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村整体拆迁，老家的老屋自然在拆迁之列，我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和家人收拾了屋里的所有大小家俱，临了，在木楼的西墙角的竹筐内，发现了一卷泛黄的纸质资料，打开一看，厚厚的约七十多页，尽是父亲五十年前写的“申诉书”。我知道，这只是父亲几年如一日书写申诉材料的一部分，有些是写好没有寄出去的。尽管有些地方纸质已经腐杇，稍一动就掉渣儿；有些已经粘连，是雨水渗透其中，变得字迹模糊，但它是宝贵的历史资料啊！是父亲含冤受屈十年的真实历史，记录了当时父亲悲愤的心理历程……我小心翼翼地一页一页整理，边读边忆，一些已经远去的往事又清晰地浮现在脑际，悲愤在心头。

                               一

    统观整个材料，父亲的申诉书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啊！其申诉的主要内容，首当其冲的是他1946年夏天到1947年秋天任商棣第六保副保长的一段经历。

     父亲出身贫苦，生于1921年2月26日，一岁上失了祖母，爷爷常年在外打工，根本无力照管他，靠老爸爸爷抚养长大。他自己打柴割草卖钱读书，1943年3月到大峪沟山岔村教书，年薪只有一石包谷，所教的只有8名学生。第二年又转到茶房万湾村初小，和一个叫张文华的老师同在校教书，年薪每人一石两斗包谷。到了1946年三年解放战争中，原第六保保队副巩喜元被游击队处死，过去当官捞油水的人一看大势不妙，都没人敢再干，镇公所任命一个叫传俊儒的人当第六保副保长，传俊儒一听立马偷跑了，坚决不干，弄来弄去，就是没人干这差事，有人就把目光瞅到了忠厚老实的父亲身上。

      父亲当然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那战争的风云变幻岁月里，腐杇的国民党政权已经是人心丧尽、风雨飘摇，基层的保长甲长帽子是一颗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愿坐这棵大“萝卜”，于是有的就实行“轮流坐桩”，这一月你当，下一月他当，有的甲长轮到小脚寡妇了也照当不误。父亲知道这是瞅“鳖人”呢，于是偷跑到虎山怀的王渠村姑婆家躲藏十多天，坚决不当这个“副保长”。谁知这事被共产党的游击队队长张生财知道了，他为了游击队的生存，能让万湾一带的粮食上南山供给游击队，又考虑保里实在需要一个游击队的人作内线，便把父亲叫到龙王泉他亲家李录印家里，当着李录印和其妻彩琴、其子李庆瑞（张生财女婿）的面，陈说要父亲当副保长的利害，并说这是巩德芳司令员的意思，同时让自己的女婿李庆瑞当保丁，说“你怕我哄你，叫娃跟你跑，你总该放心了吧？”

    父亲碍于情面，答应了张生财，但心里仍然是很纠结。恰在这时，父亲本家的一个担任游击区长的叔叔叫张自强（小名张仓娃）从延安回来，他从大局考虑，也要父亲当这个副保长，并表示一定全力支持，就这样，父亲才接受了他的意见。

        当时正是中原部队突围至陕南一带的艰苦岁月，疲惫不堪的中原部队一进大峪沟，缺吃少穿。按游击队司令员巩德芳同志的指示，父亲筹送粮食30多石，其中为李先念将军率领的部队送小麦21石，还有猪肉、布匹、鞋袜等生活物件，受到了游击队领导的称赞，这些事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健在的老游击队员雷风彪、巩正运、巩兴厚、齐述全以及万湾村的老年人都可以证明。

   1947年中原部队北渡黄河以后，加之游击队司令员巩德芳病逝，陕南山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游击队队长张生财被敌人枪杀于大峪沟，原游击区长张自强写信给父亲，叫立即跑掉不要再干，父亲就躲在深山一月多，捎信的人有张顺善、张甲娃。后来保里寻下李景芝接任，父亲就继续从事初小的教学工作，一直到解放。

     此段经历，游击队的领导清楚，万湾一带的老年人知道，1958年审干时，组织已做了结论，认定了为共产党游击队派出作内线的事实。但是，从1966年暑假开始，造反派和一些别有用心的派性人物全盘否定了组织的结论，每次揪住这个“副保长”不放，严重时给父亲戴上“伪副保长”的白袖筒，一次又一次地扣发布票、粮油供应，还几次停发工资，无休止地批判斗争，反反复复长达十年之久。

     父亲是个坚强不屈的人，他一次次申诉，所寄的材料均石沉大海，既不肯定，又不否定……一个简单的事情，弄得他不知所措，几乎神经错乱……

                                二

      父亲申诉的第二个问题，是否参加了伪三青团组织。1938年前，他在两岭小学读书，因为是贫穷学生，一直没有那个人让他参加三青团，到毕业后也没有人说过。1958年审干时，从学校档案里查出当时的校长彭希祖为了完成分配的加入三青团指标任务，就把当时所有学生全部造册登记集体加入三青团，个人并不知道。丹凤县审干办给予的组织结论是：因为是拟报，本人不知道，不做三青团员认定和处理。

       1966年秋季，这一问题又提出来了，并且有一个叫巩福昶的证明，说父亲不光是三青团员，而且是区分部的宣传委员。这个巩福昶是男是女，是高是低，是黑是白父亲都不知道，从未见过此人，他怎么能证明此事？但事态持续恶化，此人还证明父亲当过防奸组长或副组长，父亲当然拒不承认，要求当面对质，但谁管呢？一次次申诉泥牛入海，没有人来认真调查，没有人来做结论。并且当时的校长彭希祖一口咬定，就是三青团员，就是骨干，但真正的证据就是当时拟报的花名册，再也拿不出什么证据……

       就在父亲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时候，当时的县革委会苟主任批示公社革委会对此事认真调查。公社革委会抽调了许志坚等人组成专案组进行调查，像前几次一样，调查组到了彭希祖家里，询问我父亲是否是三青团员？是否骨干？是否担任过宣传委员？被历次运动整怕了的彭希祖，还是一口咬定就是的，调查组让其写了证明材料，按了手印，准备走时，许志坚动了侧隐之心，和另外一个干部商量了一下，问彭希祖道：“还有一个人，名字叫许志坚，他是不是三青团员？听说还是分部书记？”这彭希组连想都没有想，就说：“许志坚？就是三青团员，就是分部书记，我记得很清楚，一点没错！”说完，就准备写证明材料。许志坚当时大怒，指着彭希祖的鼻子骂道：“你个害人精！不知道害了多少人！你知道你这一句话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吗？啥东西！你看，我就是许志坚，我入过三青团吗？当过三青团分部书记吗……”彭希祖低下头，一言不发。调查组回去向公社革委会做了汇报，此事又一次不了了之搁浅了。

                              三

    父亲申诉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土匪刘发运的死亡问题。

     刘发运是原商县刘家塬村一个出名的土匪，国民党部队和共产党游击队都要除掉他。在一次国民党保安团的追捕中，他躲在万湾其姐家的红薯窖里，被尾追而来的保安团用点着的包谷杆加辣面熏死。这是当地人所共知的事情，但到1969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刘发运姐姐的儿子，也就是其外甥——一个曾经是父亲从小教的李姓学生检举说，其舅舅的死是父亲向国民党告了密才被熏死的，并且说打死其舅舅时，自己躲在桌子底下，亲眼看见父亲领着人用辣子熏死了其舅舅。

       这是天大的命案，父亲如雷轰顶，他连一点也不知道此事，何况这个姓李的学生从小都是他带在身边，给其教知识，为其补衣服，捉虱，晚上睡在身边，尿床了让其挪到干处，自己睡到湿处，长大了又帮助其当了民办教师，一步一步看着其长大成人，从未见过此人对自己不尊，还多次要求认父亲为“干大”，而在运动中，他突然提出如此重大的问题来血口喷人、成心诬陷，这让父亲百思不得其解，不晓得为何此人昧了良心，陷自己于灭顶之灾？他百口难辩。对方也拿不出半点证据，但只是像毒蛇一样咬住不放，并唆使其母作证，说是父亲告密致使刘发运命丧黄泉……

      当时真是黑白颠倒、忠奸难辨。专案组在姓李的一再挑唆下，于1969年古历腊月21日上午十一点开始在法兴寺小学院内对父亲进行揪斗捆绑，至晚七点左右又拉到教室对父亲进行了严刑逼供，姓李的把其母背到刑讯逼供的现场，与一伙丧心病狂的造反派将父亲捆绑吊打一夜，逼他承认刘发运的死与自己有关，并要承认自己曾是三青团骨干，反奸组组长；姓李的母子俩用拐杖、板凳腿将父亲的胳膊和腿打坏，两颗门牙也被打落，残忍地折磨持续了一夜。父亲坚决不承认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专案组无奈，又将当时任保长的巩耀文（也是当时游击队的内线）抓来吊在空中，逼他证明父亲曾经是反奸组长，向国民党保安队告的密。巩耀文一口否定，说即是当反奸组长也是正保长当，轮不到副保长当，刘发运的死，与我父亲无关……造反派恼羞成怒，在吊到空中的巩耀文身下隆起了背笼大的一堆炭火，烤得巩耀文张大口，气都出不来了。一个擅长打人的造反派小头目，用火剪挟起一根红炭，直接就塞到巩耀文的嘴里，只听得一声惨叫，巩耀文昏了过去，专案组连一句他们想要的假口供都没有得到……

        打到鸡叫三遍时，父亲和巩耀文都只剩下一口气，这伙惨无人道的家伙们才罢手。姓李的背着其母返回了家里……但事情仍然是个“圆包蛋”，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下结论。

       巩耀文被家人用耙磨抬回家后，由于伤情过重，一直卧床不起，几年后过世……

      一年多后，父亲用另一只未残的手，在无助中一次次地写申诉，而一次次地无望使他的精神受到严重伤害，说话语无伦次，常常一个人独说独念，不知道说些什么，只是说自已冤枉，姓李的学生血口喷人，诬陷自己……

                              四

      1977年春天，棣花公社突然召开全体教师大会，公社副书记贺有廉在会上宣布：推倒强加在父亲身上的所有不实之词，恢复名誉，然后把一大堆历年的检举揭发及调查材料付之一炬，熊熊大火烧掉了父亲的十年之辱，他一言未发，回到家里静静地坐在房子里，看阳光透过窗子照在炕上，照在自己身上……

     但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刘发运的死因大白于天下，清理阶级队伍中原国民党保安团的人员证实，刘发运的死，是他姐姐害怕连带自己遭殃，向保安团告的密——事情至此真相大白。当地政府和群众，把这个自己作恶反而诬陷好人的恶婆娘绑起来游了街，批判斗争，从此恶名在外，人人指脊背，家里路断人稀……

         父亲是教书育人的老师，他不信神、不信鬼，更不迷信任何梦境，但1966年夏天的一个黎明，他忧心忡忡地对母亲说自己做了个恶梦，梦见一头长牴角的犍牛，追来追去要牴自己，快撵到悬崖边时，回头一看，那头牛却渐渐化做一堆白骨，又化做一滩水，不见了……，这梦境，多像他十年来的遭遇啊！十年含冤受屈，十年挨打致残，十年全家提心吊胆，十年没有一天宁日……到头来，竟是这样一个结局？一切的一切，真是一场恶梦啊！父亲感谢共产党，认为是党为自己洗清了冤案，他拖着病体，在巩家河小学把床支到了课堂上为学生上课，这些，他的学生们曾用幼稚的笔做了记载，现在还有人念念不忘……

    纵观父亲留下来的“申诉书”，给人留下了很多思考：为什么已经做了结论的事实，又增添了不少可怕的因素？为什么一些简单的问题，长时间的得不到调查处理而纠缠不清？为什么一个长期受到老师恩惠的学生，会在运动的极端环境中昧着良心反咬一口诬陷对自己有恩的老师，并且残忍的将老师打残？……无数个“为什么”经常浮现在我的心头，虽时过境迁，但仍然引人深思，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导致了父亲的十年冤案：

      ——林彪、四人帮及其一大批爪牙以极左面目出现，将阶级斗争无限扩大化是造成父亲十年含冤的深层次原因。那十年，全国含冤受屈致死致残的人不计其数，受整的人数无法计算，我那时上十岁，全村百十户人中，“五类人”“八类人”将近四五十人，一句话可以打成“反革命分子”，一个动作可以定为“三反分子”，棣花大队一个农民，每次开会时都爱举拳头喊口号，在一次开会时呼错了口号，立马被绳捆索绑，押到看守所判了刑，成了“反革命分子”；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在“讲用会”上把毛主席的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念成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当下就被批判斗争，吓得小姑娘吃不下饭，险些自杀；棣花公社在二郎庙前的戏楼前开大会，上百名“阶级敌人”一律腰弯九十度，黑压压站了一大片……父亲的冤案，只是万千冤案的其中之一罢了。

      ——相当一部分人在样板戏“高大全”一类文艺作品的影响下，把革命者完全圣洁化，用圣洁化的标准把很大一部分支持革命的同志推向对立面。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红卫兵之类，根本不了解历史，用“杨子荣”、“李玉和”等形象来要求革命者，一提起国民党兵，就是歪戴帽子，叼着纸烟，流里流气的土匪习气，一提起国民党政权里边的人物，都是汉奸流氓的模样，其不知，历史根本不是文学作品里描写的那样简单，它远比文学作品丰富而深刻，也复杂得多。拿陕南三年解放战争来说，敌中有我，错综复杂，“白皮红心”的革命者很多，像韩述绩、许佐善、姜老四……他们是共产党和游击队一支可靠的地下力量，是游击队的眼线，没有这样一大批人，游击队何以打胜仗？何以立足、发展？但是，这些对革命本应有功的人，运动中统统成了“阶级敌人”，有的甚至推向绝路，比如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解放军兵临重庆时，他被关押在白公馆，特务都去渣滓洞枪毙人了，他说服看守逃了出来，他是白公馆逃出来的19人之一。从圣洁化角度来说，成了怀疑的对象，批判斗争，最后，他委屈的跳楼自杀了。还有《红岩》的第二个作者刘德彬，在渣滓洞特务用机枪扫射的时候，同监房的人扑倒在他身上，挡了子弹，他躲到死人堆里，听到特务补枪，人们都在喊“共产党万岁”，他就悄悄地爬着，等特务补完枪跑了活了下来，是侥幸活下来的15人之一。但运动中红卫兵批判他：“人们都喊共产党万岁，你为什么不喊？”当时就是用这样的圣洁化标准来批判定性人，不能说不是一个历史的沉痛教训。

      ——社会上有些政治野心家借机整人害人，是造成父亲冤案的又一要因。有些人平时无法实现政治野心，一看运动来了，认为机会到了，以卑劣手法陷害整人发泄私怨，借“清理阶级队伍”打击残害别人，不尊重历史，不尊重事实，对平时工作认真，能力突出的干部，捏造事实，欲致于死地而后快，大肆残害别人，欧打甚至杀害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人。在残酷殴打父亲的专案组成员中，基本上都是平时不认真工作、口碑不好的“政治打手”，有的是农村中出了名的懒汉二流子或赖皮，他们假公济私、借刀杀人，实为社会上的人渣，运动中多少人，就是被这样一群造反派整死的。

        ——特殊的政治气候造就了一些靠栽赃陷害他人得势的小爬虫。这些投机小人昧着良心，投机钻营挖空心思陷害他人，借以表现自己，往高处爬，借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大的如林彪之类，小的就像父亲一手栽培的李姓学生。这些人，别的本事没有，害人说假话诬陷人的本事无人能比，害了人，脸不青不红，心安理得，忘记了“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古训。但天道轮回，报应不爽。姓李的母子早已遭到了天谴，其母死后一周无人知晓，鼻子、耳朵被老鼠咬掉半截，嘴唇也咬了个豁豁；后代上吊的上吊，出车祸的判刑，生病的早死；就连自己断气的那天，天空电闪雷鸣，巨雷把屋前的大树拦腰劈断，此人连吓带病，一命呜呼……

      ——一些工作中和生活上的恩怨参杂进了案件，导致案件很难澄清。父亲的另一个学生李海屏，聪明好学，长大后分配在外省的一个县委宣传部当副部长，可能是年轻气盛吧？一次因生活小事没有满足顶头上司，这就触怒了领导，派人秘密调查其背景，恰好查出在两岭小学集体拟报三青团且任分队长之事，而他自己毫不知情。于是，“抗拒从严”，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发配原籍监督劳动，弄得妻离子散。可他坚决不服处理，多次拿五毛钱进京上访，扒火车，讨饭吃，甚至躺在中南海大门口挡江青、张春桥的轿车，但收效甚微。原因是主政县革委会的还是那位顶头上司，试想这案如何翻得过？作家贾平凹的父亲贾彦春，教书育人，当地威望颇高，曾用耳光教训过一位不孝敬父母的男子，那男子怀恨在心，便举报贾彦春穿过“国民党”衣服，这国民党衣服什么样？谁也没见过，但进而查出其在西安田家湾小学教学时，听过胡宗南训话，于是牵强附会说贾先生是“国民党特务”，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押回监督劳动（见贾平凹《我是农民》一书）其实，他并没有参加什么培训班，也没有听胡宗南训话……当时的背影就是这样，许多居心叵测的人，恨不得天下所有人都被打成“阶级敌人”，因为，揪出一个有问题的人，特别是与自己有纠纷的人，既可借刀杀人，又可出了自己的一口恶气，还可得到上司赏识，转正、入党，有的升官，何乐而不为？

       父亲冤案的成因很多，但主要的就这么几点，他寄出的申诉书很多，绝大部分都渺无音讯，仅我知道的就有县委崔书记，军管组苟组长，韦政委，文教局的李局长，张局长，公社的李书记，中学的刘校长等等。少数的在一定程度上也起了作用，比如军管组的苟组长（他一度兼任了县革委会主任）多次批示公社要认真调查，对不实之词和无证据的材料进行了质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诬陷之风，保护了良善。十年中，父亲的公职得以保留，说明了事实就是事实，不实之词虽可一时得逞，但终究纸里包不住火。

                             五

       那场“史无前例”的历史早已过去，父亲的“申诉书”也只能当作一种史料、一种记忆、一种教材来阅读，相信这场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上演，但对后人来说，可能听这些犹如听笑话，也可能还有人认为是天方夜谭，因为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好像是刚刚发生的真真切切的事情，故而常萦绕在心，挥之不去。

     父亲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1980年全国清理“三种人”时，刚走上教师工作岗位的我，曾将父亲受诬陷的事写信给当时的中组部部长***同志，请求查处。经***同志批示，丹凤县委“落实办”派员调查此事，如果属实，姓李的不光是开除公职，还要判刑。谁知调查组组长和姓李的同在一个系统工作，是熟人，禁不住姓李的求情，这组长便带人住在我家，好话说尽，要父亲原谅这姓李的。父亲心软，在连续四天四夜的车轮战之后，写了证明，说当时打人的没有姓李的，致使姓李的在“清理三种人”时蒙混过关。虽然后来我又进行了申诉，但县委最终只给了姓李的一个严重警告，要求当面给父亲赔情道歉，此事以这样的结果落下了帷幕，不能说是一个遗憾。

    父亲能在如此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得以生存下来，最重要的是他对共产党忠贞不渝的信仰，他始终相信共产党不会冤枉自己，十年中没有对党说过一句怨言。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母亲的贤惠和善良，在卧床不起的一年六个月中，全凭着母亲的喂吃喂喝才使他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父亲一直视母亲为恩人，他们从未争嘴吵架，堪称恩爱夫妻。

     在长达十年的含冤受屈中，来自乡里乡亲的温暖让父亲的心灵受到了慰籍。在法兴寺受到残酷欧打致残不能动弹的十多天里，附近的亲友天天慰问、送饭；腊月三十晚从法兴寺抬回家时，表叔们和亲邻12人摸黑用担架抬了五六里，安顿好后才离开；在卧床不起的日子里，前场里的竹子妗子、村东头的甲正、书正、村北头的民化叔、三化叔，邻村的振壮等乡亲一到晚上就来安慰、探望；公社卫生院的王淑琴医生在买药诊断方面给了极大的支持，村里的赤脚医生吕长山、许高正三天两头来打针送药，还有箭沟垭村的接骨老中医张兴森，多次摸黑走十多里来我家给父亲胳膊接骨……这些，都温暖了父亲残碎的心，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

         我把父亲的申诉书给孩子们看，他们一脸茫然，但是我还是不厌其烦地讲给他们，因为我想让他们知道这一段快被人遗忘的历史，也不想让他们重蹈历史的覆辙，以防我们的国家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历史的悲剧也不会再演，我相信已过往的这一段历史也绝不会被后人忘记。