾经感叹人在浩阔的宇宙面前十分“渺小”，如同“稊米之在太仓。”如果说，在茫茫的宇宙中，“人”的渺小感源于对世界无限性的感知，那么，在社会领域，人对于命运的无奈则主要地来自于对“人”的尊严、人作为人格主体的冷漠。而这些恰恰是殷小铨屡屡或缺又苦苦所求的，所以当他冲入大火并叩响死神门环时，仍念念不忘地要做一个“好鬼”，及至因舍身救人而葬身火海，最终圆寂了自己已无法感知的人性的崇伟和人格的尊严。透过作家对人物生存状态的追溯，不难看出，营造一个人的自尊和人的主体存在的和谐社会，正是作家文化批判的价值所在。

再次，“鬼城”隐寓着作家浓重的人文关注。人性的伟大辉煌，正在于人的主体和人的“为人”的意识。也许正因为这一认识夤缘，在这里，“鬼城”与“鬼城官司”已不只是艺术的客体和具象，而实际成了人性中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较量和交锋。围绕“鬼城”官司而发生的风风雨雨，从南彩屏、花大姐对权力的膜拜到最后不得不借助于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从高挞对上访群众的虚与委蛇到冯喜的搜求伪证，从蔡悒被“拼时间论”淘汰出局到丁干然权力的得而复失，从金银花对哑巴儿子感情密码的破译到独臂哑巴灵魂的畸变直至纵火行凶……说到底是一种人文现象，是因为一个绵延了数千年的“幽灵”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徘徊，那是一种精神的赘负、一种心理的“鬼城”、一种文化的惰性，是“鬼城”作为文化象征广延性的艺术拓展。如果我们不能够清除长期盘踞在灵魂深处的“鬼城”，在文化意义上实现权力、法律、道德向“以人为本”的复归，就不可能真正确立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鬼城”的焚毁和主人公殷小铨的死，是一种生命的涅槃，一种精神的更生，一种文化的扬弃，是《悲喜娱乐城》象征艺术创造的最高亮点。

三

文学作品中的象征体是一种立体的存在，它不仅是作家透视文化形态的话语实体，也是交织各种关系的枢纽，“鬼城”是在倾斜的文化背景下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聚焦点。

一是人与社会关系函数公式的常量和变量的坐标向度完全以物质“鬼城”和精神“鬼城”而旋转，人的理性和智性被一种骚动的情绪所驱使，人的追求离开了人作为世界最高本质的轨道而被蒙上了一种“时尚”的氤氲。因而，费希蒙和殷小全在街头邂逅而引出的关于开办文化中心这样一个庄严的课题不但没有营造出一片文化的净土，反而陷入了“鬼城”的精神囹圄。我以为，第三章是解读全书的钥匙，作家提出了一个十分发人深思的问题，这就是“人怎么喜欢鬼故事？”作家借助于连向北的导游，一步步地把两个很纯真的文化人引进了一个“鬼”的世界，磨掉了他们思想的光彩，消解了他们对社会的使命感。从此，“鬼城”就成为他们命运中驱除不掉的噩梦，始终缠绕着他们，直至把殷小铨推向死亡场。这个长期盘旋于人们心中的“鬼城”是什么呢？游完“鬼城”后，连向北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对费希蒙和殷小铨等人的价值的认知只有一句话，这就是“其实现在我们也不缺钱，只是想用你们文人的大名，这就叫文化效应，名人效应。”这就是说，他们要的是一种形式，而根本不是什么内涵。这样，主人公衡量自己与社会关系的价值尺度不再含有文化人对于故土的“赤子”情怀，而成为一种索取、占有、雇用的利益关系。社会对于他们，不是生命的襁褓，精神的母体，而成为他们浪迹人生的游戏场。而这些文化人后来的一系列行为都几乎可以从这里获得解释，这无论是在思想含量还是艺术含量上都是振聋发聩的。

二是人与人关系的走向完全被“鬼城”所主宰。如果说，物质的“鬼城”是对于主流文化的一种逆向的流动，那么，精神的“鬼城”则是对人际关系常态的颠覆。于是，朋友之间无“忠恕”可言，恋人之间无“真诚”可论，一张旧船票，可以不断地登上熙来攘往的客船，“真与美”、“善与诚”顺着随波逐流的船舷飘落在遗忘的角落。一方面，费希梦和殷小铨因了一种文化情结而走在了一起，另一方面，他们又为一个“女人”而各怀心思。费希蒙爱着晶晶，但晶晶却将他拒之门外而与殷小铨投怀送抱。道德和情操在这场情感游戏中对人际关系的约束显得如此地乏力和无奈。一方面，在南彩萍的心目中，仍然对曾经被她推荐过，后来成为胥州市委副书记的高挞充满希望，另一方面，高挞却用一种表面上谦恭的虚伪应付当年的老上级。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一种“公允”和“随和”的氛围中冠冕堂皇地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冷落”和“疏离”。一方面，法官丁干然在晶晶温柔之乡中干着“卖法”、“枉法”的勾当，另一方面，他却堂而皇之地坐在蔡悒的办公室内争论着案件的“真伪”，并且唆使冯喜向蔡悒行贿。有一位伟人曾经说过，经济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种没有法治、没有秩序的经济背景下，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建立和谐的、新型的、民主的、透明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在调度小说象征体时所表现颇为深邃的思想向度，是耐人咀嚼的。“鬼城”虽然被烧毁了，然而，“鬼城”纵火案并没有结束，在小说结尾，费希蒙意味深长地对养子（殷小铨遗孤）说：“明天是你们的，就由你们安排吧！”“但要答应我，上街要遵守交通秩序，去公园要遵守游戏规则。”这不只是训导儿子的私家之言，而是对社会的一种告戒和劝勉，是在经受了炼狱般“鬼城官司”后发自肺腑的一声呼吁和呐喊。在商业社会，随着经济交往的活跃与多变、社会关系的开放与多元、感情世界的丰富与敏感，人们多么渴望道德的匡正与法律的呵护啊！这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小说也没有最后了结，而是把一个广阔的思考空间留给了读者，读来余音绕梁，经久不绝。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作家赋予笔下的人物以多面的、立体的性格。如晶晶的纯情和风骚、花大姐的肤浅和执著、独臂哑巴的沉默和阴冷，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品的语言现代和时尚，富有张力。当然，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我也不能不指出作品留给读者的诸多遗憾。首先是语言的风格不够协调，雅者过雅，离开了人物的角色特征，而俗者却过俗，伤害了作品的整体美；其次是在叙事过程中嵌入了作者过多的、游离于主题之外的议论，显得过于生硬。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新的叙事方式和话语环境的探索还没有达到理性的自觉。尽管如此，但是，这似乎并不影响我们从整体上评价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